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区域中的土耳其与希腊：视野与挑战

土耳其和希腊关系是影响地中海地区乃至国际局势的重要因素。近期两国围绕东地中海能源资源的争夺是两国历史纠葛与现实利益争端的集中体现与再次凸显,其中也蕴含了大国博弈的色彩。土耳其和希腊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从多维度、多学科视角深化对两国关系和国情的认识,对于我国深化对外开放、平稳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大意义。

因东地中海划界和油气资源等问题,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近来紧张关系加剧。从年初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冲突到关于圣索菲亚大教堂身份变更的争执,再到当前“油气勘探危机”,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已经从开始的口水战逐步升级到现在的军事对峙,整个地中海区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此次工作坊邀请到包括研究古希腊历史和近现代希腊历史,以及研究希腊和土耳其现状的学者,共同围绕地中海区域视野下的土耳其与希腊关系进行学术交流与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晓旭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史前与古代时期希腊和小亚细亚之间密切的人口、文化交往和政权更迭。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经历了约2000年的短暂的中石器时代,其文化与旧石器时代和之后新石器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

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丰富地区反而没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存,中石器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海岸和近海地带,因为它呈现一种海洋特征。对此影响比较大的解释是这一文化近海并具有海洋性,所以应该是由海陆来的,而不是由陆路来的移民带入的。而且这个移民方向被认为来自安那托利亚或更远的东方,也是通过比对考古学文化的这种相似性,和小亚细亚或者更远东部地区有相似的因素。当然比较新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相反的解释,比如说基克拉迪群岛玛茹拉斯(Maroulas)遗址,这块的文化和近东各文化都没有关系,而且经研究它的文化应该来自于希腊大陆,所以就提出这样新的解释,即这种海洋性特征可能是原有旧石器时代海洋传统的一种发展,在旧石器时代可能不显著,而在这个时期比较显著,当地人口来自于希腊大陆本身。和近东的相似性有可能是大陆带到小亚细亚去,或者是带到更远的塞浦路斯去的。这是一种相反的解释。无论是哪种解释都表明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在中石器时代有人员和文化上的接触和交往。

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发源于近东和西亚并向外传播,其实这个肥沃的新月形地带,其西边的一支分出了一个叉来,这就是小亚细亚的东南部地区,这是著名的遗址,一般翻译成恰塔尔·休于。这是一个著名的遗址,希腊的新石器时代其实也分若干地域类型和几个阶段。地域类型有色萨利地区、东南希腊、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岛等,它们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文化类型,这是一些最主要的遗址。

接下来是青铜时代,整个爱琴海考古是一个整体,其内部可以分成四个地域类型,希腊大陆、基克拉迪群岛、克里特、北爱琴海和西安那托利亚。青铜时代又分为早中晚三期以及12种文化类型。我们经常所说的米诺斯文明,从中期米诺斯开始算起,迈锡尼文明是晚期希腊底文化,它征服了整个爱琴海这片区域,使得米诺斯落入它的统治之下。迈锡尼文明扩张波及了小亚细亚西海岸尤其是西南海岸地区,此外,小亚细亚西岸北边也发现了迈锡尼的陶器。

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综合研究认为,希腊大陆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来自于小亚细亚,而且与小亚细亚西部和整片爱琴海地区构成一个语言和文化上的共同体。这项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家卡尔·布里根邀请语言学家哈雷共同完成,他们绘制了一幅希腊大陆前希腊语言地名的地图,并根据地图比对考古资料,在考古学上寻找一个与这种共同的语言及其所反映的共同的文化相吻合的时期。布里根采用的是排除法。他据此得出这样结论:早期青铜时代,所有的这个四种地域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一致的,构成一种共同文化,因此,前希腊语属于这个时期。接着下来就是中期希腊底文化,开始呈现各地文化的不同,希腊大陆有一些新的陶器类型的,还有其他一些附带的文化特征也加进来了,这就被认为最早的希腊人到来了。

再接下来的黑暗时代,有三支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西海岸地区移民,造成了语言上与大陆的平行关系,也就是希腊几种方言呈纬度分布。到了殖民时期,整个环小亚细亚地区都处在希腊人的影响之下。希波战争时期,小亚细亚希腊人首先暴动。波斯人无论从北边走还是从中部走,都是以小亚细亚为基地,希腊人抵御波斯的重要海战也多发生于小亚细亚海岸。并且雅典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地区除了希腊城邦之外还有非希腊人,都被雅典纳入帝国之内缴纳贡金,卡里亚贡金区有很多的非希腊人,赫勒斯滂贡金区中有密西亚人。因为接触比较早,所以在希腊化时代之前小亚细亚地区实际上已经希腊化了,比如吕基亚国王采取希腊化政策也同时引进波斯化政策。由于希腊化比较彻底,罗马时代的两个皇帝建设的泛希腊同盟当中有不少其实都是小亚细亚的这种希腊化的非希腊城市,例如吕基亚、吕底亚、卡里亚,等等。

徐晓旭总结称,史前时代以来小亚细亚与希腊有着持续且频繁的密切联系和交往。影响可能来自任何一方,由小亚细亚到希腊,也可以由希腊到小亚细亚,先是小亚细亚影响希腊,之后希腊影响小亚细亚。希腊和小亚细亚地理上的相互毗邻造成了两地文化和政治的一体化,但海洋的阻隔又造成了两地之间在政治上的分立与冲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从古希腊时期以来东西方文明冲突的视角探讨了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国家战略。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明视角来谈世界秩序的学者就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中,亨廷顿将俄罗斯、墨西哥、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几个国家界定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位列其中,主要是说土耳其始终摇摆在欧盟和东方之间。此外,亨廷顿对于整个伊斯兰文明还有一个判断,即整个伊斯兰世界缺乏一个核心国家的承担。我们知道西方文明有欧洲与美国,中华文明有中国,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重要的文明形态,始终缺乏能够担当起文明形态的核心国家。如果沿着亨廷顿的这个思路,把土耳其放入这个框架里,便是一个处于伊斯兰文明之下还是无所适从的国家。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土耳其目前似乎最能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潜在担当者。

