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国家：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重新定义

殷金琦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席卷世界,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疫情暴发之初,日本积极援助中国,向中国提供大量医疗防护物资,日本自民党议员甚至每人捐款5000日元,正如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所说,“对日本而言中国如同邻居,邻居遭难日本愿意提供帮助”。这一时期“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中日友好的美丽宣言。然而,随着新冠病毒的扩散,日本疫情也开始爆发,与官方关系的回暖相比,日本民间的对华态度并非一片大好。翻看日本的搜索引擎,批评中国、要求中国道歉乃至赔偿的帖子不胜枚举,日本国内的“嫌中”氛围也随着新冠疫情的暴发而日益严重。正如记者中岛惠观察的那样,现在日本对中国人避而远之者大有人在,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声音以及“中国出现新冠病毒毫不意外”的观点也同样盛行。(406)  

回顾近几年的中日关系,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彼此认识存在极强的不稳定性,友好与仇恨相伴而行。在中国,既有2010年日本331大地震中对日本的鼎力援助,又有2012年保钓运动的激烈反日。在日本,既有2008年汶川地震中对中国的积极支持,又有2012年钓鱼岛事件中出现的一系列龃龉。中日关系起伏不断、问题频出,中日友好俨然成为幻象和感情的羁绊,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和内在机制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关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的著作——《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于201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崭新而颇有洞见的分析,给学术界和公共文化领域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资源。

一、 本书思想旨趣

本书以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为案例,以“他者”的眼光,将两国彼此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症结加以剖析,试图重新审视中国发展过程中遭遇的问题,理顺中日关系,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重建东亚世界秩序。换言之,作者并非将自身的视野拘泥于中日关系的藩篱之中,而是以形成终极的世界认识为指向。

首先,所谓中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实际上是围绕两个问题展开的,即日本视角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视角下的“日本问题”。前者意味着中国崛起对地区稳定的影响,解决“中国问题”才能保卫日本的和平繁荣;后者意味着中国如何与日本交往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最终指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宏大主题。在这一主题背后则隐藏着民族主义的“约束性要素”,它规定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敌友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进行,这种民族国家体系正在被以普遍交流为特征的世界秩序所消解,由此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本质上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冲突的结果,而如何解决所谓的“日本问题”,形成世界认识,则有赖于妥善处理以上两者的关系。由此来看,尽管作者以中日关系为本书的写作目标,却肩负着一个更加宏大的写作使命,即在民族主义与世界秩序的相互交错中,寻找一种新世界主义。

其次,新世界主义是本书作者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和精神指向。在作者看来,所谓新世界主义是为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提供一种自我实现的理论方案,也将在这种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成就一种健全的民族精神。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同,这种新世界主义意味着一种与本国内在思想和世界基本状况一致的民族精神表达方式。(407) 就本书而言,这种新世界主义意味着东亚普遍主义的重建,通过中日两国共有的儒学精神超越民族主义带来的分析,进而超脱于友邦抑或是敌国的民族国家认识。在作者看来,这种新世界主义的形成以及东亚普遍主义的重现有赖于对“日本”这个他者的认识和理解,只有理解日本才能理解“中国自身”。但是这种认识的重建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一系列观念和预设,尤其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民族国家”观念。这迫使作者通过建构主义理论结构观念,实现从“方法论的国家主义”到“方法论的世界主义”的转变。(408)

最后,作者之所以写作本书,如作者所说,是希望重新认识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从东亚国际关系的视点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交往;对中国的世界认识和行动方案提出一种“中范围”的视野与框架。这一写作目标实际上提示了我们认识中日关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术视野下的中日关系,研究需要在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上为知识界提供营养;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知识产品视角下的日本认识,著作需要为普罗大众提供新的系统的“日本论”。

