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新兴民族国家面临巨大的挑战与未来的希望

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

摘要:新民族国家出现后,东南亚的政治曾一度呈现出较为乐观的局面。但在冷战的冲击下,当地成为了大规模暴力的温床,脆弱的民主政体被威权统治所取代。根据估计,约有700万人因此丧命,民主化进程也由此推迟至20世纪末。

关键词:新民族国家　冷战　大规模政治暴力　恩庇主义　威权统治的崛起

如果我们仅仅只关注二战后与东南亚新民族国家建立相关的政治事件,就可能忽略去殖民化过程带来的长期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旧国家(state)和新国族(nation)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以及这些新国族呈现出的乐观精神与二战后所爆发的大规模暴力行径之间的反差。冷战使得东南亚变成了“火药桶”,这篇文章意在冷战背景下探讨上述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冷战对该地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去理解政治的发展。这对了解该区域内不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相似的危机和空前的暴力,以及其政权如何共同走向威权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全球紧张局势与局部冲突的相互作用助长了二战后的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暴力。就这个话题,我想对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提出异议。他最近出版的《东南亚史:关键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Critical Crossroads)(2015年)一书十分具有洞见力,读后令人回味。然而,他在书中表示,国家层面的驱动力决定了这一时期东南亚的政治进程。尽管瑞德或多或少提及了冷战(277) ,但大多只是一笔带过,淡化了冷战带来的全方位的影响,他写道,“美国在政治动态中的角色是边缘的,通常只要军方掌权,美方就只是采取默许的态度,答应不会撤走援助”。(278) 我十分惊讶本书甚至没有提到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在探讨越南的时候,瑞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接跳到了1975年(279) ,根本没有提到大量美国军队的参与及大规模炸弹袭击,这一切远不只是“默许”那么简单。

一、 去殖民化

东南亚政治的去殖民进程遵循了不同的轨迹,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历时较长。1946年,与美国谈判结束后,菲律宾成为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7年,与英国谈判后,缅甸共和国成为了第二个独立的共和国;1945年,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民族主义者分别宣布两国独立。然而,两国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直到1949年和1954年,荷兰与法国才分别正式向两国移交了主权。柬埔寨和老挝王国与法国在1954年完成独立谈判。而马来亚这个由苏丹代表掌权的混合联邦共和国与英国进行了拉锯式的谈判,于1957年才完成独立。1963年,同样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谈判,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新加坡加入了马来亚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马来亚也更名为马来西亚联邦。之后,新加坡与马来精英阶层就统治地位归属发生冲突,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城市国家。这时,只有石油资源丰富的文莱和贫穷的东帝汶仍是殖民地,分别受到英国和葡萄牙的松散的殖民管制。1984年,英国给予专制的文莱苏丹完全主权。葡萄牙人既是首个入侵东南亚的欧洲国家(1511年征服马六甲),也是最后一个离开东南亚的殖民国家。不过,由于遭到了印度尼西亚的侵占,东帝汶并没有在1975年葡萄牙离开时取得独立。该地区陷入了动荡,经过长期的游击战争,印尼人终于在1999年同意撤出。东帝汶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建立起临时政府,于2002年获得独立。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一个从未被西方殖民的国家。尽管在法国和英国的压力下,泰国在领土、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了种种让步,但还是成功保留了正式的主权。1946年,泰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后,正式加入了 “民族国家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

东南亚这些新民族国家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继承了20世纪初划定的殖民边界。1947年,当南亚正经历着血腥的领土分割时,东南亚的新兴国家的版图基本上被框定在了在前殖民国家边界内。(280) 在这些边界内,仍存在着巨大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群岛,以及马来西亚联邦,大一统不过是前殖民国家建构出来的表象。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大陆地区,政治统一的基础则是占主导地位的核心族群(缅族人、泰族人、高棉人、老挝人和越南人)以及漫长的王朝国家形成过程。因此,大陆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融合与同质化是渐进演变的。(281) 日本的入侵、革命活动和冷战的暴力影响在该地区创造了又一个共性,这一共性教育了政治参与者,使他们相信矛盾最终可以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同时将暴力吸纳成为东南亚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二、 新国族与旧国家

日本对东南亚颠覆性的占领结束了殖民时代,并将空前的战火引入这一地区。此后,这里的新兴民族国家成为展示现代性的载体。它们面向未来,注定迎来变革、发展和进步。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民族精英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发展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其特点是具有显著的开放性。摆脱了旧殖民政权的束缚,精英们渐渐拓宽视野,新思想也通过报纸、广播、音乐和戏剧传入,在城市建筑、社会服饰和语言中得到体现。(282) 1953年的巴厘岛,一个美国电影摄制组的经历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新风貌。当他们询问哪里是拍摄正宗传统文化的最佳地点时,巴厘岛人回答道:“你们为什么不拍摄我们新建的邮局、医院和学校呢?”(283)

