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地位

孟祥霞

中国近代是甬商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甬商凭借自身有利条件，迅速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领域，并且在传统金融业——钱庄业中获得了巨大发展。19世纪80年代以后，甬商将商业利润投资于新式银行、轮船航运、现代工业等新兴领域，形成实力雄厚的甬商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产生了甬商近代企业家群体。至20世纪初，甬商在经营形态和商帮性质上已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帮转型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并成为以上海为中心、以江浙金融资本家为核心的中国近代第一大商帮。

近代甬商金融业的优势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主要依靠的是其传统金融业——钱庄业的优势地位而实现的。近代甬商钱庄业势力顺应时代潮流，依托外资势力，完成自身蜕变，以转型后的钱庄和银行为后盾，充分利用资金投放的优势，促进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金融力量，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居于重要地位。

近代甬商金融业的主要活动领域主要集中在上海及沿海沿江城市。近代中国东南及中南沿海沿江城市的金融体系，主要由钱庄和票号（票号在辛亥以后衰落）、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构成。从机构类型和业务范围来讲，甬商在巩固传统的金融机构的基础上，积极主动投身于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新型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中，从而使甬商具有相对齐全的金融机构，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服务，形成相对系统的组织网络和较为完善的职能体系。

早期票号业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而以北京为其活动中心。不过，当它的汇兑业务进入发展阶段后，上海、福州等地也都成为它在东南各省业务重点之一，宁波商人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涉足票号的汇兑业务经营的。此时，票号的业务功能也有所扩展，从专业汇兑发展成为全面经营存、放款和汇兑等业务，从而成为形态较完整的金融组织。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的资金汇兑包括商业性汇款和财政性汇款，大部分控制票号手中，20世纪初，票号随着清政府的垮台很快衰落下去，其汇兑业务逐年萎缩。钱庄因与国内外贸易有着密切联系，在为本国商人向内地贩运工业品和收购土产品出口提供货款汇拨与结算的过程中，乘势在内汇业务中崭露头角，渐渐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进入20世纪以后，一个以上海为枢纽、以各地的钱庄业市场为依托，把国内重要商埠的钱庄连成一体的全国性的内汇网络业已形成，使埠际之间资金的划拨能够畅通无阻。

本国银行业兴起后，该领域的局面又为之一变，一些大银行在其章程中都把经营内汇业务同存款和放款并列，成为银行的三大业务，并充分利用其资金雄厚、机构遍布、信息灵便等优势条件，大力开拓内汇业务，很快就后来居上。到30年代中期，钱庄丧失了大部分的内汇市场。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自银行业发达后，通汇地点遍于全国，原有银号（钱庄）汇兑，几全为银行占有。”

钱庄业长期垄断着各地的申汇市场，以上海钱庄庄票为主体的申票（申汇）通行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商业汇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针对这种状况，银行大力提倡开展押汇业务。银行的押汇是为了解决国内商品流通过程中资金不足的一种带有结算性质的贷款。这种贷款不仅以资金支持商品流通，而且因为银行掌握着作为交易标的物的商品，对在埠际之间交易的买卖双方起到了中间的信托作用。对银行来说，押汇业务比一般贷款业务的安全性强，在掌握期限、押品及还款来源等方面都比较切实可靠。正因为押汇具有这些特点，上海的本国银行业从20世纪20年代起首先在长江流域各城市试办此项业务，并且很快推广开来。银行押汇业务的推广，直接冲击了由各地钱庄长期控制的申汇市场。

一般来说，钱庄的营业种类与银行开办的业务基本相似，除开办存款、放款业务外，还发行票据。由于钱庄所签出的庄票信用良好，使用便利，相当于现金，由此也开展了贴现业务及各地汇兑业务，在当时金融界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存款、放款和票据业务构成了钱庄业的主要业务。此外钱庄还从事买卖生金银、代发钞币及零星兑换等业务，属于非主要业务。

近代银行作为中国新兴的金融机构的主要组织机构，开展的基本业务与钱庄相似，区别主要在于银行自身的管理中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思想。存款、放款业务是现代银行的基础，此外银行还开展一些特殊业务，也可以体现出与钱庄的不同。主要有：（1）发行业务。例如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清廷核准发行钞票。除所在地上海外，次年首先在宁波设立兑换处，可随时持券兑换等值的纹银和银元，推广发行银两券和银元券两种钞票。（2）仓栈业务。中国早期银行在部分城市经营中，设立仓栈，宁波也是其中之一。（3）票据交换。甬商经营的钱庄业长期以来实行过账制度，同业之间往来（包括部分商业银行）通过公单在钱庄业公所进行清算，余缺相互拆借。

