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与新奥斯曼主义: 历史记忆与现实政治

昝　涛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土耳其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关系?21世纪的土耳其在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统治下发生了哪些历史性变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当下的,一个是历史的。本文涉及的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关系,主要讨论的其实是历史认知和记忆这个问题,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考察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和它作为帝国遗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引子:当代土耳其的进取性外交

通常情况是,关注一些所谓的“热点问题”时,我们会思考或者带入到历史的视角。最近几年,土耳其不只是在中东地区,还可以说是在世界舆论的舞台上经常占据“头条”的位置。这部分地也说明了土耳其的特殊重要性,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特点。近期就有一些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热点”话题。

　　(一) 土耳其与东地中海局势

首先是东地中海地区形势的变化。地中海形势的变化不只是指海面上,比如围绕油气资源的勘探、划分经济专属区这样的一些举动,还有周边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最近这次地中海危机的主角应该是土耳其和希腊,当然还涉及利比亚、法国、埃及、以色列、塞浦路斯等国家。如果不是受到当前全球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在舆论上,近期的东地中海局势应该会是全球最热点的话题。土耳其和只有它认可的北塞浦路斯结成某种联盟,在油气资源丰富的东地中海地区利益争夺中表现得非常活跃,态度也非常强硬。土耳其还高调地军事介入利比亚内部冲突,表现也是非常抢眼,这跟上面说的东地中海局势,关系也很密切。

今天的土耳其,不只是北约里面陆军排名第二的军事强国,其海军力量也增长迅速,在地中海展示肌肉的土耳其,不是一个“愣头青”,而是算准了它的力量较为强大,掣肘较少。

　　(二) “圣索菲亚”问题

2020年7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土耳其政府宣布将圣索菲亚博物馆变成清真寺。这个事件对土耳其人而言是其内政,别国无权干预。我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从历史记忆这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我们知道,1453年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是载入史册的时刻。奥斯曼帝国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事实上终结了拜占廷帝国。当时的苏丹“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把圣索菲亚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对军事上的胜利者来说,他是有权利这么做的。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34年又通过立法将其转变成为供世人参观的博物馆。这一举措常常被解读为土耳其政府向外界(尤其是基督教西方)展现宽容、释放善意的举动,其实,当时的凯末尔政府是有一些现实因素的考量的。20世纪30年代,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地区的一些国家缔结了和约。土耳其想加入进去,据说土耳其方面的谈判代表接到信息说,大概是说希望你们土耳其人在圣索菲亚问题上拿出一些“诚意”来。这暗含的意思就是,基督教世界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象征意义还是很在意的,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问题。土耳其政府获悉之后,便同意了把圣索菲亚改造成博物馆。此为1934—1935年的事情,距今80多年了。博物馆也就存在了这么长时间了。

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后世会赋予其多重的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上很常见的现象。当下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视为穆斯林世界和基督徒世界之间长期冲突的延续。但是,到目前为止,两国之间并没有爆发实质性冲突,主要还是一种舆论上的交锋,是一种“势”的较量。2020年7月24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国家元首身份出席了圣索菲亚博物馆86年后举行的首次礼拜,而且亲自诵读《古兰经》的部分章节作为序幕,其欲达到的庄严肃穆和神圣性效果应该是符合预期的。当时,土耳其国内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事情的,也有很多人现场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相信,在东欧巴尔干地区(乃至更远的基督教世界)关注者也不会很少。

当然,在这些问题之前,土耳其比较积极的外交政策涉及的是所谓“库尔德问题”。近年来,土耳其政府多次针对库尔德武装(PKK)采取跨境军事行动,并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图在叙利亚北部控制库尔德势力,建立安全区,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和举动,往往被解读为所谓恢复奥斯曼帝国的野心。

外界常常把土耳其的上述种种进取姿态描绘成一种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尤其是西方习惯于把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些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举动,通通归类于这种“新奥斯曼主义”。无论是在地中海油气资源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争执,还是土耳其国内文化、政治上对奥斯曼帝国的怀念,都说明土耳其、希腊、阿拉伯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都有着某种深刻的“奥斯曼帝国记忆”。所以,我们说奥斯曼帝国尽管已经灰飞烟灭,但是人们对它却保留和延续着复杂的记忆。