东南亚各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世界,国家都被看作是变革的主要驱动力(284) 。在东南亚,国家是推动民族建设进程、普及教育和传播民族语言、书写新的民族历史、创造新的团结象征的主要机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Sukarno)、缅甸的总理乌努(U Nu)、柬埔寨的国王西哈努克(Sihanouk)、越南的主席胡志明(Ho Chi Min)、马来亚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Tunku Abdul Rahma)和菲律宾的总统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均是极具领袖气质的国家领导人,身上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乐观主义,他们向人民承诺会取得进步,并动员前殖民地民众转变身份,成为新民族国家的积极参与者。

　　这些领导人所继承的殖民地政府是由外国人控制的中央集权式政权,殖民者不信任土著居民,转而与当地精英和受教育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结盟。中央集权政权关心的是开采资源和动员廉价劳动力,兴建基础设施的首要考量是为了支持殖民地经济发展;相比之下,他们对教育和卫生的投资都很少。他们让从事贸易的极少数外国人享有经济特权,旨在限制本土中产阶级的崛起。因此,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往往面临三个方面的巨大挑战:(1)把从殖民镇压机器那里继承下来的旧殖民地政权转变为激发民众参与的机构;(2)把旧殖民地经济从剥削压榨模式转变为推动发展模式;(3)把种族和宗教分裂的殖民地社会统一起来。

大批中高层官僚是在殖民统治下成长起来、在殖民社会中交际生活的,因此他们在新民族国家中还继续秉持着旧的殖民态度,构成了新民族国家保守的中坚力量。此外,新民族国家的军队也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连续性。由于西方大国之间达成了坚定的共识,殖民地边界从未受到争议,殖民地军队主要扮演警察的角色,保护国家内部安全,防范潜在的反叛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等。特别是在缅甸、印度尼西亚及越南等地区,新兴国家的军队为争取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声称自己是国家统一的守护者。独立后,他们镇压各类对政权不忠的行为,并以此为国家利益继续效力(285) 。

印尼《青年报》1954年11月11日的漫画

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重创东南亚经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占领东南亚,革命和政权更迭相继发生。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石油设施遭到破坏,马尼拉和新加坡等城市几乎成为废墟,昔日殖民地的出口经济陷入瘫痪。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1950—1953)的刺激下,东南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增长,但这一时期并没有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也没有任何经济创新。有些国家试图通过进口替代来推进国家工业化政策,通过高关税壁垒阻止廉价进口从而刺激某些商品的国内生产。该方法在菲律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在印度尼西亚却以失败告终。印尼经济饱受低效的官僚主义和走私之苦,同时期的东南亚,整体人口总数开始攀升至令人咋舌的水平,从1950年的1.77亿增加到1970年的2.95亿。

尽管政客们也试图动员民众,但大多数政客在民主方面都没有任何经验,他们对促进民众参与决策过程和实施民主管理也不感兴趣。自30年代中期以来,缅甸和菲律宾实行了严格的自治和选举制度。在缅甸,这是由一小批受过城市教育的缅甸精英所主导的,而在菲律宾则由一小撮拥有土地的混血精英(mestizo)所控制。同样,在马来亚,虽然民主制度在独立之前就引入了,选民按照族群划分,但该制度却由马来族精英阶层主导,选举使得精英权力合法化。该地区的大多数政客都与旧式官僚和新一代的现代政府官员达成了强有力的信念共识,即必须把现代性引入人们一成不变的传统生活。他们相信,社会的现代化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才能进行。新兴民族国家行政结构薄弱,恩庇政治网络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在殖民地社会,领主和追随者一直维持着恩庇与侍从的关系。殖民统治时期,这种制度被塑造成一种间接统治的模式,将西方统治者与当地精英联系在一起。民族独立以后,这些政客率先通过政党建立了新的恩庇网络,同时这些网络也迅速渗透到了官僚机构中(286) 。

在东南亚,后殖民政治的特征是政治恩庇而非民主,因为新的民族国家不仅是由正式的行政机构联合掌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从首都到乡村的非正式恩庇网络连接起来的。可是国家机构和恩庇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将非侍从者排除在外)无法防止人们因恩惠者未兑现关于新国家的诺言而幻想破灭,进而丧失信心。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加剧,体现为日益紧张的族群、宗教以及阶级关系。