从文明史视角下来看,从史前一直到古典时期,整个爱琴海区域的希腊和小亚细亚,乃至整个地中海区域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文明沟通或者来往,甚至有非常直接的政治往来。到了古典时期,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所谓的希波战争或者波斯战争,波斯占领整个小亚细亚之后,与希腊世界产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小亚细亚与爱琴海沿岸城邦要反叛波斯统治,并寻求希腊城邦雅典的帮助,随后掀起的伊奥尼亚的反叛引起波斯的不满,并使后者攻打雅典。在古典时期,波斯对于整个希腊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影响着整个希腊地区的国际秩序。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他一方面记载了整个希腊世界,另一方面也记载了大量后来被称之为蛮族之地的非希腊世界,其实在希罗多德那里,非希腊族人叫作非希腊人或者异族更合适一些,他并没有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像后人那样对蛮族以文明等级来歧视。

张新刚指出,古典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之后,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关于东方的讨论逐渐把东方蛮族化,从最早对希波战争的一些描述,到后来雅典人通过各种题材,包括喜剧、哲学、历史等文本,慢慢树立起了这样一些形象:东方是“专制”、野蛮的,理性能力不足。特别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对立就非常明显了,在《政治学》中,只有希腊人才是天选之子,有理性,性情也比较适中,能够发展成健全的人性出来,从而产生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政治和专制的冲突。而这样一种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以及这样一种文明对抗的范式,其实对后来的历史认知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的东西对立也在延续文明对野蛮、民主对专制等这样一些话语体系。

整个希腊后来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转变为罗马帝国,后来又被奥斯曼土耳其取代了。19世纪希腊的一些政治家还想建立一个以拜占庭帝国为基础的大的希腊国家,把伊斯坦布尔作为它的首都,其被称为“伟大理想”(Megali Idea)。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战略很难实现,然后与之相对,土耳其人也有一个“土耳其梦”,奥斯曼帝国的梦,如果沿着历史演变这样一种路径的话,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实,今天在思考土耳其处于东西之间这样一种状态或者地缘政治、或者文明的态势的话,不难发现,希腊和土耳其都在自身的历史传统之中,历史也影响着双方的关系。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极力想要加入欧盟,但是希腊是最坚定的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国家。因此,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欧盟和土耳其的关系。虽然两国都是北约成员国,但是两者仍在体现出自希波战争以来的文明对抗,只是这种文明对抗在当下呈现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

如果回到当下文明态势的发展来看,一方面土耳其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寻求成为欧盟一员,欧盟现在自身也危机重重;另一方面,土耳其开始努力去构建一种以突厥认同为核心的地缘政治或者更具雄心的想象,埃尔多安也似乎在打造自身的伊斯兰世界重要领导人的形象,这是亨廷顿之后一个重要的新发展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态势,原来西方文明的担当者逐步转向了美国,欧洲如何在政治上成为新的担当者,目前的态势不是特别明朗,相对美国来说它的位置比较尴尬。对于东进的土耳其来说,泛突厥主义的直接竞争对手是俄罗斯。 

张新刚认为,有着8000多万人口的土耳其更有可能成为某种文明的担当者或载体,毕竟土耳其有着庞大的人口和稳定的政治组织,以及一个西方化的经济发展的基底结构,土耳其的崛起是否不再无所适从,而是成为伊斯兰文明的担当者,是值得长期观察的现象。从文明意义上来看,土耳其的伟大复兴梦的确有非常扎实的人口、地理位置以及一个越来越一体化的宗教或者文化认同基础。当然,西方作为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明,它的长时段的调整能力和未来发展的韧性是不可小觑的,我们也对它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关于东地中海的一些利益争夺可能是暂时的,更需要关心的是未来30—50年或者更长远时段从文明发展意义上整个欧洲和土耳其会发生何种态势的变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廖百智分析了希腊与土耳其冲突的原因。首先,油气资源之争是引发冲突的最直接原因。过去10年,东地中海周边各国接二连三有天然气发现,2009年和2010年以色列发现塔玛尔气田和利维坦气田;2011年塞浦路斯找到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气田;2015年意大利埃尼公司发现佐尔(Zohr)气田。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该地区可供开采的石油约17亿桶、天然气约122万亿立方英尺。大量的油气储备引发周边国家激烈争夺。

2019年1月,埃及集结东地中海周边七国出台“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纲领,希望成为东地中海出口天然气的主要能源中心。同年3月,包括埃尼、埃克森美孚、希腊石油、诺贝尔能源和道达尔在内的主要油气公司的高管聚集在塞浦路斯,研讨塞浦路斯如何发挥其作为石油和天然气服务中心的潜力,探讨相关的优势和挑战,并提出建设这个岛屿国家油气能源行业的战略规划。

