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天皇制象征研究的学理分析

田庆立

摘要:关于二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中外学界业已积累大量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深入和推进象征天皇制研究,亟待实现理论升华和方法创新。基于比较视角剖析象征天皇制下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在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及行事风格上的异同;基于历史视角从纵向脉络梳理象征天皇制在漫长的天皇制历史中所处的位置;基于国际视角从横向层面审视和观察日本皇室与世界其他国家王室之间的交流互动,无疑对深化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研究大有助益。

关键词:战后日本　象征天皇制　研究议题　学理分析

20世纪50年代,随着占领时期结束,二战后日本学界有关天皇制的研究主要围绕天皇制运作的政治过程,政治家与天皇之间的关系诸如“内奏”等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注重加强“天皇形象”与民众意识的关联分析,体现出研究重心向这一方向转移的态势。在日本的实证研究稳步推进过程中,研究成果多样化和微观化取向显著,然而从支撑天皇制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宏观性论述十分薄弱。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围绕天皇制从战前到战后如何实现转换,通过对“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以下简称“盟总”)与日本政府负责人之间的文件往来予以详细分析,旨在解析其中存在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等特征,以此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转向关注象征天皇制日趋稳定的成因分析,着重从历史学角度加以考察的研究成果日渐增多。

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象征天皇制的研究依然按照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为河西秀哉的《“象征天皇”的战后史》(讲谈社,2010年),冨永望的《象征天皇制的形成与定型》(思文阁出版,2010年)以及河西秀哉编《战后史中的象征天皇制》(吉田书店,2013年),茂木謙之介的《作为表象的皇族——媒体视野中地域社会的皇室形象》(吉川弘文馆,2017年)等。(138) 从研究方法上而言,基于历史学角度所开展的天皇制研究,并非是将天皇制视为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是赋予其“随着时代变迁的制度”的位置。中国学界有关天皇制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为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程永明的《裕仁天皇传》(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龚娜的《昭和天皇思想与行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代表性的论文为武寅的《天皇制的起源及结构特征》(《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杨栋梁的《皇权与明治维新》(《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李卓的《天皇退位的历史与现实》(《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田庆立的《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赓续及革新》(《日本学刊》2019年第3期)等。美国学者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4年)和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是美国学界研究天皇和天皇制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综观中外学界关于天皇制的研究,积累了可观的文献资料,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先行研究主要聚焦近代天皇制的政治过程,近代天皇制与象征天皇制之间的关系,昭和天皇的思想理念和行动模式等,但有关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运作机制,明仁天皇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行为取向等方面研究尚显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加强。基于比较视角、历史视角及国际视角,以宏观考察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方式,审视和分析象征天皇制的内在机理和主要特征,无疑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天皇制研究有着重要的学理价值。

一、 基于比较视角剖析象征天皇制

推动和深化象征天皇制研究,基于比较视角展开学理探讨和分析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制度框架下,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虽然处于同一部《日本国宪法》的规范和约束下,但两者在履行“象征”权能及发挥“象征”作用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通过比照分析昭和天皇与明仁天皇在政治理念、思维方式及行动抉择上的主要特征,有助于究明制度约束与个人禀赋之间存在的潜在联系。

昭和天皇属于从战前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过渡的核心人物,从战前的现人神,至1946年发表《凡人宣言》声明自身的人格化,昭和天皇从战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和神圣权威的“神性存在”,转变为仅充当日本国和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存在”,对于具有较强权力欲的昭和天皇而言,显然一时难以适应。至于“象征”作用如何发挥,昭和天皇只能在秉承以美国主导的盟总意志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同时由于深受政治理念、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及性格禀赋等因素影响,昭和天皇所诠释和践行的“象征”职能注定刻上富有自身特色的“烙印”。从《日本国宪法》的角度而言,象征天皇制中赋予天皇从事的国事行为,并未与之伴随着实质性的决定权,不过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存在的必要性是期待会给天皇带来某种增强“威信”的效果。(139)