二、 历史背景: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国家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奥斯曼帝国经常被误以为是由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族所创立的“陆上帝国”,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在很长时期都是一个海陆复合型帝国,无论是北边的黑海,南边的地中海,还是波斯湾以东地区,奥斯曼人要么将其收入囊中,要么在那里开展海上行动。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疆域涵盖从巴尔干、东南欧地区到小亚细亚再到阿拉伯地区和北非,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实际控制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把简单地把奥斯曼帝国视为一个内陆国家,还应该考虑到它在地中海地区长期的霸主地位。历史上,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东部曾拥有非常强大的海军力量,北非地区的领土主要也是靠海军的力量来维持。当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有那个时代比较普遍的特征,就是利用海盗,但这不是今天讨论的主要话题。

历史上,奥斯曼人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称呼自己为“土耳其人”。这是为什么呢?简单来讲,自古以来,某个群体自己如何称呼自己(自称)和别人怎么来称呼或看待它(他称),这中间往往是有差异的。随着奥斯曼人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西方人把活跃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些长相、语言、习俗、宗教相似的部落或者是部落联盟,都称作土耳其人(或者突厥人)。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部落身份和认同,比如,奥斯曼部落的名称是来自一个叫奥斯曼的著名酋长,这往往是内亚游牧人集团命名的一种习惯,塞尔柱人这个集团的名称其实也是来自一个叫塞尔柱的著名的部落酋长。这些游牧部落都有各自的身份和认同,但自身没有一个统一的所谓“土耳其人”或者是“突厥人”的认同。外人可能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界定,比如,在波斯-阿拉伯的认知里面,就会将他们统称为“突厥人”,前面讲到的欧洲人对这些游牧人的指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的“土耳其”或“突厥”是比较泛化的一种统称,显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因此,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奥斯曼人的国家继续发展,它以后怎么自称呢?就是叫“伟大的国家”,大概有“天朝上国”的意思。奥斯曼人当然也知道波斯-阿拉伯的那个认知传统,而且波斯-阿拉伯这个认知传统也进入了奥斯曼的文化或历史书写中,这个对奥斯曼人是有(再)教育意义的,所以,也不能说奥斯曼人对土耳其或突厥没有认识,或者说他们完全遗忘了,他们至少也会承认自己说的语言是突厥语,但是,精英阶层、统治阶层的人还是不愿意认同“突厥”,而更喜欢自称为“奥斯曼人”。在当时,如果日常说起“土耳其人”或“突厥人”,主要是指有游牧背景的、较为不开化的那些部落人。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情况。

奥斯曼帝国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内部有着非常多元的文化身份。体现到奥斯曼帝国君主的称号上就有很多,跟伊斯兰有关的“加齐”(字面意思是为信仰而战的武士),跟中东地区历史传统有关的“苏丹”,然后,还有跟内陆亚洲有关系的“汗”或“可汗”,跟波斯有关的“帕迪夏”(意思是“大王”),还有跟欧洲传统有关的“凯撒”等。当然跟穆斯林关系最密切的,是在16世纪初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获得的“哈里发”(指的是先知的继承人的意思)这个头衔,一直延续到1924年。

所以,仅仅从这些表面的现象就可以看得出来,奥斯曼帝国是一份非常复杂的遗产。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著名专家哈里勒·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ık)打过一个比方,说奥斯曼帝国就像一把伞,伞下面罩着一群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以及次级政治体,奥斯曼帝国作为一把伞,苏丹就是这个伞的顶尖,维系帝国需要的就是对苏丹的效忠。这个帝国是建立在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当然就建立在理想意义上的“一族一国”, 但实际上当然很难完全做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是多元的,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通过“间接统治”来维持帝国的运转。

从国家的人口构成来看,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最初两百多年里,是非穆斯林占据多数地位。即使是16世纪初征服阿拉伯地区以后,穆斯林人数大幅增加,也可能就占到帝国六成多。也就是说,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比例几乎是相当的,在大部分时间里穆斯林没有占据一个非常绝对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刚建国时候的穆斯林的人口就更少了,因此需要想一些办法来汲取基督徒的人力资源。

有一个饱受争议的制度“德武舍迈”(devşirme,本义为“征召”),简单来说就是从基督徒生活的边远农村征召主要是10岁到15岁左右的男孩,这些人被送到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大部分成为禁卫军的一员,极少数出类拔萃者,经过一个严格且长期的教育,最终会成为帝国大员,当然他们都皈依伊斯兰教了,这就是所谓的“奴官制”。

此外,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面,实际上大量都是奴隶出身的甚至是从奴隶市场购买来的不同民族的女性(主要是白人)。到后来奥斯曼帝国的皇帝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的,他的后宫有大量的女性,可以说都是他们的生育工具,而没有真正的婚姻。像苏雷曼大帝和许蕾姆正式举行婚礼、结婚这种事,都算非常特殊的事情。