土耳其不甘落后,一直想依托地理位置优势,将土耳其打造为“欧亚能源走廊”乃至“世界能源中枢”。早在2006年,土耳其政府就推出了“蓝色家园”(Blue Homeland)概念,在地中海地区划定18.9万平方公里领海,远超其实际控制的面积。2019年2月初,土耳其宣布东地中海开采计划,5月3日再次披露方案细节。同时,土耳其还不惜动用武力保驾护航,2019年3月,土耳其海军出动103艘军舰,在黑海、爱琴海和东地中海同时举行该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其中包括与希腊有争议的地区。

2019年12月,土耳其与利比亚西部政府达成协议,确定了一条长达18.6海里的线路,作为分隔两个经济区域的海上边界。埃尔多安表示,这项协议将允许进行联合勘探活动,但是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却认为,这项协议是土耳其企图占领东地中海地区的表现。希腊方面认为,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的协议,无视希腊诸岛在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权利,这可能会影响计划建设的东地中海(East Med)天然气管道。

2020年1月,希腊、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就“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是一条总长1900公里的海底管道,希望通过希腊和意大利将东地中海的气田与欧洲市场连接起来。

2020年8月6日,希腊和埃及签署了一项海上协议,将两国之间的大片水域划分为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对此强烈不满。8月10日,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伊斯(Oruc Reis)在东地中海争议海域钻探天然气,希腊与土耳其紧张关系升级。8月12日,一艘希腊军舰在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之间海域执行任务时,与一艘土耳其军舰对峙,险些相撞,冲突达到顶峰。8月25日,希腊、土耳其两国在东地中海同时举行军演。8月30日,土耳其胜利日之际,埃尔多安将当前与希腊等国的争端等同于百年前列强逼土耳其达成的《色佛尔条约》。

其次,历史遗留问题是导致争端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是主权之争。塞浦路斯岛在东地中海能源地图上位置重要,但其自1974年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南塞浦路斯受希腊支持,是欧盟成员;北塞浦路斯仅得到土耳其一国承认,被视为土耳其的“卫星国”。土耳其一贯主张北塞浦路斯应享有完整主权,与南塞浦路斯平分海洋资源,实质是要求分割希腊和南塞浦路斯的海上利益。因此,2018年,塞浦路斯准备开发天然气时,土耳其随即派出战舰阻止埃尼公司作业。土耳其方面表示,不会允许塞浦路斯在未与土耳其塞族人达成收入分配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开采天然气资源。另一方面,是海洋划界之争。地中海是半封闭海域,东部沿岸国家密集、岛屿众多、文化差异大,各国对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的认定互有重叠,划界不明是历史遗留问题,油气大发现使之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其中土耳其海岸线最长,但因被希腊众岛及塞浦路斯大岛近距离包围,海上领土主张受限最多,要求重新划界的呼声也最强烈。

再次,地缘政治分歧引发阵营对立。土耳其与希腊长期不睦,近年来又因支持政治伊斯兰势力先后开罪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因而在东地中海备受孤立。七个国家抛开土耳其,单独成立了东地中海论坛。为冲破困局,土耳其加大对利比亚的军事投入,与利比亚西部政府签订协议,重划专属经济区,扩大海上管辖权,但这样做不仅直接挑战希腊、塞浦路斯、埃及三国海洋边界,而且威胁到埃及、阿联酋、法国、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利益,进一步将东地中海问题与利比亚内战捆绑在一起,加剧了争端的复杂程度。

最后,大国的介入令问题进一步复杂。东地中海油气争端牵动多方利益,美、欧、俄等大国立场不尽相同,这也成为矛盾迟迟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态度暧昧。从经济利益看,美国欲在东地中海分一杯羹,其能源巨头埃克森美孚和诺贝尔能源公司已加入塞浦路斯、以色列等国的勘探作业,对土耳其欲搅局、谋求扩大海洋权利范围的行为不满;从战略利益看,土、以、埃、希均是美盟友,且土、希同为北约成员,同室操戈势必削弱美主导的同盟体系。因此,美虽暗中支持希、塞,明里却要调解、安抚,同时参加土、希双方的海空军事演习,但却逐步解除了对南塞浦路斯的武器禁运,并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借此制衡土耳其的意图明显。2020年9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即将访问希腊,据传其中一个议题就是要将美驻土因吉尔利克基地的资产转移至希腊克里特岛(苏达湾)。但考虑到美国大选在即,恐不会在东地中海问题上过度投入。欧盟进退两难。一方面有支持希、塞的冲动,不仅因为两国是欧盟正式成员,更重要的是,两国能源计划有助于促成欧洲能源供应多样化、减少对俄能源依赖;加上近年土欧关系持续走低,双方价值观背离,欧盟亦有遏制土耳其向东地中海扩张的战略需求。但另一方面,欧盟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受制于土耳其,亦担心向土过度施压会将其推向俄罗斯的怀抱,因此又必须保留与土对话和谈判、协调的空间。两难选择催生欧盟内部分歧,希、塞与土已进入零和博弈,不肯后退;法、意因深度参与东地中海能源开发,利益攸关,主张对土强硬。2020年8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声援希腊,并提出将加强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回应土耳其采取的任何行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忧心国内数百万土耳其侨民,不愿过度激怒埃尔多安,呼吁双方对话,9月22日,埃尔多安与默克尔举行视频会议。欧盟已于2020年2月就土在东地中海勘探活动对其施加了制裁,并拟于10月初讨论是否追加新制裁。俄罗斯静待时机。俄罗斯在利比亚与埃及、法国等立场相近,但在阻止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修建海底管道问题上与土耳其有共同利益,因此未肯轻易表态。事实上,考虑到俄罗斯是欧洲天然气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占比约37%),未来东地中海维持危机状态,希、土持续对抗,导致资源开发受阻或已开采天然气无法顺利送入欧洲,才是最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局面——既能牵制、消耗战略对手,又能确保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份额。因此,俄乐见东地中海局势混乱、僵持;甚至不排除会在一方落败时予以平衡,以确保双方“势均力敌”,坐收渔翁之利。

