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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全人类产生风险及影响合并

更新时间:2025-01-11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风险,尤其是对极端气候,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未来气候变化将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8种关键风险[6]。气候变化增温幅度的提高将加剧自然和人类系统广泛的、严重的和不可逆影响的风险。该研究的空间评估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截然不同,主要受温度、降水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

为了人类后代以及物种的生存公平和生存环境,避免未来不可逆事件以及危害[1]的发生和更大量的投资,气候变化[2]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危机都需审慎对待、未雨绸缪。大量的科学研究[3]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对未来做出谨慎的估计和评判。

剑桥大学科学与政策中心(CSaP,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15年发布的受英国外交部委托、由英美中印等国专家共同完成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引发系统性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可能由气候与复杂人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引起的;此外,气候变化也会对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安全造成负面影响,成为冲突来源,滋生恐怖主义。国际社会目前在实施人道援助方面已竭尽全力,未来的情况可能会远远超出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国家失败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有可能很多国家同时产生这种风险,甚至当今的发达国家也会受到威胁。

(一)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

IPCC[4]第五次评估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14:影响、适应和脆弱性》[5]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全球自然和人类系统包括11种领域和9个区域(各大洲、两极地区和岛屿)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人类系统对气候变化风险,尤其是对极端气候,有着明显的脆弱性和暴露度。未来气候变化将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8种关键风险[6]。气候变化增温幅度的提高将加剧自然和人类系统广泛的、严重的和不可逆影响的风险。通过迭代过程、协同效应为核心的灾害风险管理,自然和人类系统将减少暴露度和脆弱性,增强自然系统和人类社会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适应与减缓相结合,经济、社会、技术,以及政治决策和行动向气候恢复能力路径转型。

欧洲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JRC)的科研人员公布的研究通过结合IPCC最高排放情景[7]下的区域气候预测与复杂的水循环模拟发现,未来全球变暖给整个欧洲带来的洪水损害可能远远大于预想。如果不采取减排措施,如今每100年一遇的极端河流洪水的发生频率在未来100年里可能会增加2倍,意味着21世纪末气候变化对欧洲陆地、资产和人民造成的损害平均会增加200%。[8]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研究人员,结合5个不同的全球气候模型和未来气候变化的两种RCP情景,在RCP 8.5情景下,气候变化会导致2050年前地球某些地区出现史无前例的干旱,其中包括地中海和美国西部。气候变化导致干旱的严重程度和频率都比以前增加。[9](www.xing528.com)

(二)农产品产量波动且品质堪忧

刊登在2015年1月《自然》(Nature)杂志的一篇题为《气候变率能解释全球1/3的作物产量变化》(Climate Variation Explains a Third of Global Crop Yield Variability)的文章显示,气候变化导致每年约2200万吨玉米、300万吨水稻、900万吨小麦和200万吨大豆的产量波动,相当于每年3600万公吨的食品当量,在全球年度玉米、水稻、小麦和大豆的总产量中的占比为32%~39%。该研究的空间评估结果显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气候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截然不同,主要受温度、降水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10]2015年5月19日,世界渔业中心(World Fish Center)和国际热带农业中心(CIAT)发布题为《气候变化与水产动物疾病》(Climate Change and Aquatic Animal Disease)的报告指出:“鱼类为全球超过45亿人口提供了至少15%的人均动物蛋白,它在保障人类粮食安全和人类营养方面起关键作用。预计到2030年,鱼类以及其他水产品的产量翻一番才能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气候变化可通过改变病原体的分布、发病率、毒性和宿主的易感性,严重威胁着水产品的产量。”[11]上述两份报告反映了农业产量和渔业品质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威胁人类的生存品质;更严重的是,气候变化导致物种多样化受损。《科学》(Science)在2015年5月1日发表的题为《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灭绝的风险》(Extinction Risks From Climate Change)的文章称,未来气候的变化幅度将成为导致物种灭绝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继续保持当前创纪录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速度,那么地球上高达1/6的物种可能遭遇灭绝[12]

(三)减缓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更加受损

发展中国家由于客观地理位置、基础设施不完备、技术装备落后、资金人力资源匮乏等因素防范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是不利气候变化的主要受害者,我国也不例外。英国风险顾问公司Maplecroft[13]早在2013年10月发布题为《2014年气候变化和环境风险图集》(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Risk Atlas 2014)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到2025年,全球经济产出的31%(相当于44万亿美元)将面临高度或极端气候变化风险。2013年的CCVI指数评估了全球193个国家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结果表明,南亚和东亚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所受风险最严峻,印度名列第20位,中国名列第61位。Maplecroft分析报告还发现,面临气候风险最严重的5个城市分别为孟加拉的达卡、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菲律宾马尼拉和泰国曼谷;中国制造业的心脏地带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包括广州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处于报告中最易遭受气候变化风险的地区之列。《自然——气候变化》(Nature:Climate Change)杂志2015年1月12日在线发表题为《严厉的减排政策下温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Temperature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Warrant Stringent Mitigation Policy)的文章中,也指出气候变化将可能大大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对贫穷国家尤其明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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