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所谓的“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一般认为,米勒特制度就是伊斯兰国家赋予疆域内不同宗教团体以较大自治权的一种制度安排,学界对所谓“米勒特制度”问题曾经有很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一种明确的制度设计意义上的“米勒特制度”,只有一些临时性的安排;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尽管可能没有明确地设计一种叫作“米勒特制度”的体制,但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给予非穆斯林宗教共同体较大自治权的做法,而这是奥斯曼帝国内部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帝国要统治这么一个国土广袤、文化多元、人口构成复杂的帝国,就必须倚重已有的传统,实行某种“因俗而治”,才能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

到了近代,形势就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考虑给予国内所有民众平等的地位(公民权)。这个当然是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是一种外交上应付列强干预其内政的一种姿态或策略。这种平权主义的改革之精神被称为“奥斯曼主义”,即奥斯曼人想打造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奥斯曼国家,整个国家无论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不论你是哪个民族、哪个族群或哪个教派的人,在奥斯曼国民这个公民身份的意义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以说,这是一种建立现代公民权的国族主义,这个努力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这可以视作奥斯曼国家要把自己整合成一个像西欧式的近代民族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但遗憾的是最终并没有成功。

奥斯曼主义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挽救帝国,究其原因主要是民族主义的发展以及外部列强的干涉。在构建一个新型的、基于平等公民权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努力失败后,奥斯曼帝国最终是被民族主义严重削弱的,它以往统治的领土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民族国家。希腊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独立,后来巴尔干地区的不同基督教民族都陆陆续续获得了自治或者独立的地位。

到20世纪初,这个趋势已经很明显了,之后,也就是一战中奥斯曼帝国失败后,就出现了讲土耳其语的这些人的民族自决问题。这样的一个简单回顾使我们发现,对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命运来讲,实际上是所有的原先属于帝国的民族最终都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可能是这其中的最后一拨,只是到最后,土耳其人也抛弃了奥斯曼帝国。因此,才会出现下面我们将提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待帝国的那样一种认知和态度。

三、 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与态度

那么,土耳其共和国和崩溃消亡了的奥斯曼帝国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人们在冷战后对全球化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前后,人们对全球化主要还是持一种很乐观的态度,这应该是主流。跨国公司、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越来越感觉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外,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不复存在,原先被更加宏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的一些思潮和运动,比如说民族主义、宗派主义、激进主义等这些问题,又变成了人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亨廷顿警告人们不要陷入到“文明的冲突”中去,真可谓一种前瞻性的思考。

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则开始重新反思帝国历史,这在广义上被称为“帝国转向”(imperial turn)。中文学界也有一些感受,主要就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中有一个被定名为“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的流派,这些年,因为各种炒作,这个事儿已经不再局限于纯学术领域了。实际上,在我看来,“新清史”和学术研究的“帝国转向”应该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此外,对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的历史研究也有相似的情况,也都是在同一个学术脉络里面,而英帝国史研究很可能还是开风气之先的。

让我们回到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大致上是可以按照如下的思路这样来梳理的。

　　(一) 共和国初期对帝国遗产的实用主义态度

土耳其共和国对帝国遗产采取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态度(请注意,当你说一个人对某事物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的时候,他的说法、做法和想法之间往往可能是有距离的,也就是不完全是一致的)。在土耳其,从民族主义的立场看,奥斯曼帝国也被认为是不好的。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下,会把奥斯曼帝国视为强加给土耳其人肩上的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因为这个帝国虽然曾经不可一世,但总是秉持某种扩张主义,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扩张主义并没有为土耳其民族带来什么好处,带来的只是额外的负担,是土耳其民族身上的越来越多的军事、财政、防卫的负担,所以,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它暗示,只有当奥斯曼帝国崩溃的时候,只有当土耳其人民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为自身的民族独立而战的时候,土耳其人在历史上终于头一次为自己流血牺牲,土耳其民族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叙事。

这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内敛的,也是现实主义的,用凯末尔的话来说,土耳其人不能再去想入非非,那些不能用刺刀捍卫的领土,就不是土耳其民族的领土。东欧巴尔干、克里米亚、高加索还有阿拉伯地区,显然是土耳其人不能掌控的。实际上,早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其所呈现的颓势已使其无力去维系帝国的领土完整了,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以及泛突厥主义都进行了批判,这些都是扩张主义的不同形式。

说土耳其是实用主义态度,主要是考虑到土耳其已经没有什么国力了,否则,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情形。对当时的土耳其人来说,帝国已经不可能复兴,能够把小亚细亚这块领土保住就不错了。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失败,之后土耳其的领土实际上在当时都被不同的势力所觊觎,或者说即将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土耳其的民族运动是在这样一种危机形势下取得胜利的,革命的胜利果实的确是来之不易。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采取了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态度的最重要原因。