廖百智认为,短期内争端仍将持续,目前出现了一些缓和信号。2020年9月13日,奥鲁奇·雷伊斯号返回土耳其,希腊称其为缓解矛盾的积极的第一步,但土耳其说是按计划返航。9月23日,希腊外长称,在经过60轮无果谈判后于2016年中断的土希谈判可能于“近期”在伊斯坦布尔恢复,但双方都未给出时间表。9月25日,塞浦路斯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夏季斯(Nicos Anastasiades)在联合国大会称,愿将全部的天然气收入转存到北塞认可的托管账户,但同时说不能在枪口威胁下重启两族谈判;要求欧盟对土采取更强硬措施,否则将阻止欧盟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一方面,核心分歧难以解决。土耳其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视为事实上的反土军政同盟,将争夺塞浦路斯周边海域控制权提升到“突破海洋封锁”的国家安全高度,将解决东地中海问题与实现“蓝色家园”(海洋扩张)战略密切联系。阿联酋、埃及把与土耳其的争夺视为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尤其在利比亚,主张坚决反对土耳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欧洲担心土耳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冒险会给利比亚、叙利亚局势带来联动效应,在难民和反恐问题上再生波澜。另一方面,冲突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爆发军事摩擦的风险依然存在。2020年5月,阿联酋即与塞浦路斯、希腊、埃及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土耳其的地区政策;8月,又向处于争议中心的希腊克里特岛部署战机,参与希腊军演,营造阿拉伯国家与欧洲联手抵制土耳其的态势。9月10日,法国主导地中海七国召开峰会,准备呼吁、支持欧盟对土制裁,西班牙、葡萄牙、马耳他也介入争端。9月11日,英国海军又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进行联合军演。除对抗各方频繁在东地中海举行军事演习外,法国和俄罗斯均增加了在东地中海的海、空军力部署和军事行动;希腊斥资数亿美元向美国采购反潜直升机、导航仪、精确制导火箭弹、鱼雷等多种军需用品,并拟购买法国“阵风”战斗机、多用途护卫舰等,8月底又向距土仅2公里的卡斯特洛里佐岛非军事区增兵;土耳其则以“常规行动”的名义向土希陆地边境增派40辆坦克。国际社会警告称,东地中海区域军事化程度持续升高,正在成为新的“火药桶”。尽管希土之间爆发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土耳其军事冒险或双方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李建军从东西方的视角分析了希腊和土耳其的海上争端。李建军指出,自2019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签署海上领土划分谅解备忘录引发希腊强烈抗议以来,东南欧当地媒体开始讨论这次希土海上争端是否会爆发冲突,塞尔维亚政府引用一些希腊报道后,声称“希腊与土耳其处在战争边缘”,保加利亚媒体援引国际分析人士的看法之后也提出“北约内部新的对峙有可能对该组织的未来产生‘致命的影响’”。其实关于地中海东部的边界争端既久又深,不过一直是一个地方性问题,仅限于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主权诉求与反诉,但是近些年这个地区的难民问题以及海上天然气资源等问题,把地中海尤其是东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舞台,新的地缘政治断层线通过这个舞台汇聚在一起。

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结合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但经济和商业中心却在欧洲部分。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国家定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属于“即东且西”的角色。虽然土耳其自认为是欧洲国家,且在20世纪就成为了欧盟候选国,但是迟迟不能入盟,因为其地理位置、威权体制、种族、宗教、历史都属于东方,它不是欧洲,不是西方。它只是在西方需要它时,才属于西方。

希腊在历史上曾与东方联系密切,但是现在绝对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巴尔干曾经被奥斯曼帝国占据四五百年,希腊成为人们眼中的近东的一部分,民族由此变得混杂,混入了斯拉夫人的血统,这一点曾被西方人所厌恶。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法尔梅拉耶尔曾经这样鼓动,“现代希腊基督徒的血管里没有一滴纯正的希腊血液”。但是亲希腊的人还是坚信“现代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而土耳其则是野蛮人”。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百分比协议中,巴尔干其他部分被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但是英国认为希腊与这些国家大为不同,在西方的政治宣传中,希腊被塑造成民主的堡垒。1981年,希腊加入了欧共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希腊守卫的陆海边界都是欧盟的边界。在塞浦路斯、希土冲突、债务危机、难民危机等问题上,欧盟都义无反顾的支持希腊。

土耳其和希腊在东西方的角色不同,体现在了近期东地中海的争端上。东地中海输油管道项目(East Med,始于2012)和“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EMGF,始于2019)都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其中意大利埃尼集团(ENI)和法国能源巨头道达尔(TOTAL)都参与进来,共同开发以色列、塞浦路斯的天然气。因此形成两个阵营:一方是希腊、塞浦路斯、法国、意大利、埃及、以色列、美国,一方是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对土耳其来说,土耳其因其地理位置一直在积极推进自身的欧亚能源枢纽地位,土耳其外交部一再强调,“通往欧洲最经济最安全的通道是经过土耳其”。土耳其认为,在地中海只由希腊、塞浦路斯、阿拉伯公司以及意大利埃尼和法国道达尔等大国公司参加勘探油气而忽视土耳其,是不可接受的。这些项目和论坛组织完全绕开土耳其,选择与土方长期关系不睦的希腊,在削弱土方战略地位的同时大幅提高希腊地位,体现的是东西方的对立。

