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亚佐夫的土库曼斯坦：个人崇拜与制度建设

董　雨

中亚五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一直是比较陌生的领域。苏联解体前,中亚五国虽然作为加盟共和国,但实际上没有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权力,他们只不过是苏联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与外界的关系也不过是苏联对外关系的一部分。(367)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虽然都走向了独立,建立了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地缘政治等原因,这一区域仍然是中国学界关注范围内的边缘地带。直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对中亚的关注度才显著提升。在中亚五国中,土库曼斯坦俨然是边缘中的边缘。第一,就地理位置来说,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五国的西南方,其领土不与中国接壤,中间隔了两个国家,而土库曼斯坦的主体民族不像其他四国一样与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是同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因此交流上远不如其他四国那么频繁(368) ;第二,由于土库曼斯坦独立以来的所采取的本质上封闭孤立的外交政策,不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同样如此。土库曼斯坦的神秘,很大程度来自于它名义上的“中立的外交政策”。(369) 之所以说是“名义上”,在于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封闭”——包括普通旅行者在内,很少有外国人能进入土库曼斯坦,更遑论学者。再加上该国的信息非常不透明,出版和新闻的限制烦琐严苛,因此对土库曼斯坦的研究,无论中外都相当薄弱。虽然有一些政治学、经济学、地质学特别是能源方面的论文,但社会科学领域对该国的研究专著仍然屈指可数。(370)

在这种情况下,2018年出版的《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土库曼巴希现象》(Nation⁃Building and Personality Cult in Turkmenistan:The Türkmenbaşy Phenomenon)作为近年来罕见的土库曼斯坦研究的社科专著,无疑为我们了解这个神秘国度,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参考。

在介绍该书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土库曼巴希的基本情况。土库曼斯坦独立至今29年,只有两位总统。首任总统萨帕尔穆拉特·阿塔耶维奇·尼亚佐夫(1940—2006)(371) ,土库曼族,1967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较早就进入苏联的国家管理系统中,历任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是最后一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也是苏联解体后担任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首任总统(1991—2006)。他曾被多次授予“土库曼斯坦英雄”的头衔,1993年10月,由人民大会(Halk Maslahaty)提议并批准,尼亚佐夫获得了“土库曼巴希”的称号(Türkmenbaşy)。巴希başy(баши)在土库曼语中有“头”“(月)初”等意思,因此,“土库曼巴希”的含义就是“土库曼的首领”,这一称呼此后成为土库曼斯坦对尼亚佐夫的官方称呼。1999年,土库曼斯坦人民大会修宪,授予尼亚佐夫终身总统职位。在其任上,个人崇拜成为外界了解神秘土库曼斯坦时最显著的标签。除了无处不在的总统画像、雕像(金像)、狂热崇拜的口号等,土库曼斯坦在里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也是土库曼地区被并入沙皇俄国时的第一座要塞——克拉斯诺沃尔斯克(Красноводск,即红水湾)(372) 于1993年被更名为土库曼巴希(Türkmenbaşy),以纪念尼亚佐夫的丰功伟绩。以尼亚佐夫的称号命名的另一座城市是克孜尔·阿尔瓦特(Кызыл⁃Арват)。自19世纪末外里海铁路建成以来,此地就是土库曼尼亚的铁路枢纽,也是苏联时期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铁路枢纽。土库曼斯坦独立之后,既因为其重要的交通地位,也因为尼亚佐夫曾经在这里的孤儿院生活过一段时间,克孜尔·阿尔瓦特被更名为尼亚佐夫的另一个荣誉称号,即塞尔达尔(сердар,意为领袖、酋长)。在土库曼斯坦对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从1985年担任土库曼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开始,直到2006年12月于总统任上突发心脏病去世,尼亚佐夫在土库曼斯坦执政长达21年。土库曼斯坦的第二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Mälikgulyewic,Гурбангулы Бердымухамедов)曾经是尼亚佐夫的牙医,后来担任土库曼斯坦的卫生部部长,由尼亚佐夫安排一步步走上土库曼斯坦权力的最高层。在尼亚佐夫去世后,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毫无悬念地成为土库曼斯坦第二任总统,直到今天仍然在位。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尼亚佐夫在世时为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定下的基调。因此,作为一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领导人,土库曼斯坦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无疑深深烙上了尼亚佐夫的个人特色。(373)