回溯来看,土耳其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在情感上是一个硬剥离的过程。在当时,无论过去多么伟大,都已经不可能再回来。奥斯曼帝国在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导致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帝国治下的欧洲部分、阿拉伯部分都脱离了帝国的统治,所以可以说土耳其算是帝国被“剩下的”部分。在这部分领土上的人主要是讲土耳其语的,那这些人的命运何去何从呢?当时,美国的总统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里面讲了,他说讲土耳其语的这批人他们也可以实行民族自决,也就是建立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

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里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它对过去的帝国“遗产”是要批判的。另外,后文我们会说到,土耳其共和国还要进行现代化、世俗化的进步主义改革,帝国也就被说成是传统的、落后的,它力主的改革也是失败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土耳其也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无论是从疆域领土角度的实用主义,还是从走向现代的进步的理想主义来说,土耳其都是排斥奥斯曼帝国的,这是土耳其共和国很长一段时间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

另外,土耳其还要处理跟周边国家的关系,那就更不宜去提奥斯曼帝国的伟大了,这个方面还是要“遮遮掩掩”比较好,因为,你提起来的伟大,就是别人的伤痛之处,是被土耳其人实行了“黑暗的”、压迫性的异族统治。

可以说,在土耳其,长期以来对奥斯曼帝国是一种比较“尴尬又含混”的态度,这跟当下埃尔多安对奥斯曼帝国那样一种积极的、张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二) 作为土耳其民族荣耀的奥斯曼历史

上述土耳其对奥斯曼帝国的实用态度,并不妨碍其将奥斯曼帝国的荣耀进行“土耳其化”。

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确实有一些历史的偶然性和运气在内。它能够在当年那样一种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地缘政治形势下胜出,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又涉及以下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无法否认奥斯曼帝国曾经的强盛和伟大,当然创建奥斯曼帝国的这群人也就在逻辑上很伟大,那这群人是谁呢?又是谁能够继承伟大的祖先留下的伟大遗产呢?这就是所谓的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只是关于已经不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本身的、纯粹的历史问题,还是一个与现代人的历史记忆之争有关的敏感问题。当然,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特别不一致的。在西方学者那里,曾经有两种重要的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理论,一种说法是,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过程中基督徒(或希腊人)因素非常重要,奥斯曼人主要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另一种说法是所谓的圣战征服论,也就是说,奥斯曼人的征服之成功受到伊斯兰宗教热情(“圣战”,gaza)的鼓动,是穆斯林对异教徒的战争。对于第二种说法,土耳其人没有怎么关注,而对第一种说法,土耳其民族主义学者则特别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强调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来自内陆亚洲的、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创立的。因此,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起源这一问题,跟土耳其的民族感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不只是在帝国崩解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民族国家的问题。其民族认同、民族身份也在发生重要的转变。过去不怎么被认可的土耳其/突厥的元素,现在就——承接帝国晚期已经出现的民族主义——上升为一个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核心所在。在共和国建立前后,已经出现一个所谓“土耳其主义”的民族主义潮流。所以,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之间存在身份上的转换这个问题。前面提及到底谁要去继承这个伟大帝国的事业,与此同时,从过去帝国认同到现在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认同,又存在一个断裂,所以说,这个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这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帝国现在已经没了,但是过去的帝国又那么伟大,难以被否认,至少它经过几百年征战,占据了这么大的版图,长期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这一历史功绩,要归于谁呢?(www.xing528.com)

我们是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奥斯曼帝国,因此,我们要讲的是土耳其人和帝国身份/认同之间的这种矛盾的纠葛。但是,土耳其周边国家的主要舆论,除了一些研究奥斯曼帝国史的严肃的学者持客观中立态度、靠档案资料说话外,大部分还是被民族主义的情绪所主导的。就是说,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们对于奥斯曼帝国时代的评价都主要是负面的,说那是异族统治、奴役与黑暗的时代。所以,提到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不会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正面的东西。这符合他们各自民族主义的逻辑,因为只有这种叙事才能够来为后来自己民族的抗争、独立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

因此,其结果就是,现代土耳其人不得不以大约7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去独自继承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的征服遗产。周围的族群、民族国家和人民,几乎不把奥斯曼帝国作为自己的一个正常的遗产来看待。尽管历史上毫无疑问是它们的遗产的一部分,但是精神上却是对它有一种拒斥的。土耳其共和国则不得不成为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唯一继承者。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干的那些“大事”,大都被认为是土耳其人干的。