自占领时代中期开始,伴随着冷战不断深化,“逆流路线”显著推进,日本政府也转而实施进一步提高天皇权威的政策。并且通过将“象征”内涵以“元首”方式加以解释,试图通过不断提高天皇权威来规划和设计政治秩序。尽管如此,实际上“象征”概念并未相应地转变为“元首”,原因在于,经历过民主化的洗礼并将其理想化的日本国民逐步将“象征”这一词汇固定下来,即便是在解释层面人们也并未认为其是权威性的天皇形象。(140)

1946年11月,昭和天皇的兄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针对象征天皇制发表如下见解:“如果说战前天皇作为现人神身居九重宫闱之内坐镇即可万事大吉的话,与之相对,象征天皇则应将其‘性格、能力、健康、趣味、嗜好及习癖等所有侧面均应展现在国民面前,甚至可能成为遭受批判的对象’”,于是,“具备超乎以往的能力和健康即会显得至关重要。”(141) 显然,在三笠宫看来,既然是“象征”,自然会成为人们的“理想”“憧憬”和“偶像”,每当出现在“国民面前”的时候,不免会引发大众媒体的跟踪报道,因此也可能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日本学者松下圭一认为,由于战败之前日本为绝对主义天皇制,因此大众社会受到抑制,战败后通过否定天皇的神格化并制定《日本国宪法》,天皇制由此呈现脱离政治化的倾向。鉴于这一价值观的崩溃,导致传统型共同体社会结构解体。松下着重强调,战前的近代天皇制与战后的象征天皇制出现严重“断裂”,结果导致通过大众媒体的舆论操作,都市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大众社会状况的动向引发关注。“皇太妃美智子热”即是在这一社会状况下所产生的,明仁皇太子和正田美智子代表的青春靓丽形象,以及通过“恋爱结婚”的浪漫行动方式,恰好与《日本国宪法》的价值标准和在大众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都市中间层的行事逻辑完美契合。(142) 因此,明仁皇太子和美智子成为国民理想的家庭形象,作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敬重,从而在日本列岛掀起一股热潮。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日本国民面对天皇的情感伴随着代际更替,逐步由既往的“尊敬”之念向“好感”方向转变,民主主义思潮的持续浸染,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国民代际的更替交错,各方力量联动使天皇制的发展重心从依托神圣权威向重视国民人权方向位移,最终形成稳固象征天皇制根基的局面。

昭和天皇去世后,明仁天皇即位,在天皇的更替仪式上,时任首相海部俊树从位居天皇继承皇位发言的高御座低一级的位置上宣读被称之为“寿词”的祝词,其后后退两至三步,领唱“祝贺即位,天皇万岁”,参列者们也跟随唱和三呼万岁。这一位置关系与海部首相三呼万岁的举动引发了人们对于作为主权者国民代表的身份在宪法上是否妥当的质疑。而且,海部首相在致辞中提道:“我们全体国民仰望天皇陛下成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建设心情愉悦、向世界开放、充满活力和富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日本,以实现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为目标,誓言付诸至善之努力。”(143) 对于这一段发言,也有人提出国民为什么必须要向天皇做出“誓言”的异议。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道尔在看到这一幕后发表意味深长的评论:“仪式给人的总体印象充满了‘美丽的矛盾’,从美学视角来看,无论是彩旗的鲜艳度,还是富有平安风格的服装,可谓美丽至极。天皇讲话中所提及的宪法、和平及象征的表述十分清晰,个人感觉也很好。然而,亲耳聆听这一发言的内容与亲眼所见的仪式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譬如有关‘象征’这一点,‘贤所大前之仪’和三件神器等,基本上与战前并无任何变化,与宪法中提及的‘象征’迥然有异,宛如给人留下神话的、传统性的象征印象。而且,从视觉上来看,天皇位置处于总理大臣的‘上边’,通过高御座‘隔离’开来,这难道不与宪法中的民主主义相矛盾吗?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似乎对即位之礼和大尝祭并未寄予太多关心。”(144) 虽然从海部首相发言的表述内容来看申明了民主主义与和平,但从视觉上观察依然是传统天皇制的具体呈现。毫无疑问,保守政权通过天皇制这一仪式刻意酝酿的传统性氛围,是试图增强保守意识形态在本党内部的吸引力。(145)  

