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后还要继续上学，我来到了在西北角的天津三中（铃铛阁中学），当时800个人考试收100个人，我就考上了。但是因为西北角离家稍远，1955年我就转校了，转到复兴门外的十三中，在这里我进入了学生会，当选为宣传部长，同时还加入了共青团，积极地组织文艺活动。在这里我更加喜欢音乐和文艺。1957年初中毕业后，我想考取天津美院和中央美院，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央号召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上山下乡。让我们学习山东龙口徐建村的模式，鼓励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基层去，这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再上学对家里是负担，如果下了乡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我看到同学中有的高干子弟也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了，由此我受到鼓舞，也积极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去了乡村。
1957年8月23号，我们正式从河西区东楼师范学校出发，来到了河北省宁河县六区军粮城（今属天津市东丽区）。当时军粮城有16个大队2700多公顷土地，都用来种植水稻。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三个人一间屋，自给自足生活。这时候我是特别高兴的，因为终于可以独立生活了。我们在大队的任务就是种水稻，兴修水利工程和开垦新地。后来有次任务，我被派到小月河去挑河，当时临近春节，天气十分寒冷，地都冻上了。由于快到春节了，大家无心干活，跑了好几个队。因为我对生产过程的辛苦深有感触，所以今年（2018）元旦还写了一篇文章纪念这件事。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让我去当水稻丰产田办公室的负责人，那时我接待过南开大学的教授来参观，还有外国人也来参观。我记得最厉害的是新立村水稻亩产6250万公斤，当时连市里、省里的领导，甚至毛主席都惊动了，当时大家都在水稻产量方面放卫星。前些年天津有部书叫《知青老照片》，一共出了两本，第二本里有我的文章，我记得写的是《水稻的灾难》，主要谈我对当年卫星田的看法。后来大队看我积极认真，就让我去搞水稻实验，研究哪个品种更好，研究一株稻子能有多大的产量，这就是我当时干的。(www.xing528.com)
到了1970年，我在农村盖了房，有个大院子可以种东西，也有几间房可以住，很不错。这时候我觉得，虽然农村有点苦，但是也很有意思，我也从中获得了生活的意义。1973年的时候，公社成立科技站，我就被选派到科技站去当站长，主要就是给各大队安排种什么东西，提供怎么种之类的技术指导。就这样我一直干到了1976年，这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毛主席去世。当时上面想选调我去东丽区水利局干，国家也恢复高考了，但是我这时候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不能离家太远，也不能把孩子们撂在家里，所以我就进了化工局（渤海化工集团）的工厂，这时候距离我一开始下乡（1957年）已经过了2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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