这也再次证明土耳其在需要的时候就是西方,不被需要时就是对立面。随着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复兴,土耳其绝不会满足于被当作西方的“棋子”。土耳其总理艾哈迈特·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glu)的《战略深度》(Strategic Depth)一书出版后,“蓝色家园”概念被普及。按照“蓝色家园”概念,当奥斯曼帝国失去对海洋的控制时,它基本上就崩溃了,土耳其“必须重返海洋”或者说重返“蓝色家园”才能恢复势力。土耳其目前是否想要通过重返海洋恢复势力,希腊媒体认为几乎是肯定的。2019年9月2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场会议上展示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地图描绘了爱琴海近一半地区以及克里特岛东部沿海一个属于土耳其的地区。这张地图是在伊斯坦布尔国防大学举行的官方仪式上展示的,显示的就是一个被称为“土耳其蓝色家园”的区域。本着恢复势力、摆脱成为西方“棋子”的目的,土耳其找到了自己的合作伙伴。2019年11月28日,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与利比亚民族和解政府总理法耶兹·萨拉伊(Fayezal⁃Sarraj)签署了一项有争议的谅解备忘录,以划定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地中海东部海域。这项协议为土耳其确定了一个最大的海上区域,它剥夺了希腊岛屿的大陆架或专属经济区,也提供了对海上能源资源的主权。“作为土耳其蓝色家园概念的一部分,完全无视希腊岛屿在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地理位置,比如克里特岛和罗德岛”。这项协议招致希腊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土耳其在国际上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

土耳其同时向四周扩张军事活动。它侵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将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土耳其化、军事介入利比亚(利比亚有350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和向利比亚武装提供武器、对希腊和塞浦路斯推行新奥斯曼主义侵略政策,旨在推翻1923年签订的《洛桑和约》(正是这个和约将爱琴海的诸多岛屿给了希腊)。

除了在能源、领海和周边,土耳其也在宗教文化上捍卫自身的地位,对抗西方。2019年3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提议将拜占庭时代建筑圣索菲亚教堂恢复其奥斯曼帝国时代的清真寺地位。全世界约3亿东正教基督徒的“精神领袖”、伊斯坦布尔牧首巴塞洛缪(Bartolomaious)对提议表示:“将圣索菲亚改为清真寺将使全世界数百万基督徒失望”。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2019年7月土耳其法院废除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博物馆的法令。土耳其外长察武索格鲁(M. Cavusoglu)曾这样批评国际干涉,他说:“这是国家主权问题。”希腊媒体报道,由于圣索菲亚博物馆被翻修成清真寺,希腊东正教教会决定,当日东正教会的教堂将打铃,并把教会旗降半旗,以抗议这一“历史不公正”现象。

李建军谈到,虽然西方对希腊的支持造成事实上土耳其的孤立,但是其“既东且西”的角色会使西方不得不考虑下面这些因素:(https://www.xing528.com)

第一,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盟国,它们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都将自动削弱北约的南翼,第三大国将伺机而动。希腊的主流政党大体上同意这种做法。对于北约来说,防范俄罗斯才是重点。第二,土耳其在难民/移民流动中扮演着关键角色。2015年和2016年初,欧洲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土耳其成为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国家。第三,本次希土海上争端掺杂其他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各种东西方问题,如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以色列问题等,还有欧盟内部团结、北约“脑死亡”等西方问题,让争端表现出高度争议性、多层次和国际化,加上疫情对各国和世界局势的影响,政局、经济移民等不确定性增多,绝不是能快刀斩乱麻迅速解决的问题。上述考虑让西方对希土争端没有统一立场。欧盟内部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分裂:希腊、塞浦路斯、法国和奥地利持更加强硬的路线;而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则持较为温和的路线;中东欧国家像波兰和匈牙利则主张与土耳其保持积极的关系。

李建军对希土之间的对峙进行了以下总结和展望:第一,希土东地中海对峙,是希腊和土耳其在东西方的角色演变的结果。这与土耳其长期“既东且西”的模糊状态相关,这种状态使其想在区域发挥作用,使其想恢复实力,也使其陷入与希腊阵营的对立,更使其具备了挑衅“筹码”。第二,虽然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反土耳其的联盟,但是土耳其“即东且西”的角色很可能让战争暂时实现从“一触即发”到“北约绝不允许”这样的转变。第三,孤立土耳其不可取,土耳其继续挑衅也不可取,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中介对话进行谈判。第四,只要土耳其“蓝色家园”的梦想不变,土耳其和希腊的争端即使暂时平息,还会持续下去,无论发不发生战争。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廖雪霞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围绕爱琴海的冲突和争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成了定义沿海国海洋权利范围的主要依据,土耳其并不是此项公约的缔约国,所以从条约角度看土耳其不受该条约的约束。然而,国际习惯法通过国家实践产生,且并不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实践形成过程中。换言之,土耳其虽然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只要公约中的条款构成习惯法,土耳其也将受这些规范的拘束。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沿海国权利范围内容是否适用于土耳其是判断希腊与土耳其海洋权利内容的根本问题,而两国在这些权利的具体立场上差异太大,也使得爱琴海争端长期以来难以解决。

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沿海国海洋权利范围的规范,任何拥有海岸的沿海国都可以享有12海里的领海、24海里毗连区、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是任何一个沿海国都享有的,并且也被认为是符合习惯法规范的,不管是希腊还是土耳其都可以主张上述权利。然而,海洋的范围是有限的,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可能产生大量的权利重叠,从而产生了划定海洋边界的需要。海洋边界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任何一方享有绝对、排他的权利,恰恰是因为它们都可以依据国际法来主张一定范围的权利。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陆地领土的争端不同,也是评判希土两国海洋争端时明确两国海洋权利范围的基准点。