明仁天皇自1989年即位之后,开始步入平成时代。明仁天皇即位后,与美智子皇后持续摸索着履行“象征”职能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平成风格”(146) ,被大众媒体积极宣传报道,并给世人留下亲民的强烈印象。根据NHK2013年实施的“第九次‘日本人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回答对天皇“抱有好感”的占35%,回答“秉持尊敬之念”的占34%,由此可知大约占七成左右的日本国民对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拥有共感和具有良好印象。(147) 进入平成时代后不久,根据1993年实施的有关象征天皇制调查结果显示,对天皇抱有“好感”的比例急剧上升,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谋求推行“开放式皇室”路线引起国民的广泛瞩目。与昭和时代日本国民面向天皇所保持的“尊敬”之念相比,持有“好感”的比例数值高于“尊敬”之念是平成时期的重要特征。吉田裕通过对这一调查一直到2003年的结果分析后指出,“尊敬”之念减少,“好感度”增加的倾向值得关注,与昭和天皇身上具备的“神圣性”及“权威性”性格不同,明仁天皇并不会让人感受到这种权威气质,而是由于奉行“开放式皇室”路线赢得来自国民的“好感度”,从而使这一数值骤然增高。(148)

“日本人的意识”调查中关于对天皇的情感示意图

资料来源:河西秀哉『明仁天皇と戦後日本』、洋泉社、2016年、4頁。

针对天皇开展的舆论调查在1993年发生重大变化,回答“抱有好感”的年龄层几乎实现倍增,仔细观察后发现,回答“秉持尊敬之念”的年龄层呈现减少的趋向。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1993年皇太子结婚促使皇室形象趋于好转。(149) 但是,“尊敬”之念减少,“好感度”增加可能是由于昭和天皇去世,平成时代之初受这一原因影响较大所致。在国民之间面向昭和天皇个人的“尊敬”感情,并未在平成天皇身上承续下来。部分国民对新天皇和皇后约定遵守和平宪法,并矢志于与国民同进退抱有“好感”,加之皇太子结婚带来的正面宣传效果进一步助推了好感度提升。(150)

步入平成时代以后,象征天皇制通过走“开放式皇室”路线,以颇具人气的亲民姿态和世俗倾向赢得广大日本国民的赞赏和爱戴,然而,这一动向却招致保守势力的反感和抨击。1993年6月,皇太子德仁亲王与小和田雅子举办结婚典礼,其后不久,《宝岛30》月刊(151) 发表宫内厅职员大内糺题为《皇室的危机》的文章,认为“当今的皇室处于令人叹息的状况”,进而批判道,天皇一家所展现的“快乐主义倾向”导致权威丧失。体现这一倾向的具体事例为,天皇和皇后早晚打网球,喜爱的事物激增,建筑豪华御所等。同时,由于增加“公务行为”而使亲信和侍从不胜其扰,加之天皇和皇后厌恶过多的警备和限制,反而增加了相关人员的负担等。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透露出皇后美智子脾气暴躁的讯息,并强调皇室内部的诸般事项均遵从皇后意向决定。文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所有问题不在天皇,而将原因归结为美智子皇后。大内发表的文章对昭和天皇予以高度评价,而对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推进的路线则持批判态度。(152) 显然,大内所代表的这一派势力对天皇摸索的“开放式皇室”的皇室内部改革和近代化路线展现批判姿态,这一思维方式潜藏在文章发表者的内心深处,文章著者可能是宫内厅相关人员或担当记者。守旧派势力将昭和天皇时代的皇室视为理想形态,对于平成时代推行的“开放式皇室”路线持批判态度,为维护天皇制拥有的高度权威,这一派势力试图阻止天皇和皇后继续实施“开放式皇室”路线,于是遂对皇后本人展开攻击。(153) 尤其是在进入平成时代之后,天皇充分尊重皇后意向,并共同开展行动的行为取向日益引人瞩目,由此引发守旧派势力的不满和反抗。