二、 本书主要内容

本文的主要内容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五章,为重新认识日本并分析中日两国的认知差异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事实基础;第二部分是第六章和第七章,作者逐渐将笔锋转向中日关系的未来,希望通过世界主义的视角超越民族国家视角,使中日两国超脱于友邦与敌国的认识困境,由此来看,作者在后两章的写作中表现出了更多的学术关怀和价值期待。具体而言,第一章主要是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历史和未来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作者在第一章中指出影响中日关系的“非对称性”问题,即(1)历史上的文明中心与边缘的非对称性;(2)战争期间的侵略与被侵略的非对称性;(3)战后政治大国与经济大国的非对称性;(4)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的非对称性;(5)现实利益关系的非对称性。(409) 这种非对称性成为中日两国认识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第二章中作者对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天皇制民族主义的历史梳理,作者指出天皇制民族主义就是以天皇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尊王攘夷”思想,这种思想以“中国”为他者,以蔑视中国、否定中国、替代中国为动力,最终形成自身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主义在战后保留了思想内核却以其他方式被重新表达,由此导致日本视野下的“中国问题”——将中国崛起视为对日本的安全威胁。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日本右翼与日本民族精神的关系,作者主张重新认识日本右翼,提出了普遍主义的认识视角,认为日本近代普遍主义的结构是方向相反的亚细亚主义和脱亚入欧思想,其精神内核是日本儒学——包括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内的宋学亦即“新儒学”。中国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思想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遍主义,这两种普遍主义的反差构成了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矛盾,而两国共同的文明意义上的东亚普遍主义,也为新的东亚世界秩序形成创造了条件。在第四章中,作者从新闻媒体、政党、官僚体系入手,分析日本民主制度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指出不同于中国的对日交往模式,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在自由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一致性。(410) 这导致两国认识的偏差,日本政府和民众受以上各个因素的影响,对中国的认识出现偏离,而中国则受制于自身的理解,在与日本交往中也出现误读。作者在第五章中专门分析了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将地方自治与现代日本的国民主权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在国民主权的影响下日本民众拥有了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力和发言权,而日本对中国的国家认识,从根本上取决于日本国民的对外认识。

作者通过前五章的铺垫,为读者勾勒了日本对华认识的内在机理,从第六章开始作者将关注重点从日本转向东亚,以日本对东亚共同体的认识为例阐述了中日两国东亚认识的差异。作者从历史和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仅仅抱有“世界意识”,而欠缺“东亚意识”,日本则抱有“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的意识,因此双方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认识是南辕北辙的。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民族主义被重新激发,亚洲再次沦为日本染指的对象,东亚共同体成为日本登顶“亚洲盟主”的阶梯,而中国的崛起在日本看来自然成为一种威胁和挑战。然而,对中国而言构建东亚共同体意味着对东亚世界秩序重建,是中日关系超越友邦与敌国关系的机遇,因此加快构建东亚共同体成为本书的重要愿景和应有之义。在第七章中作者继续关注东亚世界秩序,主张东亚世界秩序与中日关系密切相关。然而,中日两国的民族国家构建尚处于悬而不决之中,又缺乏对自身历史文化和共同的东亚文明的自觉,因此在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下难免出现误认,这种西方话语下的叙事结构和对传统东亚普遍主义的抛弃,也导致了中日两国面临的民族国家困境。因此,作者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一,重拾对东亚普遍主义和文明的自觉;第二,在东亚世界秩序而非民族国家的视角下思考“美国因素”,“美国因素”将变消极为积极;第三,将东亚这一中范围的区域性概念纳入政治和政策考量的视野。(411)

总体来看,本书的主要素材是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冲击下,两国在认识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存在的非对称性结构。然而,非对称结构作为一种事实性认知如何对两国的相互认识产生影响值得思考,国际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都无法抚平理念性的认识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因此以建构主义理论认识这一问题顺理成章。事实上,也只有建构主义才能够为解决这一宏大命题提出必要的理论支点。因为建构主义所关注的是,实证主义或现实主义所想定的“事实”或“现实”,是如何在社会历史中建构而成的。作者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解构了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借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在对国际关系的反思性基础上不断完善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国家同时起源,因此国际关系并非因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关系,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412) 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作者在论述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过程中,更希望深入追踪历史,将儒学思想与日本民族主义相关联,寻找中日关系中深层的文明共通性。与此同时,建构主义意味着对既有认识的建构过程加以分析后,也可以获得对既有认识的另一种建构方法,这正是作者的现实关切和宏大愿景——在认识到民族国家叙事的缺陷后,以东亚普遍主义加以超越,实现东亚世界秩序的重建。 (www.xing528.com)

