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治志愿军伤员：伤员来自东北和国民党兵痞，遇到了小插曲

1952年，我调到广州军区，那时叫中南地区卫生部。组织派我出关，到沈阳去接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伤员，志愿军中也是结核病特别多。接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志愿军伤员有一些是东北的，也有一些是解放战争时期被改编的国民党兵痞，他们都不愿意进关，就想尽办法捣蛋。当时的莫文骅主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和黄克诚政委（东北军区副政委）调查清楚之后下命令，带头闹事的毙，这一下子就全给震住了，我们很顺利地将伤员全部接了来，其中结核病就有2000多人。这个病当时就是这么厉害。我们（中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张汝光是老红军，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去给我做个调查，为什么现在治结核病的药已经有了，这个病还这么闹？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去给我调查一下！”他叫我找两个治结核病的专家，再加上一个照X光的专家，四个人组成调查小组，就到医院去转了一圈。实际上，我们一个病人一个病人都看了，看的办法就是把X光片和病例拿到主任办公室，由专家看，我来记录，然后再建议医院怎么做——是不是误诊，有没有错误。就这样，研究了220个病人的情况。结果回到卫生部几个月，药材处向我们领导反映：“你们医疗处这个靳助理员，他下去以后，现在用药不滥了，病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还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万元，我们要给他请功，你们给他报不报，不报我们自己报。”我们处的董处长，人特别好，听完后说：“当然我们要报啦。”就这样，把我这次的成绩上报给了部里，立了二等功。张汝光部长非常高兴，还给我发放了一个提名奖金，100多块钱，当时家里比较困难，就全部交给家里了。立功之后，张部长就讲：“你们这个助理员这么好，为什么不发展人家入党？”我们处长对我说：“我给你当介绍人，你去江西军区，把那个党员培养证明给我要来。”这样，我在195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知道，在那时候知识分子入党并不容易！张汝光部长对我非常欣赏，还派我参加中国军医代表团去法国、英国访问过。

靳士英老人及其夫人邹凤贤（右三）同平津战役纪念馆采访人员合影

1948年时，我家住在天津市土场路2号，前边就是天津总医院。1955年我家成了功臣之家，政府曾敲锣打鼓给送过两个牌子，现在我还留有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发给的军人证明书（1949年），弥足珍贵。后来，我师从国医大师邓铁涛学习中医，从医60年，也算是名中医，曾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为总后勤部科学委员会委员、解放军中医学会副会长、总后卫生部科委会中西医结合专业组组长、一五七医院院长。1971年，一五七医院在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上被评为22个典型单位之一，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表扬。我还是广州军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发表论文250篇，撰写专著40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附记：(www.xing528.com)

平津战役胜利已经过去70年了，这场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大决战随着时光的流转，在生命交替前行中正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70年过去了，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历史的痕迹已越来越少，留下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役亲历者脑海深处的宝贵记忆。为了留住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我们采访团队一行四人从天津赶往广州，去追寻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老军人、老战士，把他们的记忆变成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增添一些真实史料，以慰藉在战争中牺牲的、负伤的英雄们，让他们的名字与事迹永载史册。

经过一夜的火车，我们来到了广州这座美丽的城市。由于时间很紧，所以没有休息就直接赶往事先联系好的靳士英老军医家中，对这位92岁高龄的老人进行采访。靳老对我们的采访非常重视，准备了好久，尤其是搜集整理了天津战役中战斗英雄李合负伤后医疗护理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