明仁天皇对《大日本帝国宪法》保留下来的常规和《日本国宪法》运作实施的成例均原样继承下来,天皇开展的公务也未发生断裂。正因如此,昭和天皇在新旧两部宪法之下原样保持的君主意识,也自然而然地被明仁天皇继承下来。从即位之日起,明仁天皇即以“象征”身份履行天皇权能,至于“君主”身份的自我界定则稍显模糊。关于最富政治色彩的“内奏”,除首相之外的阁僚几乎并未单独进行过“内奏”,这一倾向在20世纪70年代较为明显,进入平成时代后就更加显著。首相向天皇进行“内奏”的频度因人而异,通常受个人思想信条和政治状况影响发生波动。与此同时,在灾害发生之际,由相关阁僚进行“内奏”的行动明显是应明仁天皇的要求而实施的。(154)

昭和天皇在战后一直与自卫队高官保持谨慎距离,自从其所信赖的首任警察预备队总监林敬三引退之后,并未单独会见过自卫队干部,仅仅停留在每年接受一次高级干部的共同拜谒上,这一惯例也为明仁天皇所继承。明仁天皇在位的部分年度也不进行拜谒,恐怕主要受日程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并无更多深意。官员本人向明仁天皇进行拜谒仅为三次,分别是1995年2月10日统合幕僚会议议长西元彻也、2011年4月1日的统合幕僚长折木良一、2011年8月3日的陆上自卫队东北方面总监君塚荣治。西元主要汇报阪神、淡路大地震的情况,折木和君塚汇报东日本大地震时自卫队开展活动的情况。这些会晤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体现了明仁天皇在非常时期不拘成例开展行动,具有果断干练的一面。(155)

基于天皇主权原理的明治宪法下的“神权天皇制”,以及基于国民主权原理的《日本国宪法》下的“象征天皇制”,以战败为临界点实现了重大转变。(156) 战后象征天皇制涉及的皇位继承等问题,其核心理念主要源自战前的明治《皇室典范》。《皇室典范》通过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绑定在一起,主导形塑为近代天皇制国家构造的关键装置,以确保天皇集政治和军事大权于一身,旨在发挥维护天皇权威和保持秩序稳定的机能。《皇室典范》中规定的“废止女帝”“禁止退位”等内容,核心目标还在于创造“万世一系”的意识形态,以及为防止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天皇位置出现权力斗争,它是为保持专制权力稳定运行所进行的制度设计。近代以来天皇制的最大特征是“一世一元”,也就是天皇名字在死后会成为“谥号”,意味着与天皇在活着时代的名字重合,“一世一元”是支撑近代天皇制的重要装置之一,不过这一原则由于“生前退位”而瓦解。年号不仅具有空间意义,也支配着时间的流逝。明仁天皇退位后,虽然年号发生变换,但由于上皇可能依然还会出来活动。只要明仁天皇在世,无论他居于何种地位,都会自然而然地赢得周围人们的尊敬,不免形成上皇与天皇在精神权威层面上的“并立状态”,由此导致的“双重王权”局面引发权威效应递减的趋势值得关注。

平成时代的象征天皇制处于连接昭和时代及令和时代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阶段。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对此前皇室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宫中祭祀、接受“内奏”和“侍讲”以及开展“皇室外交”等。同时也具有诸多革新之处,比如拓展“公务行为”边界、主动提出“生前退位”、运用大众媒体表述心迹等。(157) 通过分析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主要特征,可以形成若干观察天皇制的视角。首先是基于比较的分析视角审视和观察象征天皇制,将会为天皇制研究开启一扇全新“窗口”。昭和天皇和明仁天皇处于《日本国宪法》同一部法律框架之下,但在履行象征职责,发挥象征作用,以及开展公务行为上具有明显差别。昭和天皇奉行的政治理念及行动风格与战前的神权天皇制一脉相承,更多地体现着“神秘性”和“权威性”。明仁天皇则十分注重身体力行地付诸实践象征性,主要展现为“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从近代神权天皇制向战后象征天皇制的演进,逐步经历了“神权—王权—人权”的沉降嬗变轨迹,富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是昭和天皇在二战后发表的《凡人宣言》。明仁天皇则是从王权转向人权的核心人物。在“3·11”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他和美智子皇后前往灾区慰问,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这些举措对提振日本国民的信心,增强一体感和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明仁天皇开展“公务行为”的数量与昭和时代相比明显增多,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接见、会见和引见、举办茶会等。明仁天皇立足于与国民保持相同视线并为此付诸努力,尽可能多地创造机会与国民直接会面、谈话和握手等,旨在与每一位国民建立“一对一”的纽带联系,从而实现“国民国家”的统合目的。