三、　新日本论的努力

本书虽然将关注重点置于中日两国的彼此认识上,但是作者在认识日本方面着墨颇多,或许这反映了作者的某种现实关怀,即加深中国对日本的认识。作者认为,现代中国读者相对欠缺理解现代日本社会的相应知识和信息资源,因此很难形成准确且完整的日本认识。事实上,就中国的日本认识而言,不仅公共知识土壤相对贫瘠,专业的学术研究也日渐体力不支,处于青黄不接的艰难时期,这构成了中日两国彼此认识的非对称性。因此在本书结语部分,作者极力肯定戴季陶的《日本论》,更进一步表示“要重新接上这部《日本论》……继续准确、全面地认识并理解日本社会”,并借以克服错误日本认识及相关表述所造成的困局,换言之,作者将自身的工作视为建构新日本论的努力,通过这种日本论真正认识日本社会,进而为中国找到正确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从而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413)

构建新日本论需要以日本研究的知识积累为基础。然而,目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正面临种种困难与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初晓波教授对中国当前的日本研究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指出,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快速增长30多年后,近年来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从学术论文发表的数量看,2019年的论文发表已经滑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究其原因,除了学术方向转换、研究人员代际更替和政策导向的影响外,随着日本国力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学界的关注重点也发生了转换,关注对象从日本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14) 除此之外,初晓波教授还提到中国目前的日本研究质量还有待提高,研究心态还存在问题。许多研究成果还在重复着知识堆积、拾人牙慧的方式,满足于描述或者想象日本,中国学者对日本所抱有的特殊心态也不利于冷静客观地进行研究。(415) 正如资中筠先生所说,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这实际上与国人对日本的心态有关。这种心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情绪化。对日本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反之则只看缺点。第二,把日本看作“二传手”,不肯深入调查。第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只有“有事”时才一窝蜂似的关注某一问题,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始终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416) 事实上,作者在书中也批评了许多中国学者关于日本的错误论述,认为这些错误论述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的日本认识存在巨大的偏差,这些论述要么停留在对主流看法的解释、正当性论述层面,要么停留在对各种现象和印象的描绘与评论层面。大量应然论的主观意见或看法充斥在公共知识空间中,中日友好抑或是中日矛盾都成为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这实际上因应了民族主义的需求,也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的互不理解,加深了认识上的非对称性。(417)

基于以上问题,本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中日两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突破概念和事实表面的观察,深入历史事件并还原概念的建构过程,进而形成独特的日本认识。例如,作者在探讨日本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将日本儒学作为日本普遍主义建构的主要逻辑框架,在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影响下,这种普遍主义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源头。进一步而言,作者将日本的“右翼思想”置于日本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指出日本儒学为近代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精神支持,成为日本获得国家认识的关键,也因此成为右翼思想的源头,这种从思想史和精神史角度的分析颇有洞见,因为他寻找到了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前民族国家”形态,这种形态以东亚文明的共同性为基础,而在西方冲击和构建民族国家的紧迫要求下逐渐变质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由此来看,作者成功地以建构主义实现了对既有认识的解构与重建,形成了独特的日本认识,也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东亚意识”。

本书除了相应的智识追求外,还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希望给公众提供一种认识日本和中日关系的知识资源,本书仅仅是作者工作的开始。作者在自己2020年的新著《分身》中提到,现在中国开始流行一种“日本热”,即从“冷门”领域到“热门”领域的对日本的全方位兴趣,面对这种日本热,作者主张“这是一个需要新日本论的时代”。在作者看来,认识日本就是认识自我,而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还远远不够。(418) 尽管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和中国人的眼界不断提升,但是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仍然与民国时代无异。正如戴季陶所说,中国人对日本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变成了“思想上闭关锁国”“智识上的义和团”。(419) 而本书的问题意识、崭新的视角及其思想深度无疑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日本认识,尽管这种日本认识能否完全取代现有的认识框架还有待时间的证明,但是毫无疑问本书是建立在细致的历史梳理和深刻的思想分析基础上的,足以满足公共的知识需求。

四、　文明共识能否重建东亚世界秩序

作者从思想史和深层的精神结构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试图以东亚文明的共通性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关系,构建东亚共同体。这是作者以建构主义视角对中日关系加以分析后给出的重构方案。事实上,这说明相对于现实的国际关系纷争,作者更加关心深层次的文明一致性,这一观点更像是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向延伸,即文明的一致将消弭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这值得我们思考。作者在书中表达了更多的“应然性”的愿景,而忽视了中日关系“实然性”的现状。尽管在许多问题上作者的观点鞭辟入里、引人深思,尽管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与东亚的历史现实并不完全吻合,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建构东亚国家关系的基本单位仍然是民族国家,能否对民族国家避而不谈,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都尚无定论,以文明共识超越民族国家更是何其困难。正如埃利亚斯所说,文明这一概念表现了一种民族的自我意识。(420) 换言之,即便中日两国在儒学这一精神基础上具有历史的共通性,但是这种共通性仍然打上了两个民族的烙印,在现实基础上并不能为两国所用。