廖雪霞进一步指出,除了在领海之中,国家在其他海域中享有的不是主权。按照现代国际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权并不是主权,它只是国家基于资源开发和利用所享有的功能性管辖权,因此,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都享有航行自由、铺设海底管道的自由、飞跃的自由,即一些具有公海性质权利,所以海洋权利在不同区域,其性质也不一样。

此外,岛屿海洋权利问题也十分关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岛屿的制度已然成为习惯法。岛屿海洋权利的根本原则是海洋权利依附于陆地权利的,所谓“陆地支配海洋”。这就意味着岛屿的主权归属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可以依据这个岛屿享有海洋权利。岛屿和大陆一样享有海洋权利,包括领海、毗连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一个限制岛屿海洋权利的重要规定,即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者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该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换言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岛屿和岩礁进行了区分,如果海上的一小块陆地被认定是岩礁而不是岛屿的话,那它将没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但即便如此它也有12海里的领海。很显然,如果一个海上地物被认定为岩礁,那么它享有的海洋权利范围就大大缩小,关于岛礁的性质和权利范围是希腊与土耳其争端中很重要的内容。

廖雪霞认为,东地中海面临非常复杂的海洋划界问题,它的区域范围有限,但每个国家按照习惯法都可以主张200海里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也都可以主张12海里的领海,意味着中间会产生很多区域上的重叠,所以才会产生诸多的争端。分析土耳其和利比亚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很显然两国划定的临时边界无视了希腊克里特岛的海洋权利,但按照岛屿权利的基本规则,克里特岛应拥有跟陆地一样的海洋权利。此外,须强调的一点是,土耳其与利比亚间的谅解备忘录对希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效力——条约不对第三方创设权利或义务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相反,如果土耳其和利比亚在这个区域进行开发活动,比如钻井开采油气等,反而会侵害希腊的权利,应当承担违反国际法的责任。2020年8月份希腊和埃及缔结了专属经济区划界协议,而这份划界协议也涉及利比亚和土耳其之间签订备忘录的区域,很显然希腊认为克里特岛拥有海洋权利。同样,这一协议对于土耳其和利比亚也不会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但是如果希腊在争议海域内从事钻井开发等行为也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和利比亚权利的侵害。

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的争端,首先涉及有关岛屿主权归属的领土争端。此外,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土耳其认为希腊的岛屿只能够享有3海里的领海,但希腊主张12海里的领海。如果按照3海里的距离来划定领海,希腊能够享有的领海范围会大大缩小。从领海宽度的国际法依据来看,希腊主张12海里领海享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但当希腊的领海与土耳其的领海产生海洋重叠,两国则需要划定海上边界,这意味着希腊不一定最终能确实享有12海里的领海。

两国之间的另一争议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界问题,尤其是涉及岛屿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问题,土耳其认为希腊很多大大小小的岛是岩礁,不是岛屿。若这一主张成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很多权利重叠的海域将消失,因为希腊丧失了依据岛屿主张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权利。而如果这些岛是岛屿不是岩礁的话,则意味着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存在海洋权利重叠,需要进行划界。

两国关于岛屿权利的另一争端是希腊在爱琴海中的岛屿能否作为一个整体来主张海洋权利,这一问题在国际法上尚无定论。从海洋划界的规则看,土耳其海岸线比较漫长,而希腊岛屿的海岸线整体来看较为破碎,岛屿在划界中具备何种效力,也欠缺通行的规范。也因为法律规则本身的不确定性,希腊土耳其之间就这一问题争执不下。

廖雪霞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土耳其对法律解决一直持反对态度。1976年希腊将两国大陆架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但是土耳其并没有参加程序,而且国际法院认定自己没有管辖权。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国际组织的介入。除了欧盟,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安理会赋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秩序的责任,东地中海的争端其实也是在考验二战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制,因此,如果联合国大会或者安理会能够发挥作用的话,应该也是对战后国际法秩序的践行。

北京外国语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钱颖超指出,希腊和土耳其争端由来已久,民族纷争、能源争夺、边界争议等多重矛盾复杂交织,迟滞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也有碍地区和平稳定。其中,希土关系和希土民族纷争的核心问题就是塞浦路斯问题。希腊和土耳其深入介入塞浦路斯问题,使之成为东地中海的不稳定因素。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处于亚、非、欧三洲海上交通要冲。1960年8月,塞浦路斯宣布独立并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当地希、土两族组成联合政府。但塞浦路斯宪法的一些规定却不能同时满足希、土两族的要求。1963年底,希、土两族因制宪问题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1974年7月,希腊独裁政权在塞浦路斯策动政变,土耳其以保护岛上土族居民为由,以“保证国”身份出兵塞岛。塞浦路斯的希、土两族联合政府解体。北方希族人南迁并聚居南方,占全国领土的62%,建立国际社会承认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南部土族人北移并控制北方,占全国领土的38%,成立仅土耳其一国承认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双方在塞岛中部划出一条无人地带,被称为“绿线”,由希、土两族和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分段设卡,形成南北分治之势。1998 年8月,土族领导人建议在塞浦路斯建立由“两个主权国家”组成的邦联,遭到希族拒绝。2002年1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建立由“希族州”和“土族州”组成的“共同国家”政府。2004年4月,希、土两族就安南方案同时举行全民公决,但土族以64.91%的高支持率通过了该方案,而希族却以75.83% 的压倒多数予以否决,此后两族间多轮谈判均无果而终,导致塞浦路斯问题至今还悬而未决。这些年以来,希腊与塞浦路斯对外立场基本一致,特别在涉及土耳其及东地中海区域问题上统一发声,形成联动。而土耳其则彻底站在“北塞”一边,并且近年来持续将土耳其移民送往“北塞”,引发塞浦路斯强烈不满。

