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上两辈都是山东乐陵人。1931年前后，我的姥姥为了躲避山东战乱，确保不被抓住当人质，就夹着小包袱跑到天津来了。当时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跟着姥姥一起逃难到天津，在今天的岳阳道求志里1号租了个10来平方米的小屋住，后来又搬到了今天的南京路，那时候已经有了我大哥和二哥。1932年我出生在南京路99号的小阁楼里（此房早已拆迁）。
沦陷时期我们家的变化太大了。日本人三次抄家，一次比一次厉害。当年我们住在受保护的英租界里头，因为当时英国还没有跟日本宣战。可是突然有一天，家里一下进来100多个日本兵，来查我们家的男人。当时除了我的大舅宋哲元已经去抗战，家里的男人还有我的三舅，他早就躲到外面去了。日本兵搜查未果，也不愿空着手回去。这时候我的母亲出面，召集家里女眷把首饰拿出来送给他们，他们才离开。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抄家。
第二回来势更凶了。1943年的时候，我的大舅宋哲元将军已经死在大后方，日军把我们家定为抗日家庭。汉奸市长张仁蠡开了五辆卡车来我家，进到各屋搜查，把大衣柜、地毯、花瓶等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拉走了。从此我家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第三次抄家是1943年年底，日本兵来了就宣布：“限你们两天之内必须都搬出去，这房子被没收了。”他们在我家大门口钉上“大日本军管理”的牌子，然后指定我们一家七口搬到刘汝明将军的房子（今马场道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去住。日本兵给我们安排的是主楼前面两间10来平方米的门房（就是当年的传达室），拿枪逼着我们搬家。当我们正收拾东西找车要搬走的时候，指定的两间房有一间房顶突然整个塌下来了！搬家不成，母亲就带着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继续在南京路居住，我的大哥、二哥为了躲避日军抓劳工，早到外面租房子了。这是我们经历过的第三次抄家。(www.xing528.com)
当年老百姓吃饭都受限制，棒子面算最好的粮食了。每次吃到棒子面发糕，我们就特别高兴。因为大米那时候叫军米，是不让中国人吃的，只能给日本军队吃。农民收成大米后，必须上缴日军，才能换回玉米或杂粮，若有私藏者全家都要被杀。那时候我们吃的最多的就是豆饼，是用压榨豆油剩下的豆渣压成的大饼，直径1米长，有0.1米厚，按人口分，人口少的分一块，我家每星期能分到一个。那豆饼得拿榔头砸，拿斧子砍，才能把它给砍成小块儿，搁锅里煮两小时也不烂。这就是我们赖以活命的粮食。
穿衣方面，棉花早已定为日本军用品了。我们穿的都是再生布，就是把穿破的衣服打散，变成棉絮，再重新纺织成的布。这种布既不能染色，也不结实，稍微一磨就破了。所以我们那时穿上再生布做的衣服，都特别小心，不敢随便乱坐乱碰，尤其是再生布做的裤子，一磨就破一大块儿，没法儿穿出去。这就是日本军施行的以战养战策略，占领了咱们的地方，把这块地方的财富供给他们的军队，然后再来打咱们中国人。这段亡国奴的生活我至今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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