殖民地经济体使得社会阶层间的差异扩大,殖民统治导致了社会上的群体依据族群、宗教信仰各自为营。阶级、族群和宗教成为了后殖民社会的政治断层线。此时,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极大,物资短缺,宗教和族群情绪不再受殖民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所左右。当领导人再动员群众支持他们获取有限的国家资源时,各种新冲突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得矛盾一触即发。同时,穷苦人群对遭受剥削和排斥感到不满,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被组织了起来。缅甸在独立后不久后的1947年就开始经历一系列严重的族群冲突,持续了数十年。克伦族、克钦族、钦族和掸族领导人反对仰光的中央政府。在阿拉干(现在的若开邦)的穆斯林群体和各派共产主义力量反对政府的时候,宗教和阶级也在其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军事指挥官变成了地方军阀,中央政府的权威几乎丧失。在印度尼西亚,宗教、阶级和族群矛盾导致了革命时期(1945—1949)和50年代的政治冲突。信奉基督教的安汶人和西爪哇地区的激进穆斯林试图建立自己的共和国,而失败的共产主义运动力量则旨在将革命进程向激进推进。50年代,一些人对爪哇在印尼政治中的主导作用感到不满,在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地区揭竿而起,印尼政府则采取专门措施,限制华裔商人和小商贩的经济特权。(www.xing528.com)

东南亚国家的山区人民以及加里曼丹、巴布亚和马来半岛内部的所谓部落群体持续遭受边缘化。民族精英看不起他们,将其归类为落后族群,对他们来说现代化更加遥不可及。在菲律宾,乡村中阶级冲突推动了40年代的虎克党(Hukbalahap)反抗行动。在新兴的后殖民社会中,东南亚的基督教少数群体失去了特权。越南天主教徒在被河内的社会主义政府边缘化后大量移居南方,与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权结盟。1975年越南统一后,他们再次遭到压制。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旅居者在东南亚国家独立后被关押起来,成为了“帝国的孤儿”(287) 。马来亚和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从根本上也受到了华人与马来人之间深层分歧的影响。军事装备较差的新兴民族国家需要更妥善地处理这些冲突才能实现民族团结,但遗憾的是,执政者却采用了在前殖民地国家根深蒂固的镇压手段。

三、　“发热”的冷战:大规模暴力和大屠杀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城市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而在东南亚,所有这些现象在巨大的压力下集中发生于数十年之内。独立之后,大多数民族国家仅仅经历了短暂的民主统治。1947年,一场军事政变使泰国脆弱的民主流产。1959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军队支持下解散议会,并引入了所谓的“指导式民主”( Guided Democracy),这也是其继任者苏哈托(Suharto)实行独裁统治的序幕。1962年,吴奈温(Ne Win)将军建立了缅甸的军事政权。一年后,一场军事政变终结了越南南部吴廷琰的总统之位。1970年,朗诺(Lon Nol)将军用柬埔寨的军事政权取代西哈努克的“一党王国”。老挝已经陷入无休止的战争,造成的结果包括选举取消,议会解散。1972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Marcos)终止议会民主制,建立专制政权。此时,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以及从1971年后苏哈托领导下的印度尼西亚都还在一党统治下(分别是巫统、人民行动党、专业集团党)保留着选举制度。越南北部,以及1975年以后的整个越南,与柬埔寨、老挝都是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民主的衰落恰逢冷战在东南亚的蔓延。美国和苏联不断在该地区试图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使得该地区成为了冷战期间最大的战场,不断上演着热气腾腾的血腥战争。由于紧张的国际局势在后殖民民族国家内部日益凸显,该地区冲突不断加剧,进入了更为严重的暴力斗争阶段。

1945年起,美国人察觉到了东南亚地区存在的共产主义威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菲律宾农村的虎克党反抗立即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20世纪60年代后期,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人民军继续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战和抢夺行动。1947年泰国的军事政变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因为新的掌权者被视为可靠的反共盟友。缅甸武装部队也从西方国家获得了很多支持,试图与共产主义游击队作战,并防范中国的影响。

1948年,在加尔各答举行的东南亚青年会议是加速冷战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共产主义力量领导下的武装斗争。在马来亚,所谓的紧急状态始于1948年,以华人为主的共产主义者对英国和马来亚的精英阶层奋起反抗。尽管反抗组织试图与其他团体接触,但皆以失败而告终,英国设法将此次冲突定性为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族群对抗,对阶级层面的问题则一笔带过。在新加坡,对共产主义力量的警惕促使政治领导人李光耀(Lee Kuan Yew)于1963年和马来亚结盟,不过由于1965年马来西亚联邦内部发生了一场族群问题引起的政治冲突,新加坡于1965年又退出了联邦(288) 。同样在1948年,共产党领导人慕梭(Musso)在莫斯科影响下推动印度尼西亚革命,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则强力镇压爪哇岛茉莉芬(Madiun)小镇的起义,并借机打击共产党从而赢得美国人的支持。从1949年起,越南革命就受到共产党更为牢固的领导,非共产党人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老挝反对力量巴特寮(Pathet Lao)运动与越南北部势力结盟,变成一支左翼游击队,而美国人则在此时试图控制万象的政府。