本书虽然名为对土库曼巴希个人崇拜现象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建构的分析,但其实是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将尼亚佐夫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经历与个人崇拜做对比,来解释土库曼巴希现象的起源和成因。作者在绪论中列举了以往英文学界对后苏联时代中亚地区诸多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在解释土库曼斯坦的问题时所遇到的障碍,比如缺乏比较视角和历史视野;只局限于民族国家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伊斯兰社会,等等。作者赞同的分析框架是食利国家模式(rentier state model),因为“典型的食利国家是后殖民的、威权统治的家产制国家(patrimonial states)”,这比较符合外界对土库曼斯坦的定性。而在诸多符合这一定义的国家中,之所以选择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来同尼亚佐夫治下的土库曼斯坦做对比,除了两国大量具体的共同点之外——伊斯兰教逊尼派占主流;历史上没有建立过统一独立的国家;都曾是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都有很强的部落认同和薄弱的公民认同;地处沙漠、地广人稀却有丰富的能源;边界都是近代以来人为划定的,很难控制,并且因此造成了身份认同困境;长期处在独裁领袖的主导下,都拥有类似部落大会的组织机构;推行个人崇拜;将领袖的著作贯穿国民教育各阶段来建立国家认同;匪夷所思的对外政策,等等,还因为这两个食利国家的非典型性——“他们发展出来的民族神话和个人忠诚针对的是领袖,而不是作为一个系统的家产制国家”。 (374)

除了绪论部分外,全书正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什么是个人崇拜?》从政治学的角度对个人崇拜和克里斯玛进行了理论梳理,进而为全文提供一些关键定义和理论框架。本章列举了阿塔图克(凯末尔)之于土耳其共和国、列宁之于苏联等近代历史上的个人崇拜现象,并指出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是一种现代现象,其扎根于政治体系内在的不稳定之中,该体系的合法性又来源于人民主权论。第二章《卡扎菲的利比亚: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描述了卡扎菲个人崇拜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变迁和最终结果。作者指出,在卡扎菲的个人形象建构中,纳赛尔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系,纳赛尔的成功和衰落都影响着卡扎菲意识形态和个人形象建构的转变。在对卡扎菲的《绿皮书》及其思想来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后,作者进一步指出:《绿皮书》、利比亚的民族叙事、泛伊斯兰与泛阿拉伯的建构是卡扎菲个人崇拜的三个工具。因为没有发展出适当的国家认同,所以领袖形象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卡扎菲式个人崇拜起到的这种枢纽作用,同样也存在于许多后殖民地国家里。第三章《土库曼斯坦:从“部落社会”到现代民族国家?》梳理了土库曼从沙俄殖民中亚到苏联时期民族识别、划界、扫盲、合作化等运动在内的历史和社会特征,以及尼亚佐夫的履历、施政理念和具体措施,为理解其个人崇拜的出现提供历史背景。第四章为《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统战工具》。本章大量引用尼亚佐夫的著述和言论,以较多的一手文献(尼亚佐夫的个人著述和演讲)来分析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深度,以及个人崇拜如何成为土库曼巴希治下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工具。这一章还对比了尼亚佐夫与卡扎菲个人崇拜的异同,从而回答为何会出现尼亚佐夫式的个人崇拜,以及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结论部分,作者再次对比了卡扎菲和尼亚佐夫这两种个人崇拜,并对自己的论点加以总结。

在笔者看来,全书的精华就是第三章。这一章理顺了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有力地论证了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并不是出于诸如好大喜功的个人性格缺陷,或者继承了苏联领导人个人崇拜的传统等制度惯性。这些对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解读,是只能隔着重重迷雾、从指缝和传言中观察揣测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很容易得到的结论。