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主要通过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超人式的二人组合支撑起来,这一状态一直持续至2016年8月的视频讲话,其间显示出明仁天皇基于生理原因所体现的力不从心的无力感。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所塑造和彰显的“平成风格”,在进入令和时代后,依循德仁天皇和皇后的性格特征不免会发生一系列转变。(www.xing528.com)

二、 基于历史视角梳理象征天皇制

天皇制在日本历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和战后天皇制三个发展阶段。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多数时期天皇仅仅发挥精神权威作用,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时期较为短暂。近代天皇制赋予天皇以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在二战期间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天皇介入政治权力漩涡之中所带来的风险在二战期间暴露无遗,同时导致天皇的精神权威受到莫大损伤。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涌动的“天皇退位论”的风潮即是天皇在二战期间肩负战争责任引发的负面连锁反应。明仁天皇自幼亲眼看见战争的残酷,从而切身地体悟到和平的宝贵,在和平宪法体制下,明仁天皇为切实履行“象征”职责,十分注重从古代天皇制中汲取关心民生疾苦的精神资源,通过回望历史,反省战争,珍视和平,进而身体力行地为象征天皇制赋予“亲民性”和“世俗性”的特质。

昭和天皇曾表示,自己最为崇拜明治天皇,而明仁天皇认为自己崇拜的是古代的嵯峨天皇和后奈良天皇。嵯峨天皇是日本第52代天皇,擅长书法、诗文,被列为平安时代三笔之一。后奈良天皇是日本第105代天皇,他相当有慈悲心,在发生瘟疫、洪水与饥荒时,都会祈祷人民平安。1984年4月6日,明仁皇太子在会见记者时提及自身学习天皇制历史时表示,那些历史上时常把国民疾苦挂在心间的天皇,是他学习的榜样。明仁认为:“日本皇室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掌控政治的时期极为短暂是其重要特征,我认为这在外国也无此先例。位居脱离政治的立场之上,时常将国民的疾苦悬挂于怀,这些历代天皇的事迹,正是表达‘象征’这一词语最为契合的应有状态。我也认为作为日本皇室的理想形态即应该是那样的状态。”(158) 明仁皇太子在此推崇的天皇制远离政治的文化传统,为象征天皇制具有的“非政治性”与“亲民性”特征赋予了历史依据。

关于皇室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明仁皇太子在列举过去天皇事迹的同时进行说明:“天皇成为国民象征乃是一种理想状态。天皇并非居于动摇政治的立场之上,在传统上秉承同国民苦乐与共的精神立场。这一情形,在疫病流行和饥馑发生之际,自嵯峨天皇以来,天皇为祈念民生安定而抄写佛经的精神,以及后奈良天皇为抄写经书所做的‘朕乃民之父母,德不可倾,甚感哀痛’的批注,正是体恤民生的生动体现。”(159) 只有《日本国宪法》下的“象征”才合乎传统型日本天皇的身姿,明仁天皇在与其他记者会见时曾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即位之后,明仁天皇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深刻反思和平来之不易,从历史上汲取古代天皇制的亲民志向,为象征天皇制注入生机和活力。

明仁天皇对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寄予高度肯定,并认为天皇应在现代日本发挥如下作用:“通过漫长的历史,基于脱离政治的立场,无论是痛苦甚或欢喜均与国民保持一心,时常眷念国民的福祉及幸福,乃是日本传统上天皇固有的姿态。《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天皇不干预国政,通过内阁的建议与承认从事宪法规定的国事行为,这一规定也与传统一脉相通。”(160) 对于明仁天皇而言,担当天皇并无选择余地,而且所谓的“象征”究竟具有何种内涵也并不明确,因此,不得不对其应有的理想状态进行摸索。

