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友情：勇士们的崇高精神

1949年1月14日，这天早晨，天津上空像往常一样被浓雾笼罩着。城南砖瓦窑地区一片寂静，也没有敌人的枪炮声。显然，隐避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突击队和支援炮兵没有被敌人察觉。

冉冉升起的太阳渐渐驱散了白雾。在炮对镜里，城垣上敌人的水泥碉堡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障碍物看得很清楚。敌守备司令陈长捷说的“大天津堡垒化”真不是吹嘘。

10时，纵队指挥所发出了总攻击开始的信号。霎时间，支援攻城的100多门火炮向敌人工事开始了猛烈轰击，硝烟遮盖了整个突击正面。我从观察镜中看到炮兵的射击效果良好，敌碉堡有的已被破坏，铁丝网、障碍物被炸得四面横飞。隐蔽在战壕里的突击连的勇士们为炮兵的射击所鼓舞，按捺不住迎战的心情，一个个都站了起来，等待冲锋的号角。

敌人开始了疯狂的反击，爆炸弹、燃烧弹不断在我阵地及观察所周围爆炸。一连连长王清同志报告，发现护城河河堤上有三门战防炮正向我前进的装甲车射击，要求先把它们干掉。我立即同意了，并把炮对镜转向了射击目标。一连是打锦州时立过战功的连队，他们以迅速准确的射击，击毁了两门战防炮，剩下的，敌人见势不好，扔下火炮逃命去了。

我正全神贯注地指挥各连对突破口西侧的火力点进行射击，忽然通讯员刘永珍惊叫道：“营长负伤了！”医生马汇海同志和卫生员小付急忙把我扶到隐蔽地方进行包扎。这时我才感觉面部负了重伤，皮帽子也烧焦了。

教导员于午中同志马上接替指挥，并把我的伤情报告了师指挥所，师首长指示立即送到后方。营部警卫排战士都争着报名，要送我到后方医院去。从前沿到师医院约5公里，敌人为阻止我第二梯队参加战斗，对我们必经的地方进行了拦阻射击。炮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战士们抬着担架跑上100来米就得迅速卧倒。为了不使我再次负伤，当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时，他们就扑在担架上，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我。就这样，跑几步，卧倒，再跑几步，战士们通过了敌人重重炮火封锁，才安全地将我送到目的地。而孟范中等四名战友，穿着弹皮划破的棉衣又投入到战斗中去了。

紧张的手术开始了。一个多小时了，额骨上的弹片还未取出。医生们考虑负伤部位在左眼下面，稍不注意就会碰伤眼球，师医院医疗条件不太好，手术再继续下去怕我支持不住，打算送芦台野战军医院。为了减少麻烦，我勉强振作精神对医生说：“我挺得住，你们大胆地做吧！”

陈禄老人与平津战役纪念馆采访人员合影(www.xing528.com)

接着又开始了第二次手术。弹片紧紧地卡在额骨上，手术刀在骨头上刮得喀哧喀哧响，我咬紧牙关，忍着疼痛。时间又一秒一秒地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卡得很深的弹片终于取出来了，眼睛也保住了！医生们累得满脸汗珠，高兴地用镊子夹着10多厘米大的弹片问我，保存不保存？我说留给医院作手术成功的纪念吧！组织科的李干事带来了师政机关的慰问，他一直等到手术做完，才放心地回机关去。

一天，一台美式中型卡车停在我居住的老乡家门口，师首长的警卫员来了。他走近炕边对我说：“天津解放了，歼灭敌人13万人，陈长捷被俘。部队要到霸县去休整，首长要我来接你到市区看看，如能坐车，可一同去霸县。”首长的关怀，像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我全身。

经卫生部李文林部长同意，我随车来到天津市昆明路师指挥所。曾雍雅师长、吴华副师长关切地问了我的伤情，然后一起乘车到金汤桥，再西行出和平门（又称小西营门）。当时我也不知道走的是哪条大街，街上挂满了欢迎解放军的横幅标语，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行人熙熙攘攘，市民们都兴高彩烈的，看不出是一座刚刚经过战火洗礼的城市。

到了和平门，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了，总攻击时被我们摧毁的敌人的钢筋水泥碉堡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断垣残壁，弹痕斑斑，展现出一幅鏖战后的图景。为打开胜利的通路，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70年过去了，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结下的战友情谊始终温暖着我，他们那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也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上级爱护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党组织关心每个同志，就是这些优良传统，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附记：

陈禄老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8期，他从旧军队起义来到人民军队。虽然在革命生涯中多次负伤，但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老人待人热情，思维清晰，语言风趣。采访在下午进行，不知不觉已近天黑，老人好像对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我们将要离开，才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电梯口挥手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