与钱庄相比，现代银行毕竟是更能适应工商业发展要求的先进的金融机构，一般都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实力和众多的营业网点，并以此为号召积极招揽社会存款。银行的营运资金来源中自有资金比重极低，主要依率吸收社会存款和发行纸币，因而中国银行业至少从四明银行起就开始大力经营存款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银行的可靠性面临严重挑战后，本国银行的信誉大增，存款业务更是突飞猛进。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21到1931年的11年间，全国28家重要银行的存款额由496987万元增加至1860657万元，增长了2.75倍。在当时社会闲散资金并不充裕的背景下，这种增长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早期钱庄囿于传统习惯的束缚，其营运资金主要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当这部分资金来源减少之后，本国银行的拆款及汇划存款及时填补了其空缺。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本国银行业随着内部组织制度的日益完善和业务渠道的不断拓展，对钱庄的依赖性逐步减弱，拆款与存款逐步减少，致使钱庄开始注重吸收社会存款以补充营运资金，与银行形成竞争。尽管随着社会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钱庄的存款额也在不断增加，但其增长幅度却远远不及银行。

保险公司经营的保险种类分为火灾保险、海上保险（亦称水险）、人寿保险和其他保险。投保者多为火险，其次是水险，再次是寿险。近代甬商经营的保险业所开设的业务种类，与现代保险业所提供的服务对比来看，基本上已经涵盖了现代保险业的主要服务项目。

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外国资本和外国股票的相继入侵，上海出现了交易洋商股票的场所。那些在上海设立的外国洋行及外国航运企业、保险企业大多采用股份公司组织形式，所以股票交易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上海已成为普遍现象。

专门证券组织机构的组建，不仅给各地商人提供了证券交易的场所，最主要还为社会提供了新的投融资对象。例如，企业可以在证券市场中发行债券，这些债券可以在市场中买卖流通，还可以作为抵押物向钱庄、银行申请贷款。金融机构可以在这个市场中发行金融债券，这些金融机构将债券以六至七折的折扣由政府向银行抵押，取得现款，然后由银行向交易所拍卖，再按低于卖价10%-15%进行结算，结清银行与政府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随着专业的信托公司在上海成立和银行信托部的增设，各种典型的信托业务相继出现，但其名称、方式和做法有所差异。当时没有专门的法律加以统一和规范，而是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习惯，参照国外的有关经验，按照各自制定的章程来开展业务。近代雨商经营信托公司的特点是：信托公司兼营银行业务，银行兼营信托业务。

甬商在传统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基础之上，积极拓展银行、证券、保险等新型业务的经营，从而通过多种类金融机构，为其他行业的经营活动提供较为全面的金融支持，为自身的工商实业提供比较完善的金融服务。具体来讲，甬商通过参与银行的兴建和经营，完善了对工商业的资金服务功能；通过证券业务的开展，补充了金融市场中的资金融通方式，使金融市场由间接金融一种方式扩充为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种方式；通过保险以及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为工商业提供了规避风险的渠道，同时也使投资选择多样化。

甬商的金融企业家们正是在参与组建、经营各类新型金融机构组织的过程中，不断扩大自身金融业的业务范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组织网络和较为完善的职能体系，有效抵御了外资金融机构对本土金融市场的冲击，使甬商抵御金融风险能力增强，获利领域广泛，金融业实力不断壮大，在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金融业近代化包括下列内容：传统金融组织的资本主义化，其业务经营对象、管理、制度建设的近代化；金融市场的近代化，包括拆借市场、票据交换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内汇市场的形成；金融部门的进一步完善，包括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的设立等等。近代甬商在中国金融告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波商人不仅大规模投资于近代金融业，而且还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的现代金融理念与经验，积极投身近代金融事业的经营与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金融的近代化。

甬商将钱庄与外国银行、中外贸易、近代工业联在一起，从而促使钱庄资本向近代金融资本转化，其经营活动与近代资本主义密不可分。此时的甬商钱庄资本已成为近代中国金融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

其一，大量雨商买办渗入钱庄业，促进了钱庄业的资本主义化。

这种变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大量买办通过开设钱庄进入钱庄业，二是大址钱庄经营者充当买办。这样，买办要么将钱庄带进近代意义的中外贸易，要么把钱庄带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企业，在中国旧式金融组织——钱庄的内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钱庄组织的资本主义化，进而促进整个钱庄业的近代化。

其二，甬商促使钱庄经营手段的近代化，其主要标志为信贷的扩展与制度化。

近代化的信贷手段体现为汇票、拆票和庄票的广泛使用。19世纪初上海钱庄的经营对象仍以银钱兑换为主，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田于使用汇票或票据而不用现金，中国对外贸易便日益以信贷为基础”.“到1860年，沿海不凭借某种信贷，就简直不可能做大生意”。因此，上海钱庄的近代化首先是以信贷手段的扩大为基础。