1995年8月2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问冲绳,向日本国立冲绳战殁者墓苑献花,访问了“和平之基”。自皇太子和皇太子妃时代即对冲绳予以特别强烈的关心和关爱,对于这种心情,明仁天皇陈述道:“走在苦难的道路上,所有日本人都不应忘记期待复归日本的县民们的心情。我对冲绳的历史和文化寄予关心,在复归之际理解历史和文化,对县民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也是我们的责任。其后又倾听了冲绳的音乐,感到特别开心。”(161) 8月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访问东京大空袭中收纳死亡者遗骨的东京都慰灵堂。大众媒体对这一系列访问作为“慰灵之旅”进行报道,为与遗族之间构筑新型关系释放了善意。(162) 一种观点认为,明仁天皇为谋求和平持续开展的“慰灵之旅”,乃是体现出落实与国民共同进步的“开放式皇室”路线的重要一环。其后,明仁天皇致力于唤起战争记忆的姿态也被媒体关注和报道起来。(163) 如明仁天皇开展“慰灵之旅”,尤其是对昭和天皇具有强烈反感的冲绳进行探访。(164)

2005年6月27日,明仁天皇在访问塞班岛之前宣读了如下“致辞”:“在61年前的今天,岛上持续进行着壮烈战斗。每当想到在既没有粮食和饮水,也未对伤者给予及时治疗的地方战斗的人们的事迹,感到十分痛心。”在此基础上,又坦陈如下抱负:“这次奔赴海外之地,重新追悼在上次大战中所有失去生命的逝者,隐忍行走在遗族所走过的苦难之路上,以期祈祷世界和平。”(165) 也就是说,所谓“慰灵之旅”的对象不仅停留在日本人战殁者上,也对该地区所有战殁者予以追悼。

2009年适值明仁天皇即位20周年,在宫内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某位记者提出“作为象征是如何思考和摸索发挥应有状态”的问题,并特意提及“战后历经64年,四人当中有三人出生在战后,战争记忆日益淡薄”,请求天皇对此回答。天皇回应道:“我更为担心的是逐渐对过去的历史日趋淡忘的问题。昭和时代是在非常严峻的状况下开启的,昭和3年,也就是1928年在昭和天皇举行即位大典之前爆发了炸死张作霖事件,3年后发生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开始走上了步入上次大战的进程。昭和天皇通过巡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登古战场,触及战场的悲惨情景,遂将和平之宝贵铭记于心,对于昭和天皇而言实在是情非所愿而不愿面对的历史,在此是可以体察的。昭和60余年来带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教训,只有充分熟知过去的历史事实,才会应对未来,这一点至关重要。”(166)

2015年6月3日,明仁天皇在接待菲律宾阿基诺总统访日的宫中晚餐会上发表致辞:“在上次大战中,日美之间炽烈的战斗在贵国国内展开,经过这次战斗,很多贵国国民丧失了生命。这一事件在令我们日本人深表痛心的同时,长久无法释怀。尤其是本年迎来战后70周年,谨向当时的牺牲者致以深切地追悼之意。”(167) 这一表态在同年8月15日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以更为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在这里回顾过去,对上次大战进行深刻反省的同时,痛切地期望战争的惨祸今后不再反复,与全国国民共同对散落战阵在战祸中倒毙的人们从内心表达追悼之意,祈求世界的和平与我国共同进步”。(168) 这一“讲话”中增加了前一年所没有的“对上次大战进行深刻反省”的词句,对过去的反省之意以更加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战后70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充分体现了明仁天皇反省历史的强烈意愿。(169)