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东山再起,震惊了军方和伊斯兰势力。苏加诺总统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不结盟国家国际会议,以寻求建立第三条道路,尽量避免受到冷战东西方分裂的影响,然而这次会议却并没能阻止大规模政治暴力在东南亚的蔓延。

从1954年持续到1975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是东南亚大陆地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激烈的战争。越南北方的共产党政权与南方政权交战,越共成员在南方发动游击战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美军也参与其中,据1969年统计美军人数达到了50万人。战争还波及了邻国老挝和柬埔寨,使得当地的局部冲突与更大的战争交织在了一起。美国的轰炸旨在阻止北越渗透到南部,并摧毁从北越经过老挝和柬埔寨通向南部的“胡志明小径”,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向老挝投放的炸弹数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盟国向德国投放的炸弹还多。冲突还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印尼共产党员在1965年9月的一场政治风波后遭到了军方和伊斯兰民兵的大规模屠杀。这次大屠杀类似于1975年红色高棉在柬埔寨获胜后的大清洗,只不过枪口方向相反。两个国家的情况都是,旧政权已经瓦解,新政权以极其残暴的方式对敌人赶尽杀绝,进而树立权威(289) 。

1975年4月,越南西贡被北越共产党政权解放同样对泰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6年10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短暂的民主政局结束,选举屡屡推迟,执政联盟松散脆弱(1973—1976年)。当时动荡的经济局面和对共产主义势力的恐惧促成了泰国军方、中产阶级和君主共同建立起了一个新联盟,开启了新一轮的威权专制。许多左派分子被迫转移至山区,在那里发起武装抵抗。1975年12月,葡萄牙放弃了其在东南亚海岛地区占领的最后一片殖民地东帝汶;很快,印尼军队便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该地。由于担心东帝汶会成为共产主义阵营的战略前哨,当地的权力争夺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地缘政治舞台,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深重的伤害。

东南亚地区在这场热火朝天的冷战中的受害者总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的统计。然而,根据粗略估算,有500万至700万人因此丧命,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由于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个别国家的杀戮上,东南亚地区受害者的总数常常被人忽视,使得冷战对该地区的总体影响也被大大低估了。(290)

四、　新的威权政体

1950年,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是新兴的民主国家,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多数民族国家却都经历了大规模暴力,所有的国家都处于某种威权统治之下。泰国(1976年起)、缅甸和越南南方政权(至1975年)都由军政府把持;印尼的独裁政权也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实行文官把持的威权主义政体;从1975年开始,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都是带有权力集中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权。

东南亚的社会主义政权普遍遵循苏联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强调农业的集体化,着重投资重工业,但官僚体制造成的社会的停滞和创新的缺乏加剧了经济衰退。派系主义和恩庇—侍从之间的关系体现于党内政治以及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

从70年代起,该地区的资本主义政权设法推动经济增长。在美国、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贷款支持下,官僚、政客和商人共同占据了这些所谓威权发展中国家的要职。所谓的“绿色革命”是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培育出了新品种的稻米,它们的单产更高,从而可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应对潜在的“红色革命”。

经济增长还产生了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国家培养这些中产阶级,帮助他们适应社会,并且(从广义上来说)出钱资助他们,是为了换取他们对权力持有者的忠诚。在欧洲历史上,中产阶级是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力,但与此不同的是,东南亚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支持专制政体。

大多数中产阶级对暴力记忆犹新,他们渴望稳定和经济增长,这为专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只要这些政权能够兑现经济发展的承诺即可。马科斯和苏哈托未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大规模示威活动在1986年和1998年终止了他们的统治。20世纪末,新一轮民主化与柏林墙的倒塌、冷战的结束同时发生,民主化和去中心化进程标志着新的政治关系出现。近年来,虽然军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势,但选举民主也在缅甸初具雏形。

由冷战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的政治观念。50年代那些脆弱而民主的民族国家被后来强大的威权政权所取代,威权政权纳入了各种形式的政治暴力,从军事镇压到民兵武装不一而足。因此,恐吓性暴力仍然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经过几十年的推迟,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直到最近才重新开启,但该地区向制度民主迈进的过程,包括掌权者的责任和公民权利的表达,仍将是漫长而充满变数的。

作者简介: 亨克·舒尔特·诺德霍尔特(Henk Schulte Nordholt),荷兰莱顿大学印度尼西亚史特聘教授,皇家东南亚与加勒比研究所(KITLV)负责人,曾任国际亚洲研究所(IIAS)董事会主席及欧洲东南亚研究协会(EuroSEAS)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