钱庄信贷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采用近代意义上的汇划制度与公单制度以及开始办理票据贴现业务。在钱庄经营手段向近代转变的过程中，甬商主要通过钱庄发行的庄票作为联系的纽带，将外商银行、洋行、钱庄、中国商人联结起来。洋行开立的支票与钱庄出具的庄票在外商银行那里可以直接轧抵冲销，从而简化了手续。在此基础上形成后来近似于票据交换的“公单制度”，便利了钱庄之间以及洋行、银行与钱庄之间的业务清算，是钱庄向近代化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其三，甬商促进了钱庄业务经营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经营对象变化和信贷方式变化两方面。

上海钱庄的传统经营对象为旧式沙船业主及旧式商人。外商新式轮运业的竞争使旧式沙船业迅速全面崩溃，迫使钱庄将目光转向新的社会群体，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随着甬商在中外贸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及旧式商人向新式商人的转变，钱庄的经营对象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宁波商人自己大量开设钱庄，使钱庄与中外贸易联系起来；宁波商人投资创办了大量的新式企业，使钱庄与近代工业联系在一起。开始时是钱庄给新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继而钱庄自己开设新式企业，从而促使钱庄的经营对象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甬商钱庄开始越来越多地向近代工商企业放款，其覆盖面逐渐涉及各行各业，最大限度地与新式商人发生联系。（2）一些甬商钱庄老板在经营钱庄业的同时，涉足近代工商企业。

钱庄信贷方式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放款方式上，即由以前的信用贷款向抵押贷款方式转变。信用放款是钱庄的传统，并一度是钱庄与银行竞争的重要法宝，但这种制度有碍钱庄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为了开拓业务，甬商钱庄逐渐采用抵押贷款的方式，这促使钱庄功能的转变。

近代化是指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转变的进程，在中国金融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银行的兴起是其主力军。无论是外商银行在上海的立足与发展，还是华商银行在中国的诞生和壮大，宁波商帮都功不可没。

其一，甬商是近代新式银行的主要催生者。

外国银行在华设立固然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外国银行的存在则促使了中国近代本国银行的诞生。钱庄是外国银行得以在华立足、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外国银行在中国本土的经营业务离不开中国钱庄。甬商的钱庄实力和买办优势对近代中国特别是上海华商银行的兴起作用体现在：⑴甬商帮助了上海近代外商银行的发展，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为国人对新式银行的认识提供了一个舞台；（2）外商银行在华的迅速发展，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挽救利权的角度出发，积极创办本国银行，并为中国自办银行提供了蓝本；（3）与外商银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钱庄经理和外商银行中的买办，有机会熟悉近代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模式，为中国自办银行储备了人才，成为本国银行设立的催化剂。(www.xing528.com)

其二，甬商是近代新式银行的积极倡导者。

由于甬商较早介入新兴的对外贸易以及近代工业等新兴领域，甬商成为中国近代的新式商人集团。新式商人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新型社会阶层，表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在西方经济机制的熏陶之下，他们越来越表现出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向往，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银行，也就相应地进入他们的视野之中。近代新式商人特别是钱庄业主们，对近代银行制度由陌生到熟悉，并逐步认识到银行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最终投入到创办银行的事业中来。

其三，甬商是中国自办银行的具体实践者。

由于甬商在与外商业务交往过程中，对银行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颇深，特别是与外商银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钱庄业主及买办，对于外商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业务范围、融资筹资的便利都有感性的认识，再加上甬商向来金融意识强，他们或独资或合资创力、，或是附股于外商银行，甬商成为近代银行创办中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体。在早期创办的华商银行中，几乎都有宁波商人的股份。甬商积极参与银行的管理，在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江浙财团所创办的银行中，宁波商人的身影随处可见。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的通商大埠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证券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甬商积极参与近代上海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甬商催生了近代上海保险、证券业的发轫，并由于甬商参与经营管理，进一步促进了上海保险、证券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上海的金融市场。在上海近代金融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随时都可见宁波商人的身影，正是他们促进了上海金融市为的近代化。

甬商是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中的主力军。由于甬商拥有的金融业优势，使其在金融系统内与本国钱庄、银行及外商洋行、银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甬商加强了上海金融业内部的业务联系，和其他社会阶层一起共同促进了上海近代金融市场的形成。主要表现在：（1）上海两个拆借市场的形成，一个是钱庄业之间的拆借市场，另一个是银行同业之间、钱庄银行间的拆借市场；（2）形成上海票据市场的雏形；（3）证券市场崭露头角；（4）外汇市场以及申汇市场的形成，等等。