像其他后苏联国家一样,土库曼斯坦宣布独立后,必须同时面临“三重过渡”:从多民族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再从社会主义共和国过渡到另一种政体(375) 。但作者认为,1991年才独立的土库曼斯坦并不是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苏联时期已经为土库曼斯坦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做足了准备工作——包括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标准化的语言,民族识别后不断鼓励和发展的民族文化也强化了民族认同,以及最重要的“主权”(虽然只是名义上)。这是尼亚佐夫相较于卡扎菲的一个很大优势:当后者必须通过彻底的去殖民化,发动自己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从零开始重建利比亚的机构的时候,土库曼斯坦已经从苏联那里继承了一个现成的国家。因此,如果前者在建国过程中不得不做大量尝试,后者就可以简单地在不改变基本行政结构的情况下,逐步引入政治体制的变化。(376) 换句话说,土库曼斯坦已经在苏联时期就走完了从部落社会过渡到现代国家的一系列步骤。需要指出,关于苏联时期的这部分论证,作者主要依据的是最早研究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问题的著名学者艾德加(Edgar)的经典著作《部落国家:制造现代土库曼斯坦》(377) 和土库曼斯坦著名的历史人口学家、历史学家Ш.Х.卡德罗夫(Кадров·Ш·Х)的研究成果。

那么,独立后的土库曼斯坦不但要在地区的动荡(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都或多或少面临民族、宗教、领土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况且土库曼斯坦比邻阿富汗和伊朗,地缘环境更加堪忧)中维持这种现成但脆弱的成果,还要完成两个合法化的迫切任务——使从苏联转换而来的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的合法化,与从苏维埃政权第一书记转为新政权总统的尼亚佐夫的身份合法化。而合法化的努力要建立在维持稳定和既有成果的前提之上。因此,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完成这个任务。(378) 作者分析了伊斯兰等意识形态对土库曼斯坦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指出,民族主义是唯一能够填补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空白,完成使新国家合法化这个任务的意识形态。(379) 而作为前苏联统治精英的尼亚佐夫则在有步骤地清洗除了自己以外的前苏联的官员、打击部落主义等可能对国家稳定造成威胁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的统治和个人崇拜。在作者看来,将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叙事联合起来的原因,是因为尼亚佐夫缺乏个性,没有配得上克里斯玛形象的成就!“他既没有领导过独立斗争,因此不能像阿塔图克那样拥有值得夸耀的军事成就和全面改革成绩,也没有纳赛尔的政治视野和魅力。甚至他那副勃列日涅夫式的外表都类似于20世纪70年代的普通党政官员,而不像个领袖:用土库曼斯坦诗人希拉里·乌拉穆拉多夫(Shirali Nurmuradov)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没有个性的个人崇拜(a cult, but no personality )。’因此,不仅在土库曼斯坦民族主义的阐述中,而且还有尼亚佐夫在民族主义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都需要更高程度的发明和神话创造:实际上,国家合法性与这位在位者难解难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而尼亚佐夫也因此成为民族叙事中的主要英雄。”(380) 在本书的结论中,作者再一次强调,(和卡扎菲相比)尼亚佐夫没有特殊的感召力,不是一个克里斯玛式的人物,并且缺乏用于阐明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和政治资源,因此必须采用“神圣化”的话语而非政治话语来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详细阐述,而且更执着于能转化为国家形象的诸多(个人崇拜)符号象征。(381)

但是,如何评价一个领导人有没有个性,是不是克里斯玛式的人物?除了和阿塔图克、纳赛尔对比之外,与作为本书主要比较对象的卡扎菲相比,如果后者是个性十足的领导人,那么尼亚佐夫能算没有个性吗?《绿皮书》VS《鲁赫纳玛》,住帐篷与全国塑金像……抛开这些表象的对比,单从政治思路上来说,卡扎菲先是选择以反帝旗手、纳赛尔继承人自居,选择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后又根据对形势的判断转向拥抱利比亚民族主义的过程,而尼亚佐夫也有带领土库曼斯坦争取到联合国承认的中立国地位,后又因为国内外斗争而从积极中立走向自我隔绝的经历。除了在国际影响上利比亚的存在感似乎比土库曼斯坦更强之外,单看两位领导人的这些举动和思想,并不能简单地判断尼亚佐夫是一个没有个性的领袖。而如果回避了这个问题,尼亚佐夫个人崇拜与民族主义叙事紧密结合的必然性就变得不那么充足,在逻辑之外,促使二者相结合的动机就值得重新思考。