当然,在学术界,上面提到的这个民族主义的立场正在被纠正,但是,学术界要想传播并影响普遍的舆论,还是有一个很长的距离要走。

　　(三) “新奥斯曼主义”的提出

在外交上,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秉承“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原则,某种意义上实行了“孤立主义”。土耳其在二战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参战,作为中立国艰难而巧妙地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到二战以后,土耳其就完全投入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中,并在20世纪50年代加入北约。二战结束后不久,威权统治也在土耳其结束了。冷战时期,土耳其实际上是北约的一个前沿阵地国家,是遏制苏联的一个重要的前哨。

到冷战结束,土耳其失去了它的上述特殊地位后,就不得不去重新考虑其战略定位。我们知道,在厄扎尔时代其实已经有了“新奥斯曼主义”的提法。但须知,今天土耳其人是不怎么提“新奥斯曼主义”的,主要是西方人总提“新奥斯曼主义”。在厄扎尔时代,主要考虑的是要改变土耳其人长期作为西方阵营铁杆盟友的单一定位,因为西方国家这时对土耳其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了。随着多极化时代的降临,土耳其就不得不改变单方面亲西方的战略定位,走外交多元化或多边主义的道路,尤其是要考虑如何发展与周边伊斯兰国家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的关系,包括土耳其在80年代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经济政策,也必须考虑原料来源地和市场的问题,这样,它在外交和经济上就都不能忽视周边地区形势。

在土耳其国内,在新形势下,就出现了如何对奥斯曼帝国历史重新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厄扎尔时代就出现的“新奥斯曼主义”,另外,1999年,土耳其举行了一次非常引人注目的活动——庆祝奥斯曼帝国建国700周年(一般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被追溯到1299年)。这意味着土耳其改变了对奥斯曼帝国的评价和态度。所以,要说奥斯曼帝国对土耳其意味着什么,还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四) 当代“土耳其梦”中的奥斯曼记忆

在当代土耳其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中,也有意识地使用关于奥斯曼帝国之过去的历史记忆。几年前,我曾经论述过土耳其有一个所谓的“土耳其梦”,而这个“土耳其梦”有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百年梦想”。从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2023年,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00周年。这个百年梦想包含很多非常具体的目标。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23年土耳其能够进入到世界前十大经济体。当前距离2023年已经没有几年了,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土耳其不太可能实现预期目标。但“进步”这个事儿有时候是相对的,还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600年梦想”。这个600年是怎么计算的呢?这就非常具有历史含义了。这个“600年梦想”是从1453年算起的,“600年”就是到了2053年,大体说就是本世纪中叶。埃尔多安政府对这个“600年梦想”并没有制定具体的衡量指标,总体目标是要达到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所拥有的声望程度。1453年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一个顶峰。1453年的象征意义,既含有某种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关系的一种隐喻,又有土耳其作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的夙愿。2023年经济总量要进入世界前十,到2053年,埃尔多安的说法是达到奥斯曼帝国那样的一个声望水平,当然是奥斯曼帝国极盛时代的水平,肯定高于2023年的世界前十吧。现在土耳其官方很热衷于每年举办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纪念仪式,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千年梦想”。这个其实是从1071年算起的。塞尔柱突厥人1071年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曼齐刻尔特,在今土耳其凡湖的附近)战胜了拜占廷帝国,俘虏了其皇帝。一般在土耳其历史教科书中,会认为这一年是小亚细亚或者安纳托利亚地区土耳其化的开端。因为,从那之后拜占廷的势力收缩,而来自内陆亚洲的游牧民力量不断增强和涌入,这为奥斯曼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实也是土耳其民族形成的开始。所以,土耳其人把1071作为“千年梦想”的起点,那么,到2071年会怎么样呢?埃尔多安也希望土耳其人能够去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到那时候,现在这一代领导人不在了,他鼓励土耳其人努力生育能够实现千年梦想的一代人,埃尔多安长期以来的目标就是一个土耳其家庭生三个孩子,现在土耳其的生育率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增长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土耳其人口有8000多万了,而且平均年龄比较年轻,老龄化这个问题暂时还不是土耳其需要担心的。