甬商在传统金融业——钱庄业获得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大规模投资于新兴金融领域，特别是对于近代华资银行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华资银行的设立与发展，启动并推进了近代中国金融现代化的步伐，奠定了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金融体系的基础。

落后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先决条件是要筹集生产性资金，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经济发展必定要遭遇瓶颈，所以，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所在。很显然，外国资本不可能成为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落后国家用以启动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只能来源于本国。现代发展经济理论认为：“后进国家并不是一点儿也没有可储蓄的余地，富裕阶级有着极为奢侈、夸耀性的消费，他们手里握有大量金银宝石之类的财富，在低收入的一般大众中，也不是没有去朝圣和寺院烧香之类的超过生理需求的那部分财富。”根据这一理论，落后国家资本积累不足不在于经济发展的现行水平，而在于社会经济制度或经济政策，即是否产生能将社会储蓄转化为职能资本的现代信用制度。储蓄——投资——产出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个链条中，储蓄是基础。所以，用以形成储蓄的银行信用制度在一国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研究表明，尽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但少数人手中却集中了巨额财富，因而如何把这些巨额的资金集中起来转化为银行的信贷资本，从而支持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任务，中国传统机构——钱庄没有也无法承担，因为“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虽然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生较多联系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其自身制度上的种种缺陷，决定它是不可能承担将国民收入尽快集中起来的任务的”。而现代新式银行却凭其先进的信用制度而能承担此任。甬商推动中国近代华资银行兴起，使得社会储蓄转化为职能资本的现代信用制度得以正式确立。事实上，近代华资银行信用制度确实以较快的速度集中了庞大的社会闲散资金，从而使社会储蓄转化为职能资本成为可能。

发端于明清之际的封建信用机构——钱庄与票号，在17-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之前）始终控制着中国的金融业。钱庄尽管在19世纪晚期，受外资银行的影响也吸收了新式银行的某些经营理念（如开始实行抵押贷款），但它们毕竟与新式银行有着根本的区别：一是钱庄的资金来源于一个家族或是几户合资，而银行却是社会广泛地集股兴办起来的；二是银行放款对象主要是近代工业企业，而钱庄的生产性放款不是其主要业务，而是进行高利贷性质的商业放款；三是钱庄的经营管理具有封建性，主要以血缘、宗族、主仆、师徒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式传统管理，而近代银行大多实行公司制的现代管理；四是在经营方式上，近代银行以抵押贷款为主，而钱庄却奉信用放款为圭臬。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传统钱庄业仍声势浩大，甚至可以说正处于该行业历史上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现代经济成分的不断增长，钱庄本身的局限性日益严重，注定它不能充当现代化的代表。钱庄那种带有浓厚前资本主义色彩的信用方式和经营管理制度面临变革，传统金融业不向现代转型就难以生存。故而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了近代壮观的一幕：“山西票号”辉煌不再，“宁波钱庄”涅槃重生。

甬商在传统金融业一钱庄业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的基础上，大规模投资于近代银行业，并积极投身于中国近代银行事业，促使近代中国华资银行在1897年到1927年的30年间，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从分散逐步走向联合，形成了近代中国银行界的核心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成长了如“北四行”、“南三行”等一批经营较为成功的重要商业银行，产生了汇兑、农、工等专业银行，初步形成了以中、交为核心的商业银行金融体系。甬商在促进中国近代华资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既启动了中国金融机构现代化进程，又为近代金融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甬商投身近代华资银行事业，造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深谙现代银行业务的银行家和大批金融英才。堪称近代金融巨子的宋汉章、盛竹书、徐新六、孙衡甫等一批甬商银行家以华资银行为平台，施展才学，锻炼自己，推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这些银行家积极组织银行公会，创办银行杂志，认真学习外国经验和总结本国教训，谋求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大声疾呼中国经济制度的现代改革并付诸实践。正是这批金融英才推动了中国近现代金融业的发展。

甬商众多近代华资银行的经营者们，在数十年的经营实践中所确立的经营理念和所积累的许多适合中国国情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及其中国第一代银行家们的诸多金融创新之举，为近代乃至现代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高海燕.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J].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日]万成将、杉政孝.产业经济学[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李一翔.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1

[5]董继斌、景占魁.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M].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6]黄鉴晖.中国银行史[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

[7]洪葭管、张继凤.近代金融业与沿海经济发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8]程霖.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9]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1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找庄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11]刘建生、刘鹏生等.晋商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12]乐永耀.宁波帮的经营理念[M].宁波出版社，2002

[13]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14]周振华.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验与范式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刘建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M].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