以所谓的东亚共同体为例,作者也曾经认识到其中的种种困难,公共性是东亚共同体构建的必然要求,对东亚历史认识的共有显然是这种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但中日两国均欠缺这种寻求公共性的意志,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日本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上。(421) 这种历史认识的分歧超越了静态的文明共识,被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不断熔炼,而相关的每个人既受到民族国家叙事的影响,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民族国家的叙事结构提供证明。在这一过程中文明的共通性不仅无法减弱这种冲突,还会受到冲突的削弱。除此之外,作者在论述日本的中国认识时,过分强调深层的思想史和精神结构,却无形中忽视了日本民众的存在。尽管作者强调日本国民对日本外交的影响作用,但是在其他诸如民族主义、历史认识、右翼问题、东亚世界秩序重建等重要问题上并没有给予民众更多关注。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即这种具有历史性的文明共识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普通民众的心灵体验,这关系到文明共识是否比民族国家更具有现实性的问题。

具体而言,以日本的历史认识为例,可以进一步思考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国家在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战争年代的远去,战争历史记忆逐渐模糊,战争历史责任的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成为日本国内政治与社会分歧的来源。正如《审查历史:日本、德国、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一书所说,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通过历史教育建构、记忆和传承的,历史教科书则是最为重要的传承历史的媒介,而历史教科书具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和普及性的特征,它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深深烙印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之中,是一个民族的“体制化记忆”。因此,历史认识往往与教育,进而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关联。就日本而言,日本对教科书的控制形式属于政府有限控制型,日本政府在拥有审查教科书权力的同时,其权力范围还受到明确的限制,即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要求必须基于历史研究方面的各种观念或者普遍接受的观念。换言之,日本政府对日本人历史记忆形成的影响是间接的。然而,日本各种社会团体形成的文化氛围对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同样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抬头,谱写自豪、纯粹、光荣的历史,而非充满日本罪行和黑暗的历史,成为他们的目标,日本战后对战争历史的反思以及受此影响形成的历史认识被视为“自虐史观”,将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视为虚构的历史,将受害者视为对日本荣耀历史的攻击者。(422) 由此可见,目前日本的历史认识一方面是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刻意为之的结果,他们往往忽视自身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种种灾难,刻意强调自身在战争中遭受的轰炸,比如东京空袭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强调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中日两国都成了战争的受害者,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应该获得了同情与宽恕。显然,这种认识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发生的——民众不希望因为国家的行为而受到谴责。正如阿根廷学者弗朗西斯科·德里奇所说,记忆不是事实,而是创造,是发明。(423) 历史认识源于历史记忆,这种记忆必然经过国家以政治目的进行的理性选择,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历史书写正是对同一个过去进行的不断更新的重新建构。这意味着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根本在于,民族国家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叙述方式,并且不断超越其他的叙事方式,因而民族国家的叙事方式也不容许任何修正。与此同时,普通民众也在将这种叙事当作理所当然并且为这种叙事贡献力量,笔者于2017年曾在日本进行访谈,在谈及南京大屠杀与东京大轰炸时,日本普通民众竟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情感——为前者的发生寻找借口,为后者而沉痛哀悼。由此可见,在民族国家的深刻影响下,对历史的心灵体验不同无法促进两国的和解与包容,而文明的共识也很难超越这种分歧。

总体而言,作者对中日关系问题与症结的分析是独到的,对民族国家叙事的批判是中肯的,但是作者所提倡的替代方案是值得怀疑的,重拾对东亚普遍主义和文明的自觉能否实现中日两国的和解,能否改变双方的认知问题,能否重建东亚世界秩序,进而超越民族国家值得进一步验证与反思。然而,毫无疑问,本书为中国民众提供了重新认识日本的知识资源,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更加深刻的知识积淀,对“东亚”这一“中范围”的区域性概念的申说也为政治和政策考量提供借鉴,因此对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具有实际意义。

作者简介:殷金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