此外,近年来,希腊和土耳其围绕东地中海油气开发的冲突加剧。2020年8月中旬,两国军舰因油气勘探而对峙相撞,导致地区局势紧张,双方矛盾再度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希腊认为塞浦路斯有权按国际法界定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并有权在其专属经济区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而土耳其认为“北塞”土族人对是否开采油气及建通气管道同样有决定权,并有权分享由此带来的利益,塞浦路斯不能罔顾“北塞”土族的意见而擅自开发。

钱颖超认为,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希腊的立场和策略是明确的,即坚决维护塞浦路斯和自身利益,依托欧盟并积极拉拢一些大国为其发声,向土耳其施压;对土耳其喊话异常强硬,但具体处理相关事务又比较灵活,留有余地。希腊采取这种政策,一是近年来受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大幅下滑,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可能放弃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和打造能源通道的机会;二是因为希腊军事实力无法直接与土耳其抗衡,尽量避免与土耳其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依托欧盟为其向土施压;三是希腊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对话解决两国争端,因此在强硬喊话之后,还是留有外交渠道进行双边沟通。

从土耳其方面来看,近期以来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现也较为高调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土奉行新奥斯曼主义外交政策;二是土自身能源匮乏,东地中海能源问题涉及其切身利益;三是希、塞、以三国协议影响土打造自身地区能源走廊计划;四是土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国内执政堪忧,出现诸多问题,急需外交成绩提升民意,前段时间被希、塞在该问题上的压制使土无法向国内交代;五是土手握“难民牌”,预计欧盟在东地中海能源问题上不会一味向土施压,而是会适当让步,因此表现同样强硬。但是土耳其也没有关闭外交渠道,与希腊保持“既打又谈”的状态。

钱颖超认为,希土矛盾发展至今,已悄然演变成地缘战略博弈。美国、欧盟、中东和北非等地缘政治力量在东地中海聚合,共同兴风作浪。关于俄罗斯此次没有过多插手东地中海能源事务的原因。一方面,俄罗斯和塞浦路斯政治、经济关系紧密,塞浦路斯是俄众多巨头和企业通往欧盟的跳板,也是其“避税天堂”,利益纽带连接紧密。另一方面,希、塞、以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影响到俄土共同打造地区能源走廊计划,触及了俄的地区利益。因此,俄罗斯在该问题上进退两难,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能明显站队,而东地中海区域事务目前也非俄罗斯首要关注问题。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研究员艾琳娜(Elena Avramidou)首先回顾了近百年来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演变。第一阶段是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二战结束,此时土耳其作为新成立的民族国家与希腊开展正常交往。第二阶段是二战结束后,塞浦路斯问题成为两国关系的主导因素。1974年塞浦路斯内战后,希腊土耳其两国分别于1978年、1996年发生过较大摩擦,都发生在爱琴海地区。最近,在地中海东部发现天然气田之后,土耳其在争议海域开展油气资源勘探,导致希土两国紧张关系升级,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

艾琳娜认为,希土之间的油气争端,既是眼下的能源利益之争,也与两国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冲突记忆密切相关。艾琳娜回顾了20世纪塞浦路斯岛土族、希族矛盾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在欧盟和北约框架下希土的合作与分歧。艾琳娜指出,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立场,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一个障碍。

艾琳娜介绍了希土两国关于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的分歧。爱琴海、东地中海岛屿有三种类型,希土两国的陆地与岛屿交错分布、位置甚近,12海里领海的国际惯例在很多场景不再适用,诉诸国际法和国际法庭或许是调解分歧的方式。她指出,地中海油气涉及希腊、土耳其、埃及、以色列、约旦、美国、阿联酋等多国利益,欧盟和北约两大国际组织也介入其中。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强硬外交政策使其与希腊的关系更加紧张,局势更加复杂。

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陈莹雪指出,19世纪对于整个巴尔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世纪,是一个民族国家生成的世纪。现在所知的巴尔干地区主要民族国家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是在这个世纪生成的,希土因塞浦路斯产生的种种争端也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世纪。 

19世纪希腊的历史以希腊王国即现代希腊国家的诞生(19世纪30年代)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我们对19世纪中后期希腊历史的解读还是要从希腊王国建成前的这30年开始,这30年通常被认为是“希腊启蒙运动”(Greek Enlightenment)的中后期,对现代希腊国家具有奠基意义。希腊启蒙运动是希腊人开始系统学习并引介西方思想的时期,也是现代希腊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西欧思想当中对希腊民族认同来说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就是希腊主义及其派生物亲希腊主义。希腊主义实际上是当时西方人对于古希腊文明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古希腊文明作为西欧文明之源是其他古代文明无可企及的人类文明之巅。西欧人把对古希腊这种崇拜移情到对现代希腊人的悲悯上就产生了亲希腊主义,当时的希腊人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奴役之下,他们应该学习他们的先祖去争取民族自由。当时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一些希腊知识精英,将西方人对古希腊人的崇拜和古今希腊人的直接继承关系完全移植过来,并内化为他们的自我认同。与希腊主义和亲希腊主义相平行的是流行于当时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对应和对立的关系:即认为现代希腊人是古希腊人的直接后裔,奥斯曼土耳其人则是古代波斯人的直接后裔,希腊代表民主、自由、文明,波斯(奥斯曼)代表专制、奴役、野蛮。1821年,希腊《独立宣言》就很鲜明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对立和对应关系,当时的希腊人其实就是将独立战争想象成了一场希波战争的复活战。这种典型的东方主义的叙事模式可以说贯穿整个19世纪希腊主流的历史书写,教材编写更是忠实遵守了这一模式。

