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伤兵急需救助，医疗物资抵达我校

国共双方在乡下打，城市是最后一关。一打仗，肯定有伤亡，国民党的伤兵就开始往市里面运。伤亡太多了，医院里早就装不下了，于是就用卡车拉到我们工商学院附属中学。车里堆着一堆一堆的伤员，有的昏迷，有的没昏迷，有的还能呜咽，疼啊！有的还流着血就被抬了进来，都是些没有战斗力的人，凡是能打能动的还都在前线。这时候我正好在那里住，怎么办呢？马路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国民党伤兵把医院都占满了，装不开，士兵便叫我们把桌椅都搬到外面，他们就睡地下，没办法！地面铺了稻草，以便伤员能够有地方休息，没人管，有的只能等待死亡，因为真的是活不过来了。不一会儿，三层楼全都堆满了伤者或尸体，那个场面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以前哪里见过受伤的人！现在可好，有的炸断了胳膊，还流着血就被抬了进来……经历过战争的人真的什么都不害怕了。条件非常差，环境也不好，更不要提什么医疗设备了。教室里只铺了一层稻草，伤员就是躺在稻草上。国民党知道败局已定。有一个军医院的院长，国民党的军官，跟我们接触，我们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学生而已，无法顾及这些伤者……都是人，看不得他们这样痛苦，更看不得有人就这样死去。但是那个时候炮火连天，大小医院早就没有救援物资了，外面战斗的人都没法医治，更何况这些已经毫无战斗力的士兵呢。

这可要了命了，我们都是学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可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去。学生其实不多了，家住天津的都回家去了，外地的回不了家才住在学校，学校里总共也就10多个学生，还有些外国神父和传教士。

1948年12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过了圣诞节。有个奥地利神父，姓陶，总不能坐视不管呀，国民党时期天津有美国驻军，于是想方设法联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这是美国人建立的，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的同盟国设置的福利机构，以便在战后统筹重建战争中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它会把军用物资运送到军队驻扎的城市，如天津、青岛、上海、汉口、北平以及东北的旅顺、大连等。没想到，对方很快就答应了援助我们。(www.xing528.com)

一辆车运来了大批医疗救济物资到我们工商学院，用来给伤兵上药。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就是些纱布呀，酒精呀，还有一些消炎止疼的药物，不过都是可以用来治疗伤兵的。这在当时，已经是上帝给予我们最大的恩赐了。我从来没有学过护理，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孩子，可没有人能干，只能是我们五六个学生组织起来，再加上姓陶的神父，另有两名做过护工的修女，那是真正的护士，我们一起干，给他们换药，这就好多了。当时我就问一些伤兵，当然昏迷的就不问了，没昏迷的，轻伤的，胳膊擦伤，被打伤的，我就问他们前线到底在哪里呀，他们说前线就在李七庄，都打到那里了。好多人都已经疼得没了知觉。我们把药喂给一些还能叫、还有意识的伤者，那些还流着血的就涂上药并用纱布包好，防止感染。伤太重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只能等死。昏迷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医疗设备，我们也都是外行。找了一个教会医院的大夫来帮忙，这是真正的大夫，叫倪中信。

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个士兵手臂受伤，由于环境恶劣，导致其严重感染，得给他锯掉。不锯不行，手臂已经看不见血色了，黑漆漆的一片，现在偶尔想起，我心里还隐隐作痛。没有手术室、无影灯，就在学校的实验室，初中部那边有个病床，拉过来，让他躺在上边，给他打麻药。麻醉应该有麻醉师，非常严格的，但当时顾不了了，找不到啊，就我们给他治病。大夫都懂，拿一个纱布做罩，给伤兵点麻药，就是乙醚。我们怕他疼，趁他有意识的时候数数，我数一他数一，后来我数九，他数五，糊涂了，再问就不说话了。怕他麻醉不好醒过来疼，我们就按着他的胳膊腿。不管怎么着，给他锯掉了感染的手臂，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命。那个时候，什么都不重要了，能活着，都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