总体来讲,土耳其领导人擅长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为一些当下的政治诉求提供某种历史的荣耀感、激情或合法性。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把自身也安放到那个被重构的伟大历史进程的脉络里。埃尔多安在演讲中,喜欢强调自己走的是这样一条继往开来的路,通过把历史上的伟大时刻和线索串联起来,然后把自己嵌入进去,当下的伟大性就不言而喻了。埃尔多安在演讲中曾经说过,“我们的道路是苏丹阿斯兰的道路,是奥斯曼加齐的道路,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道路,是苏莱曼大帝的道路,是加齐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道路,是阿德南·门德列斯(365) 和图尔古特·厄扎尔(366) 的道路”。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有着奥斯曼帝国留给它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我们国家也有来自传统帝国的遗产,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如果跟奥斯曼帝国做一些比较,就会发现,的确,我们对帝国的继承和土耳其人对帝国的继承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主要表现就是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曾经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而且它延续600多年,其时间比我们任何一个秦以后的中国王朝都要长,但这个奥斯曼帝国最终灰飞烟灭了,在它的领土上出现了几十个民族国家,而现代中国对传统帝国的继承,延续性更为明显、继承性更突出。

四、 从凯末尔主义到埃尔多安主义

“新奥斯曼主义”不只是一种外交姿态或策略,同时也体现在土耳其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历史角度梳理一下土耳其共和国的一些重要变化。

　　(一) 20世纪土耳其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末期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统治阶层实行了世俗化的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大到法律、教育、政治制度,小到文字、服饰还有婚姻、家庭等方面,都做了一些改革。从土耳其的民族独立到世俗化、现代化的这些变革,其实可以说这都是一种承继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s)遗产的凯末尔主义的内容。

如果要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讨论凯末尔主义的出现,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深刻的国际背景,即所谓“亚洲的觉醒”。列宁曾在1913年讲过,1905年俄国革命后中国、土耳其、伊朗、印度都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之为亚洲的觉醒,“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实际上还是“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力量在凯末尔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从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上来说,青年土耳其党人(无论是1908年的还是1923年的)是土耳其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代表,他们在1908年的第二次立宪革命的成功曾经令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很羡慕,1923年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也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知识精英眼中的榜样,当时有很多关于土耳其革命的文章和著作,先进的中国人希望用土耳其的独立和变革来唤醒中国民众。

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926年柳克述出版的《新土耳其》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作者重点提到了土耳其的独立。在此后的中文语境中很重要的一些词汇,比如欧化、西化、现代化,等等,都在这里面出现了。“现代化”在中国语境里面的最早出现,很可能就是柳克述在讲土耳其的时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知识精英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东西,这种积极性就表现在反帝、反封建上,表现在独立后的成功变革上。反观当时陷入军阀混战的中国,相对于已经获得独立主权的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来讲,情况比较糟糕。

当时的中国人在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上,把奥斯曼帝国的崩溃看成是一件好事,这样,土耳其共和国独立的意义就可以提升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柳克述写的两本书里面就提到如何去看待土耳其革命意义的问题。当时还有一些杂志甚至出了关于土耳其革命的专刊,报纸上也不断发表相关评论。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土耳其的独立革命是一种非常赞扬的态度,后来受到左翼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里面就出现了对土耳其革命的批评,一方面是说它不彻底,就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是指责土耳其资产阶级镇压了土耳其共产党。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如瞿秋白)对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对土耳其复兴历史上的突厥文化的那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

凯末尔主义为土耳其带来了现代性(modernity),土耳其成为非西方国家走现代化道路的榜样。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就是伯纳德·刘易斯写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伯纳德·刘易斯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前几年刚刚去世。《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在1982年的时候由商务印书馆出了一个中文版,里面是从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一直讲到土耳其共和国的现代化。在整个过程里面,刘易斯把当时盛行于西方的现代化范式用于对土耳其的解释,这本书不只是现代土耳其史研究的经典,也是经典现代化范式代表下历史和人文社科研究的经典作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比较政治学会又出版了另外一本书,就叫作《日本与土耳其的现代化比较》。书中提到土耳其是在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了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学者基本上也是把凯末尔的改革放在了现代化这个视野下来看的。