这里我们有必要费些笔墨来回顾一下更长时段内的土库曼民族历史。一方面,虽然在地理上,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同属于中亚,但即使在19世纪希瓦汗国与布哈拉埃米尔国尚未被吞并,甚至更早的17、18世纪乌兹别克人兴起建立一系列汗国的时期,土库曼部落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这使得它比其他中亚四国保存下来更多的、维持了更久的内亚属性(382) ,特别是部落领袖的作用方面。而另一方面,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使土库曼人虽然作为穆斯林,但伊斯兰教的影响不能深入到其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土库曼人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宗教领袖的影响并不强烈。从16世纪前后土库曼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383) 开始到19世纪末土库曼斯坦全境并入沙皇俄国,大部分土库曼人在这一时期要么处在不断的游牧-迁徙的生产状态中,要么围绕沙漠中的绿洲进行农业生产,都远离当时作为伊斯兰文化中心的中亚大城市。离伊斯兰文化中心越远,对宗教仪轨的遵守就越弱,则自己的民族风俗就表现得越强。(384)  因此,对民族(部落)领袖的推崇很容易获得土库曼人的心理认同,再加上没有宗教等其他强大力量掣肘,形成对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反而相对容易。毕竟无论是苏维埃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民主与代议制,对于有着浓厚内亚传统的土库曼社会来说都是太短暂的舶来品。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研究认为新政府利用威权统治来建构民族认同固然是有道理的,但换个角度,对政治军事领袖(而非宗教领袖或其他身份人物)的个人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土库曼人的历史与心理特征的。再加上尼亚佐夫个人的引导和灌输,原本作为一种共同心理与历史传统的认同方式就更容易被唤醒,进而加以巩固。尼亚佐夫曾明确表示:“我要强调的重点是,土库曼斯坦正走在属于自己的独立道路上,不打算模仿任何人,也不想复制任何人。土库曼斯坦政策的判断依据是人民的福利水平。”(385) 这个充满实用主义色彩的判断标准虽然缺少现代政治的精神色彩,但却与历史上的部落统治、军事领袖崇拜一样,对于人民来说直观易懂且更有吸引力。(www.xing528.com)

第四章是作者着墨最多的章节,也是将尼亚佐夫式个人崇拜与卡扎菲式个人崇拜多次进行一一对应来比较研究的部分。作者在这一章里穷尽了其可找到的土库曼斯坦相关材料甚至包括小道消息、报刊边角料,从统治者个人形象塑造、部落政治(去部落化和再部落化)、历史书写、民族主义教育、领袖身份的进一步神圣化、土库曼巴希时代的民族主义符号选择(地毯和甜瓜)(386) 、空间建筑的有意设计、文学艺术力量的动员、对宗教(伊斯兰教)的态度与政策、对外政策(禁止外国人入境与国际承认的中立地位)等诸多方面对作为一种民族建设统一工具的尼亚佐夫式个人崇拜进行了全方位的立体展示,可谓事无巨细,全面覆盖。即便可能有失之于琐碎的嫌疑,但仍然力尽所能为我们展现了土库曼斯坦社会和政治的诸多细节,而这也正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在面对棘手的土库曼斯坦独特国家状态时非常想了解的内容。

本章中关于《鲁赫纳玛》与《绿皮书》的比较也是非常有趣的一节。双方的比较主要围绕着对以“部落主义”为代表的民族历史传统的态度而进行。在《鲁赫纳玛》中,尼亚佐夫明确指出部落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因此必须加以抛弃——“民族是永恒的,而部落则是暂时的”。卡扎菲虽然表面上拒绝部落主义,但在利比亚却明确实行了再部落化(re⁃tribalized)的措施。相比之下,尼亚佐夫则在著作中通过强调那些悠久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先祖领袖,引起了传统部落精英的强烈共鸣,而他作为这些伟大先祖领袖的继承人,将自己的民族观含蓄地蕴藏在“尊重长老和服从权威”这一部落传统之中。尼亚佐夫通过扮演长老和族长,将土库曼人作为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进而使国家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独立部落的典型特征,以土库曼人熟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总结道:“如果卡扎菲《绿皮书》的目标是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红皮书》,并在其中融入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纯粹政治世俗化目的的宣传,那么尼亚佐夫的《鲁赫纳玛》的期望则是将自己塑造成以《乌古斯纳玛》(Oguznama)为代表的古代‘纳玛(⁃nama)’传统的继承者。”而《鲁赫纳玛》的特殊性在于它又是一本精神和哲学书籍,“其与其他书籍一道,都与过去有关,但同时也是串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绳索”。这是尼亚佐夫眼中《鲁赫纳玛》的作用,也说明了他对传统、历史的态度。在作者看来,这两本著作反映出来的现实是:卡扎菲有更多的合法性和“可资利用”的过去来服务于他的民族主义,尼亚佐夫则因为缺乏卡扎菲的这些优势,而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任务。因此,他的意识形态不得不通过神圣化,给予土库曼民族一个“非历史的”神圣起源,来为自己寻求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使自己的总统职位披上一层天授神意的神圣外衣。(387)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上文总结的第三章中尼亚佐夫和卡扎菲在建设民族国家时的处境对比来看,会发现以下事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方面,尼亚佐夫的土库曼斯坦因为有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稳定建设,无疑要比卡扎菲的利比亚拥有一个更加成熟、更趋于完善的现代国家基础;但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塑造来看,卡扎菲的利比亚因为在近现代有明确的反侵略反殖民历史,以及更大规模的泛伊斯兰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撑,反而比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崩盘的土库曼斯坦在塑造民族主义认同方面要容易得多,也即尼亚佐夫为塑造土库曼民族意识形态,要花费更多的心思进行非历史性的建构。