2016年8月8日,明仁天皇在电视讲话中指出:“我此前在履行天皇公务之际,一直认为应将祈祷国民安宁和幸福放在首位,同时在行事之际,我又切身地感受到,时刻站在人们身旁,倾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心情也十分重要。”(170) 其中强调的履行天皇公务至为重要的是“祈祷国民的安宁和幸福”以及“倾听人们的呼声”,虽然前者并未明确阐明,但明显是指宫中祭祀事宜,对于明仁天皇而言,后者通过详尽说明,旨在培养“经常与国民同在的觉悟”。所谓“国民与共”的表述是从皇太子时代即已开始有意识运用的表达方式,在退位讲话中也被反复提及,这一语汇恰恰是理解明仁天皇开展一系列公务活动的关键词之一。(171) 明仁天皇在电视讲话中声称:“作为传统的继承者,深感对此具有持续固守之责任,进而在日新月异的日本和世界的发展潮流中,时时思索日本皇室如何促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焕发光彩,在勃勃生机的社会中回应人们的期待,一直奋斗至今日。”(172) 明仁天皇矢志不渝地构建的现代天皇的理想形态,乃是探索在“日本国宪法的象征”和“传统的继承者”两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

针对天皇制在时代洪流的裹挟当中,究竟是固守传统还是革故鼎新的课题,日本各界人士对此有着不同解读和理解,甚至形成判若霄壤的认知。关键在于,所谓“传统”的内涵和外延其边界设定在何处,对此予以深入探讨耐人寻味。根据霍布斯鲍姆提出的“被创制的传统”理论分析,近代以来日本的神权天皇制乃是明治维新为因应民族国家建设而有意识地构建的国民统合装置。与明治宪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皇室典范》创设了“一世一元制”、禁止女帝、男系男子继承等。战后虽然依循《日本国宪法》,对《皇室典范》进行修正,但总体框架并未实现太大突破,基本呈现“萧规曹随”的局面,由此导致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视近代以来的这些成例和规矩即是传统,将之奉为圭臬而不容逾越。正因如此,在右翼保守势力看来,无论是认可女帝,还是“生前退位”,无疑是挑战“传统”的悖逆之举,故而对此横加指责和诟病。

显然,从时间边界来看,右翼保守势力所固守的“传统”源自明治维新,具体而言是体现在先后制定的两部《皇室典范》之中。然而,在明仁天皇看来,在天皇制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女帝的存在、“生前退位”和太上天皇皆是前近代天皇制中曾经演绎过的常态,并非离奇猎新的新鲜事物,这些才是理应固守的天皇制“传统”。由此可见,日本各界围绕天皇制传统的争论,其中的主要分歧点关涉传统的边界设定在何处的问题,究竟是前近代的天皇制运作机制更为“传统”,还是近代以来的天皇制才是真正的“传统”,由此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正如日本法制史学家井田良治所言:“被称之为日本传统性的法律和制度的事物,几乎并非都是传统。尤其是在审视围绕天皇制的国家制度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本来我们认为是很传统的东西,在历史上却是很怪异的事物。譬如,一世一元制、禁止女帝、日之丸、君之代和天皇这一称号本身等。”(173) 日本学者安丸良夫认为:“我们通常观念上所浮现出的有关天皇制的内情,实质上是以明治维新为界限而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产物。在古代传统的名义之下,构筑国民身份认同,从而实现国民统合的目标,乃是近代国家的重要特质之一。”(174)

三、　基于国际视角审视象征天皇制

象征天皇制的持续运作和不断发展,亟待引入国际视角予以审视和观察,只有将日本皇室与英国王室、瑞典王室及泰国王室等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才能明确定位日本皇室在世界政治体制中所处的地位。与此同时,日本皇室从战后初期就十分注重开展“皇室外交”活动,其后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和加强国际合作,极大地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对有效地塑造日本的国家软实力、提高国际声望发挥了不容估量的重要作用。

