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记忆：解放军的和善与希望

靳维贤：我们是1948年八九月份到的天津，落脚在土场附近，土场就是倒脏土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子都是依墙而建。我们当时是身无分文，我们投奔的这个世交也是住在土场，我家就依着一个厂子的后墙，屋里搭了几块板子就成了。1948年年底的天津，物价飞涨，我听的最多的就是父母说：“棒子面又涨钱了！”当时的粮食是一会儿一个价。老百姓的钱就买不到粮食，12岁的我就跟着妈妈到了一个国民党的被服厂干活。我是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童工的滋味。他们发给我们一领席子，我和妈妈就坐在地上干活，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10月份天气非常冷了，一掀开席子，地上一层霜。我的屁股冰得不行，腿落下病。我的腿变成了“X”形，成为了一个残疾人。上厕所还得领工签，我个子小也够不着，工头也不递给你，就远远地扔过来，好几次都扔到了我的身上。进出工厂还要搜身，因为工厂怕偷他们的棉花、棉线什么的。反正给我的印象就是非人的待遇，人的自尊都没有。

到了1948年11月，当时有个所谓的美国救济组织。为了一个馒头，家里把我送到一个位于东局子附近叫作东北临时中学的地方。因为我去得晚，学校就给我安排在了靠门的一个位置。呼呼吹来的雪花落在我的脸上，我年龄小就开始想家了。这里每天发一个馒头，叫“兵团面粉”。说是上课也没有教室，就是来一个人说一说，同学们坐在地铺上听，每天就是等着这一个馒头。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同学说：“解放军要打天津了，咱们逃回家吧。”我当时非常害怕，这个同学就住在万全道、河北路附近，离着土场不远，我就跟着她回家了。我是深刻体会到了“民不聊生”四个字啊，就面临着死亡、饥饿，想着解放军来了可能就不挨饿了，这也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孩想的。

回到家后，我的父母就告诉我：“你们几个小孩现在把这个玻璃贴上条。”可能老百姓也听说要响大炮了。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白纸在玻璃上贴米字条。我是姐妹中最大的，从土场出去就是海光寺。我就发现海光寺的角上（就是现在的血液病医院附近）出现了一个大碉堡。这个碉堡天津解放后才拆除。而现在新兴路的位置（六里台附近）出现了一个大土坡，有两米高。我们小孩就跑到大坡上看，坡的那边就是很宽的深沟。其实后来我回想，这就是陈长捷修的所谓的“护城河”吧。我们几个姐妹还捡砖头，去墙子河扫杨树叶，连拉带拽存了几包杨树叶回家。我母亲用我们捡来的砖头搭了一个土炕，就用杨树叶、杨树枝作燃料。(www.xing528.com)

1949年1月14日，外面大炮响着，我母亲让我们几个姐妹穿好了棉衣棉裤蹲在炕沿下边。我们家门口的炮声特别响，能够听见子弹“嗖嗖”的声音，吓得我们几个都不敢动。不过我们当时很小，外面不打了，就放松休息一会，也不觉得紧张了。天亮了，外边就有人喊：“不打啦！不打啦！”那时候也听不见那么响的大炮声了。这时候我们几个小孩都出去了，在我们家门前就有一些年轻人发给我们小红旗。这个红旗挺小的，就是像现在冰糖葫芦棍儿那么大，上面有一个小旗儿。我们拿着小旗站在门口，就看着解放军从海光寺往土场路方向走过来。他们全副武装，两人一排，带着东北那种带毛的帽子。队伍里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喊号整队，走得非常整齐。现在想起来脚下就穿的黑棉鞋。我们小孩儿就挥舞小红旗，也有鼓掌的，也有看热闹的。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么整齐的解放军，也不感觉害怕，看着挺和善的，有的战士还跟我们招手。

在万全道有一个总医院的大夫宿舍，是我们这片区域最高的建筑了，有三四层。上面有许多弹孔，也有震落的瓦片、灰片。因为这个楼有锅炉，我们几个小孩经常过去捡没烧尽的煤，拿回家继续烧，就看到地上有许多子弹壳。我们土场路离海光寺这么近，但是我们老百姓丝毫没有受到损失。我后来听说是有人献图了，哪是国民党的地方，哪是民家住的地方都标得清楚，解放军都尽量避开，所以说天津解放对我们小孩来说，就是不用挨饿了，能买得起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