由于这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元素及其步骤在尼亚佐夫的核心著作——《鲁赫纳玛》中都有所体现,因此这本书被伦纳迪斯(Fabio De Leonardis)总结为“拥有一种被夸张的、民族中心和本质主义的土库曼民族主义所渗透的意识形态。”(388) 而被称为“土库曼斯坦圣书”的《鲁赫纳玛》也是对尼亚佐夫个人崇拜的化身。不过可惜的是,在伦纳迪斯的这本著作中,《鲁赫纳玛》仅仅是作为阐释尼亚佐夫在制造民族主义神话方面的例子而加以引用。作者既没有对《鲁赫纳玛》的内容进行更为详尽的文本分析,也缺乏对《鲁赫纳玛》所反映出来的尼亚佐夫的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实际上,《鲁赫纳玛》的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了尼亚佐夫总统个人的自传和诗歌创作,也“总结了土库曼人的历史活动,讲述了土库曼人无穷的智慧以及土库曼民族的习惯、传统、风俗、希望和意愿”,更被尼亚佐夫定位为“(《鲁赫纳玛》)是土库曼民族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行动的指南”,(389) 最集中地体现了尼亚佐夫总统的历史观及其民族主义主张,而并非仅仅是“发明”“虚构”,也不仅仅服务于改造传统、重塑意识形态等领域。《鲁赫纳玛》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有着更加庞杂的建构目标群。虽然《土库曼斯坦的民族国家建设与个人崇拜》一书的目标是将土库曼巴希的个人崇拜作为一种现象来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历史动因,但是如果能结合《鲁赫纳玛》所体现出的尼亚佐夫个人思想和其对土库曼民族历史、国家定位等诸多主张的介绍和分析,无疑会使尼亚佐夫的个人形象更加立体,加强作为一个现象的土库曼巴希崇拜与该现象的始作俑者——尼亚佐夫自己的选择考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论述客观条件产生个人崇拜的必然性之外,加入个人主观选择的维度。当然这个主观选择主要是尼亚佐夫对土库曼民族历史、民族性格、民族国家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理性考量的结果。