从现代化的角度说,土耳其对非西方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确有重要启示,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土耳其的启示就更为特殊了。这就是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一些突厥语系国家先后独立。由于一些中亚国家(除了塔吉克斯坦)及阿塞拜疆也是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可能是最近的两种语言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也在考虑未来怎么发展,当时这些国家都有一种冲动,就是急于要摆脱原有的苏联模式,一个是中央集权,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土耳其成为了中亚国家的榜样,他们在90年代非常盛行向土耳其学习,主要是所谓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90年代初,土耳其确实对于中亚地区实施非常积极的政策,包括提供一定的经济和文化援助,不过,土耳其的主要影响实际上表现在教育方面,比如说给这些国家提供前往土耳其留学的名额,减免学费提供奖学金,甚至还提供来往的路费,投资建立大学,还有就是输出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土耳其文化等。在厄扎尔时代,某种幻觉意义上的“泛突厥主义”又一度兴盛起来。在提“新奥斯曼主义”的同时,这时的土耳其也非常注重在中亚-高加索这些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当然这个时候包括国内学者在内很多人都注意到土耳其的这样一种野心。很快中亚国家也发现土耳其的目的不是很单纯,苏联“老大哥”不在了,土耳其想当新的“老大哥”,他们对这个比较警惕。你愿意帮助我,让我学习,给我提供援助,那没有问题,但是中亚人不能接受土耳其像过去苏联一样摆出一副“老大哥”的姿态。加上土耳其国力有限,后来土耳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就主要局限于文化和教育领域。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杜金曾提出“新欧亚主义”,对普京产生过较大影响。新欧亚主义非常强调跟欧亚国家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核心利益。它其实也看到了这些国家里面土耳其的独特价值,所以对土耳其也很重视,向土耳其输出了“新欧亚主义”。土耳其就有一批学者、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军方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但是,杜金在土耳其的追随者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原先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泛突厥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觉得欧亚主义可以避免像提泛突厥主义时给其他国家的人造成的某种抵触心理。最近几年,也有一些新的现象,比如,讲突厥语的国家要共同编写各种教材,最近刚投入使用的是《突厥通史》选修课教材,哈萨克、阿塞拜疆、土耳其都非常积极地参与其中。

　　(二) 埃尔多安时代的变化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从2002年开始上台并长期执政,其间,还把土耳其从议会制变成了总统制。当我们回顾这近20年的历史时期,会发现土耳其确实是进入了“埃尔多安的时代”。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现在是一体两面,用学者的话来说,就是正义与发展党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推出了一位魅力领袖。在某些方面,埃尔多安的强人个性,就成为这个时代土耳其的重要特点。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在土耳其长期执政,对土耳其具有重要影响。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从政治制度到日常生活、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世俗化改革。改革的一个后果就是使得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宗教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国家领袖等精英人物提倡的是一种世俗的、西方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人们的社会风尚主流也是西方化的。比如,不提倡女性戴头巾,提倡男性穿戴西方的服饰,戴西方的礼帽,还要学习西方的舞蹈、音乐、体育运动,甚至送土耳其姑娘去欧洲参加选美等。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也造成很多人在宗教情感上得不到满足。但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是这样的,风尚是这样的,执政者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它引导了这个社会的潮流,具体执行的过程之中甚至有一些强迫性的或者是威权主义的做法。

另外,对土耳其共和国发展轨迹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1945年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土耳其在1946年就开始考虑效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了所谓民主化改革,最终实行多党政治。到了1950年,门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上台,开始利用宗教因素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土耳其政府一直在对凯末尔主义中激进的世俗化政策进行某种修正。比如,共和国初期把清真寺祷告用语由阿拉伯语改为土耳其语,到了凯末尔之后,很快又改回了阿拉伯语。

民主党上台以来就试图对土耳其政治文化里面的世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或定义。当年凯末尔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对“世俗主义”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定,主要就是强调把国家事务和宗教事务分离,不允许宗教干预国家事务。当时虽然强调政教分离,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政治对宗教还是保持警惕与控制的。到了民主化时代,民主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就开始转而强调宗教信仰的自由,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的信仰,要尊重这些不同的信仰。2016年的时候,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议长就曾经说过,如果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世俗主义不应该再被写进宪法。这当时在土耳其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埃尔多安就出来安抚大家,并表示正义与发展党还是会坚持世俗主义的。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正义与发展党在“2023政治愿景”里面专门提过世俗主义,埃尔多安在埃及接受电视采访时也在相似的脉络中谈过世俗主义。需要提及的是,埃尔多安支持埃及穆兄会,后来塞西将军推翻穆尔西政权以后,土耳其和埃及关系一直不好。 

埃尔多安强调的对世俗主义的理解,其实跟当年民主党时代的修正没有本质的差别,就是要充分尊重不同信仰民众的权利。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要对凯末尔党人的激进世俗主义政策进行修正,保障信教群众的信仰自由。埃尔多安时代对世俗主义的理解更加强调对不同信仰的平等对待。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道路往往被从“进步主义”的角度进行解释,即,世俗主义认为是进步的,代表了世界先进的潮流。所以,要坚持先进的东西,就要把落后的或者说传统的东西边缘化甚至清除。那么,后来土耳其为什么会出现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为什么会出现土耳其式的伊斯兰国家建立起世俗—民主制度?其体制背后的转变有没有别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认为,世俗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凯末尔党人建立了新的政权,要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用一种意识形态来为自己服务,当时就选择了这个进步的“世俗主义”。所以说,世俗主义同时成为了一种进步主义,也成为了维护这个新的政治阶层利益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在当前的土耳其,执政党不能公开反对世俗主义,但可以对世俗主义的定义进行某种修正(发展)。

