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以后，我在杨柳青休养了两个月，伤好以后，就随部队南下了，渡过长江，一直到广西。我记忆犹新的一个人，是1950年在广西剿匪的时候，我们部队的一位战斗英雄徐汉林。他是东北人，和我年龄差不多，特别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当时我们在广西玉林地区剿匪，一般来说，我们在大村驻军一个排、一个连，小村驻兵一个班。
在一个村庄附近，国民党修筑了一个碉堡，大概有100多人驻防。徐汉林同志自告奋勇，要去炸毁碉堡。他们三人一组，相互协助，携带炸药包准备到敌人碉堡底下将其炸毁。好不容易爬到碉堡下，却发现炸药包的导火索掉了。徐汉林同志想到如果原路爬回取导火索，再行至碉堡底下，不知道又要牺牲多少战士，所以毅然决然地让同行的两个战士撤退，自己手持手榴弹，贴在炸药包上，拉响手榴弹，引爆了炸药，自己与敌人的碉堡同归于尽了。当时南方的许多报纸都做过专门的报道。我还记得当时有首歌这么唱道：“人民的英雄徐汉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李孚兴在朝鲜板门店谈判时当警卫的照片（1953年寄来）
剿匪后，我又到了广东省顺德县，给时任县委书记的田野夫当警卫员，他当时还是后勤政委。他的爱人叫田淑芳（音），在地方上当院长。给田野夫当了不到一年的警卫员，部队就把我划入教导队。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我又随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在朝鲜前线，我被分配到供应站工作。这个供应站也叫随军银行，是出于经济原因设立的一个机构。因为咱们国家前往朝鲜的部队人数比较多，国家刚刚成立，不能把钱都花在朝鲜，所以国内把货物运输到朝鲜，供应中国志愿军及其家属，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售卖钢笔、日用品等商品。(www.xing528.com)
我的腿就是在朝鲜随军银行时被砸伤的。当时供应物资用卡车运来，正在卸货的时候，一袋面粉掉落，直接砸到了我的腿上，腿立刻就肿起来了，供应站站长赶紧请大夫过来看，打针、消炎都没有用。最后请来一位老中医，开了一副中药，其中包括透骨草、麝香等上乘药材，煎熬之后，用来洗腿，用了个把月，腿就好了。虽然好了，但是骨头没有接上，所以还是落下了残疾。
我们供应站的站长叫孙会权，他的爱人叫许珍（音）。他们有一个孩子叫孙东青，因为这个孩子是在东北时有的，杨柳青时生的，所以取名“东青”。我对部队领导和家属都记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真是官兵一致，干部不摆官僚架子，士兵没有那么多等级意识，工作中纪律是有的，“增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但生活之中官兵关系总是如沐春风，暖人心脾。这也让我们在冰冷、残酷的战场之外感受到了有如家人一样的温暖与安详。后来我们打到了三八线，我参加了板门店谈判的警卫工作，到1953年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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