全书正文仅110页,单是介绍卡扎菲生平、发迹并分析其个人崇拜的起源和表现等,就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而乍一看本书的题目里,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项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从书名出发,这样的比重安排实在有些名不副实。况且,即便真的剔除与利比亚卡扎菲时代的个人崇拜相对比的内容,也并不影响本书分析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在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笔者下意识能想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关于土库曼斯坦的文献材料相对较少,而且实在太难收集,所以需要在研究方法上做文章,来丰富研究的层次与深度,以弥补文献上的不足。很难想象面对一个几乎禁止外国人入境,没有邮局,没有(合法)对外网络,所有出版,特别是涉及意识形态书籍(政治、历史、领袖传记等)的出版全由政府负责,而政府数年都不一定会出版一本这类图书的研究对象,该如何开展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或现代史研究。而翻看书末的参考文献,也基本证明了这个猜测——本书搜集到的土库曼斯坦方面的一手资料,即尼亚佐夫的谈话和著作(包括两部《鲁赫纳玛》)也不过只有四种(篇)。因此,本书的资料来源比较复杂,书中大量罗列无从考证的尼亚佐夫的具体事例作为论据,特别是第四章叙述独立后尼亚佐夫的诸多个人崇拜现象和他的许多施政措施,让人颇有一种在读稗官野史、官场秘闻的感觉。但悖谬的是,在这个极端封闭的国家,如果严格要求每一条论据都具有可靠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最后会发现苛责之下几乎没有什么是确凿无疑的,其结果就是对土库曼斯坦仍然一无所知。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土库曼斯坦身份认同的著作《学习成为土库曼人:识字、语言和权力,1914—2014》(390) 中,尽管作者克莱门特有幸在土库曼斯坦彻底封闭之前去往阿什哈巴德实地居住过,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出入过土库曼斯坦国家图书馆的外籍访问学者,“其作品(并非调查报告等社会学著作)中一些重要问题的注释也仅仅只能给出‘根据田野调查’‘根据观察’这种模棱两可、缺乏客观来源的支撑”。(391) 虽然本书作者伦纳迪斯没有克莱门特那么幸运,未能实际进入土库曼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但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访学期间,曾经接触过一些在俄罗斯留学的土库曼斯坦学生,后者为本书的写作收集到相当多来自对象国公民的建议,这已经是研究土库曼斯坦的同行中难能可贵的经历了。这种不确定性虽然难免让人遗憾而又无可奈何,但作为一种勉力尝试,确实也激励着更多热心于土库曼斯坦研究的学者以“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的耐心,揭开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

不过换一个角度,如果抛开题目给人的“错觉”,如作者所言,这本书旨在运用土库曼巴希和卡扎菲的个人崇拜及相关材料,来探索个人崇拜情景化的一面,揭示“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不是独立现象,而是来源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体系。该体系内化于国家主导的以‘民族主义国家化(nationalizing nationalism )’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392) 那么这种探索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无论是拉丁字母化的土库曼语作为国语的复兴与巩固(与文字改革至今难以推进的另一中亚大国哈萨克斯坦相比),还是重写历史、塑造新的国家记忆的一系列措施,从目前的结果看,土库曼斯坦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民众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认同无疑证明了由尼亚佐夫开启的这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进程还是比较成功的。(393)

随着尼亚佐夫去世,现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与2007年8月宣布土库曼开始了“新复兴”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标志性改革剔除了上个时代中过于形式主义的部分,旨在“去尼亚佐夫化”。具体包括移除了大部分尼亚佐夫的金像,考驾照时候也不需要再考《鲁赫纳玛》,发行没有尼亚佐夫头像的新货币,抛弃以尼亚佐夫及其父母等命名的独特的十二月名称而恢复国际通行的公历,移除全国各地的尼亚佐夫纪念碑,国家誓言中也将“背叛伟大的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巴希……我将停止呼吸”改成了“背叛伟大的总统,我将停止呼吸”,等等。然而全国无处不在的前总统挂像变成了现任总统的照片,尼亚佐夫提出的“黄金时代”被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提出的“伟大复兴”所取代,而《鲁赫纳玛》仍然是大学必修课程,以其为代表的历史叙事仍然是土库曼斯坦的主导——“对现任的个人崇拜部分代替了对尼亚佐夫的个人崇拜”。这种继承与延续恰恰说明,尼亚佐夫开创的个人崇拜及其主导建构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一种制度性的作用,“对总统的个人崇拜似乎已经成为土库曼国家民族主义的主要话语形式。导致个人崇拜的结构性原因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394) 这就是个人崇拜在土库曼斯坦的内在逻辑,也是本书作者在结论中想要说明的一点。目前来看,就内政而言,个人崇拜短时间内对于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确实卓有成效,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维持国家内部稳定所需要高度依赖的工具,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工具的脆弱性也非常明显。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土库曼斯坦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特别是阿富汗和伊朗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比其刚独立的20世纪90年代来看更趋于恶化,地区恐怖主义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亦愈发猖獗,威权统治仍然是保障土库曼斯坦稳定与安全的为数不多的选择。那么这些新老背景因素衍生出的个人崇拜则又多了一个难以割舍的理由。

如何从这一系列悖论中抽身,是土库曼斯坦民族国家建设接下来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作者简介:董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在《读书》2020年第12期,此为书评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