19世纪中后期主宰希腊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张新刚老师已经提到的“伟大理想”(Megali Idea)。简而言之,就是解放并统一那些希腊王国之外的希腊人与希腊人聚集地,重拾拜占廷帝国的荣光,而希腊实现“伟大理想”,实现民族统一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就是它的北方邻居,一个是它的斯拉夫邻居,另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在这里,我们的讨论主要基于基础教育(中小学)的地理课本,这一时期的地理课本会有一个类似民族志(ethnography)的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各民族的民族性格、品质、特点……比较集中地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希腊人心中可能的土耳其人形象。

细读文本后,可以发现这些课本中最高频地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修饰语仍然是那个古老的希腊词汇“野蛮”(βρβαρος)。不过这里的“野蛮”并不是在控诉土耳其人统治手段的残忍,更多的是对他们文化状况的描述,土耳其人在文化上很落后,尤其落后于西方国家。至于奥斯曼土耳其为什么会这么落后,这些教科书编写者一般都会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阻碍了他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另外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治制度上的缺陷,专制统治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等等。与贬低、蔑视奥斯曼土耳其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希腊人的自我提升与极度自信,尤其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希腊人认为他们“远胜于”巴尔干的任何一个民族。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希腊教科书中都满溢着鲜明的“希腊中心主义”色彩。“希腊中心主义”在写作篇幅上的表现,即便是在类似于世界通史、世界地理这类教材中,对于关涉希腊部分的都要大书特书,其他国家多是一笔带过,而且教科书编写者很乐于将希腊人与周边民族做比较。比较通常是对希腊人扬长避短、多加赞美,对其他民族尤其跟希腊人有竞争关系的民族,比如希腊人的宿敌土耳其人和19世纪后期的新竞争对手保加利亚人则尽可能暴露他们的民族缺陷。

这种“希腊中心主义”的写作模式虽然在激发爱国情感、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方面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它也制造出一种虚高和虚假的民族自信,同时对自己、对邻国的实际国力也会产生误判。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持续浸润和熏陶之下产生的公众舆论反过来对希腊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最惨痛的例子就是1897年希腊的执政党迫于民众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越过宪法,仓促发动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最后以惨败收场。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龚颖元以近一个月以来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以下简称“阿通社”)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土耳其政府在东地中海问题上的立场、主张以及如何将其行为合理化的具体路径,阐述了以下四点:

第一,自2020年8月以来,阿通社以高频次、强聚焦、多引证的方式报道了东地中海地区局势。特别是9月中旬以来,阿通社屡次报道了土耳其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的动向。虽然土耳其积极寻求舆论支持,但至今未能获得理想的结果。9月22日,埃尔多安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土耳其对别国合法利益没有企图,然而反响平平;连日来,阿通社报道了土耳其与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元首和政要就东地中海问题举行的电话会晤,但有意思的是,此类的报道只传达了土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的立场,却没有国外领导人的任何表态,颇有些“自导自演、顾影自怜”的意味。

第二,从行为合理化角度看,土耳其一直强调其作为该区域海岸线最长的国家理应享有更多大陆架资源等海洋权利的主张,但是根据国际海洋法的规定,土耳其在主张海权方面并不占优,能争取到多大的海权取决于和相关方斡旋的结果。

第三,9月中旬以来,尽管土耳其方面屡次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始终对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两点主张”,态度坚决,语气强硬。其一是,土方要求希腊方面尊重国际海洋法,放弃按照西班牙人绘制的塞维利亚地图(Sevilla Haritası)所主张的海权区域;其二是,土耳其强调塞浦路斯北方土族的利益受损在先,主张塞浦路斯希族必须尊重北方土族的利益。

第四,伴随着东地中海局势升温的另一个较为突出的议题设置是黑海油气田的报道。但实际上,黑海油气问题是三四年前的旧议题,从新闻报道价值上看并无亮点,此时旧事重提,并通过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部长以及国防部部长的口径,传达“2025年后黑海天然气的探测可满足土耳其国内30%的能源需求”,“黑海萨卡里亚的第一批开发生产将于2023年完成,该油气田将在2024—2025年实现稳定生产”的讯息,不排除是出于安抚不断被激化的国内矛盾和民族情绪的需要。

总体而言,阿通社通过较丰富的国内和国外转引源,试图塑造一个积极争取舆论声援的政府形象。但无论是大声疾呼两点主张,还是旧事重提老生常谈,都较突出地反映了土耳其政府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问题。在国际力量的干预下,东地中海问题最终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更大。从历史经验来看,东地中海问题很难在没有西方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进展,东地中海问题早已超越了土耳其与希腊之争的边界,最终的解决路径将建立在多方力量利益再分配的基础之上。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涛副教授在会议总结时表示,长期以来,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宗教信仰差异、领土争端和塞浦路斯问题等因素始终是导致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尽管希土问题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但考虑到地中海区域在世界历史的特殊重要性,这个议题必将会引导我们对不同的历史观念、东西方文明的关系、地中海区域的帝国遗产与地缘政治、国际问题与国内政治的纠结、重大疫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等问题不断思考。

(整理人:丁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