明仁天皇幼年所接受的教育深受美国教师瓦伊宁夫人的影响,这对其深入理解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培养了开阔的国际视野。战后初期,麦克阿瑟建议给12岁的皇太子明仁请一位美国教师来辅导他,昭和天皇完全同意,要求来的教师最好是一位“底蕴丰富而又成熟的美国女性”。麦克阿瑟对这一要求非常认可,他本人一直是妇女权利的大力推动者,认为很多日本男性是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女性却不是;这位王子有一位女老师肯定比一位男老师要好。美国教育委员会于1946年抵达日本帮助日本实施改进教育系统。麦克阿瑟趁机让该委员会主席乔治·D.斯托达德(George D. Stoddard)帮忙给皇太子物色教师。斯托达德选择了伊丽莎白·格雷·瓦伊宁(Elizabeth Gray Vining)夫人,儿童文学作家,曾在以绝对和平主义著称的基督教教友会服务团工作,出版过几本儿童读物。接到邀请后,瓦伊宁立刻来到日本,并在那里待了四年时间。(175) 皇太子在其后提及瓦伊宁夫人时表示:“非常切实地感受到美国人的良心”,“每当思考美国人的事情时,夫人的形象即会浮现在脑际,具有优秀的美国人代表所描绘出来的意义。”(176) 正如其后瓦伊宁夫人在所著图书的标题显示的那样,发挥了为皇太子打开“窗户”的作用,而且这一举措也与周边人士所期待达成的教育效果一致。

明仁从最初迎娶民间的美智子皇后,基于开阔的国际视野,积极开展皇室外交活动,展现出颇具魅力的亲善形象,平成时代象征天皇制的“开放式皇室路线”和“亲民路线”彰显“大众性”和“世俗性”特征。这种国际化的路线和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潮流及大众社会的日趋成熟息息相关,也是天皇制在现代日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重新焕发生机的生动体现。明仁天皇注重兼顾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既保留了宫中祭祀、“内奏”等昭和天皇时代的传统,自身又寻求革新和突破,在现代化的时代潮流中与大众媒体进行互动。日本皇室的现代化风格也受到了英国王室等国际王室亲民路线的影响。总体而言,“平成风格”主要表现为反思历史、珍视和平,贴近国民、崇尚人权,国际视野、敦行亲善,联袂主导、携手并进,不拘成例、革故鼎新。

明仁天皇即位之后,与昭和后期相比,有关皇室报道内容显著增加,原因在于,明仁天皇开展的活动与昭和天皇相比更趋活跃。昭和天皇形成惯例的地方访问仅仅是出席植树节和秋季的国民体育大会,即位后访问外国是1971年访欧和1975年访美。然而,明仁天皇除参加这些活动之外,将从皇太子时代即持续参加的全国海洋大会作为按照惯例出席的地方访问,进而还进行为数众多的对外国的访问,由此导致公务活动日益增多。尤其是1992年访问中国,曾招致自民党议员的反对,一度引发政局动荡。明仁天皇对于公务活动展现的积极进取姿态,使其成为政治明星。(177)

明仁天皇十分重视自卫队参加的海外维和行动,曾向国际和平协力队发表三次讲话,首次是2009年10月23日,接受派遣至戈兰高地和东帝汶的175名队员的拜谒,明仁天皇慰劳道:“在严酷的环境中执行任务,肯定会付出难以计数的辛劳。”(178) 其次是2011年10月18日,接受派遣至海地、尼泊尔、苏丹和东帝汶的124名队员的拜见,明仁天皇慰问道:“深知在伴随着危险的严峻环境中执行任务,不免会付出难以估量的辛劳。这一任务的顺利推行具有深刻意义。”(179) 最后是2013年接受派往戈兰高地、海地、南苏丹和东帝汶的168名队员的谒见,明仁天皇慰问说:“各位付出了各种辛苦”“顺利地完成任务值得庆幸”。(180)

总体而言,明仁天皇在处理与自卫队特定个人和上层官员保持联系方面持慎重态度,至于自卫队在灾害来临之际所开展的救援活动以及面向国际社会的合作活动则予以表扬,旨在达到提升和改善自卫队外在形象的效果,这一点是曾经担任过大元帅而受战争责任影响的昭和天皇所无法做到的。(181)

总之,有关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研究,积极引入比较视角、历史视角和国际视角的研究方法,将会有效地拓宽研究视野,深化研究议题的厚重性和学理性,充分兼顾宏观研究的开阔与实证研究的精微,推出一系列富有宏观性、实证性及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定会使象征天皇制的研究呈现别开生面的繁荣景象。

作者简介: 田庆立,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