事实上,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或者政治势力,要想在土耳其进行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逆转,短期内还是很难的(其是否有此理想也值得怀疑)。虽然在很多方面,他们不愿意提及国父凯末尔,不愿意讲过去的那种世俗主义,但是你可以发现,并没有人能够公开出来否定凯末尔的世俗主义遗产。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坚持世俗主义的同时,对世俗主义加以新的诠释,使得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从“凯末尔式的”变成了今天的“埃尔多安式的”。过去十年来,土耳其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社会风尚方面的保守化,比如,国家元首的夫人戴头巾了,其他人也可以在公共场合戴头巾了,现在也可以随时看到戴着黑色头巾的女警察在做安检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就已经推翻了过去的世俗主义体制,但日常生活方式上的确有了重要的变化,体制上的变化还有待观察。

即便是圣索菲亚博物馆变回了清真寺,也不意味着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体制就变了,这个当然跟今天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所面临的政治境况有关。这一举措与这些年来土耳其民众对正义与发展党支持率的下降、经济状况的恶化以及新冠疫情的爆发都是有关联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考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问题,尤其是像埃尔多安变来变去,无非是复制了俄罗斯的普京模式。他需要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具体的需要去讨好或煽动民众。在圣索菲亚这个问题上,不管西方国家怎么评价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至少在表面上有70%以上的人是支持的,所以说,这里面有很浓厚的政治因素的考量。我们并不能把这些问题拿来说土耳其这个世俗主义国家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目前还只是特殊政治环节上的一些“挑逗性”的举措。

那么,我们怎么去解释埃尔多安时代的世俗主义危机呢?当前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确实面临一些危机,有一些政治学者从共和制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在法国所发生的围绕着公共场合宗教饰物的争论以及对穆斯林群众的冒犯,有些问题实际上在土耳其也是相似的。法国式的世俗主义就是要在公共领域中把附着在公民身上的各种宗教色彩抹杀掉,只强调公民身份下的“理性人”角色。有人认为土耳其人是“复制”了法国模式,但是,在不否认法国影响的同时,历史地看,我们还可以加上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这个思考维度。因为,奥斯曼帝国实际上在漫长的时期里就维持了政治对于宗教的一种控制,这就是哈里发体制,哈里发体制具有很强的世俗性特征,王权政治对于宗教势力维持了一种强力的控制。

土耳其共和国有一个部门叫宗教事务局(Diyanet)。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网站,就会发现他们强调自己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大教长(或总穆夫提)的职务。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代表国家管理其国内的宗教事务,是一级行政机关。但其做事风格和执政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谁当政,这个机构就代表谁的利益、执行谁的意志。凯末尔执政时期,宗教事务局代表了凯末尔主义党人的倾向,埃尔多安上台后,它就代表了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倾向。所以说,宗教事务局不能被看成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实际上是代表了执政集团的立场。宗教事务局的设立对土耳其世俗主义来说是把“双刃剑”,伊斯兰主义政党或者说是亲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上台,它就会变成其操控舆论、操控宗教的一个工具。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和历史遗产,无论是其荣耀的历史还是处理政治—宗教关系的传统机制,实际上都对现代土耳其影响巨大。随着土耳其需要更加独立地去处理“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形势,它就日益表现出来对帝国符号的强化。在土耳其内部,从图尔古特·厄扎尔时代提出“新奥斯曼主义”,到埃尔多安时代对奥斯曼的历史叙事/记忆的利用,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土耳其政府在1928年把原来的奥斯曼文进行了拉丁化,现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奥斯曼文在土耳其的高中又成为选修课。这也是埃尔多安所推动的一个变化。偶尔有个别的政客还会提示说,是不是可以在土耳其恢复使用奥斯曼文,这其实也是某种操控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的政治运作。最近的这次圣索菲亚博物馆被改回清真寺事件,就是当代的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兰-民族主义政治力量对帝国记忆的一个操控,为的是挽回其支持率的下滑局面。这样一个有很强政治动机的行为,使我们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符号在当代土耳其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体上来说,这些都可以被概括为某种“新奥斯曼主义”。

报告人简介:昝涛,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

(整理人:吴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