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亚洲观：历史与时代的视角评析

张秋生

摘要:澳大利亚亚洲观历史与现实的悖论,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和新课题,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90年代一直被学术界瞩目并引起争论。而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亚太格局的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波折,这一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亚洲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模糊到清晰,从平面到多维的历史演变。如果从种族文化观、地缘政治观和移民问题三个历史与时代的视角,考察其亚洲观的实质、内涵与主要发展趋势,可以看到:传统的英国种族文化特征和地处东西方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 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基础,并影响着二战后至今的澳亚关系。而移民问题则与澳亚关系同步发展, 并成为澳大利亚制定亚洲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可以更进一步地探讨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及其影响因素。

关键词:历史与时代视角　澳大利亚　亚洲观

一、 视角之一:种族文化观

种族文化观是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它是在种族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观念形态, 是在特定的地理、经济和历史情境中积淀发展成长起来的。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 即1788年以来的白人种族文化观, 脱胎于英国传统, 来源于英国移民。历史的演进决定了它与英国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赖以存在与发展的“脐带”。1788年, 英国菲利浦船长率领的第一批流放犯到达澳大利亚(也称澳洲), 建立了早期澳洲殖民地, 同时也确立了以英国文化为主体的种族文化观。早期流放犯被运送到远隔重洋的澳大利亚, 首先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形成了对英国的依赖。生活在封闭的地理环境和丛林文化氛围中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世界”, 当然也通过英国人的眼睛看亚洲。(93) 他们对亚洲的早期认识是模糊的、片面的和支离破碎的, 没有形成系统的亚洲观。

在整个19世纪,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英帝国的疯狂扩张使英国人和英国血统的澳大利亚人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种族文化优越感。然而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澳大利亚人的种族文化优越感逐渐受到了亚洲移民潮、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觉醒的冲击, 进而对亚洲产生了强烈的忧虑与恐惧感, 形成了以“黄祸论”为代表的亚洲观。“黄祸论”的实质即种族优越论, 它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核心。

“黄祸论”的理论基础来源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澳大利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把人或是种族、群体, 作为选择、淘汰的单位, 也就是进化的单位(94) 。1873年, 它最早出现在《悉尼邮报》的文章中(95) 。其后, 澳洲人越来越多地使用“白”这个字眼, 同时反对种族之间的通婚。中日甲午战争以来, 随着日本的崛起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觉醒, 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鼓吹下, “黄祸论”已在欧美流行, 仅在20世纪初的英国, 《泰晤士报》等重要报刊上就发表了很多宣传“白人至上”“抵御亚洲人种入侵”等“黄祸论”观点的文章。宗主国英国的主流舆论对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现了以皮尔逊为代表的“黄祸论”先驱人物。皮尔逊在澳大利亚担任殖民官员多年, 曾任维多利亚殖民区内阁部长。1893年他发表了《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个预测》一书, 该书极力渲染亚洲人口的膨胀、中国移民的入澳及中国的近代化可能会对澳大利亚和世界所构成的威胁, 集中反映了澳大利亚以白人种族主义为基础的亚洲观。

该书从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出发, 将中国人等亚洲民族侮蔑为“劣等种族”, 反对输入中国等有色人种移民。他认为:“有色人种的劳工和白人劳工是不能并肩生存的”, 如果澳大利亚“为了开发几个矿山和经营几个甘蔗种植园而牺牲民族的生存, 那么, 受到损失的就不仅是在澳大利亚的英国人, 而且是整个的文明世界。”(96)

皮尔逊的排亚观源于对亚洲人口膨胀的恐惧, 他认为随着地球上“有色带子”的增加, 中国人口向外“扩张”不可避免。皮尔逊还担心中国的近代化会对澳大利亚等白人国家构成威胁。他提到当时的中国已“加入了国际社会, 它已经采用了轮船以及欧洲的火炮和军队组织;它已经接受了电报;它正要兴办铁路;它有足够的信用, 可以利用外国资本来实现它所需要的变革”。这个看来“死气沉沉的”中国, 一旦“有朝一日被组织起来, 被弄得活动起来”, 就“能从事军事侵略”。随着中国的强盛, “很难设想中国不会成为一个侵略的军事强国, 派出几百万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 穿过西伯利亚草原, 或者在舰队的保护下注入移民去占领澳洲的岛屿及其北部”。(97)

从20世纪初至60年代, “白澳”思想及其政策构成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核心, 尽管这一时期,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这种亚洲观在不断地动摇和削弱, 但仍居于主导地位。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后, 通过了严格的以语言测验为主要内容的《移民限制条例》。这项立法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和禁止以亚洲移民为主的有色人种的入境, 而“将整个澳洲保留给来自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移民”。《移民限制条例》的颁布是种族主义的亚洲观发展到高峰的必然产物。从那时起到1958年前, “白澳政策”没有进行过大的修改, 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得到澳大利亚主要政党的支持。1972年惠特拉姆为首的工党内阁执政, 澳中建交之后, 这一政策才得以废除。

应该指出, 不管是“黄祸论”的流行, 还是“白澳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 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认识都并不是完全否定的。当时存在的一些观点反映了澳大利亚人对亚洲看法的理智与包容, 另一些则表现出其亚洲观的矛盾与两重性。1893年, 著名政治家、以后成为澳大利亚总理的迪金就怀着对亚洲文明“极为浓厚的兴趣”, 出版了《印度的寺庙和坟墓》, 向澳大利亚人介绍了东方的神奇与伟大。在20世纪20年代, 一位著名澳大利亚建筑学家甚至提出, “澳洲的将来取决于与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他已“预见世界最美好的将来取决于东西方相融合”。(98) 1914年5月14日,《澳大利亚工人报》也以“黄祸”为题, 抨击欧美资本家“企图占有无数坚韧、勤劳和富有忍耐力的中国人, 并使其变为工资奴隶”, 他们才是“真正的黄祸”(99) 。即使是皮尔逊在污蔑亚洲人种“低劣”的同时, 也不得不认为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更为多才多艺, 他们是极好的工人, 作为士兵和水手也有其优点, 同时他们还具有一种其他东方民族都不具备的经营贸易的能力。他们甚至不需要碰上什么天才人物来发展他们的光辉前途, 只要有普通的治国之才, 采取欧洲的进步措施而又不触犯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成见, 就可以把中国缔造成为没有一个欧洲强国敢于轻视的国家……”(100) 还有一些澳大利亚人则以矛盾和自卑的心理看待亚洲和亚洲人, 他们“不是因为亚洲人种低劣而害怕亚洲, 而是因为亚洲比澳洲更有决心取得成功”。“担心亚洲社会将被证明为更有技能的殖民者, 他们殖民的胜利最终将会把澳洲白人变成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10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澳大利亚人亚洲观重新取向的开端, 也使“白澳政策”的理论开始得到修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澳大利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亚洲黄种人日本侵略的威胁, 一向被澳大利亚人怀有深厚感情和文化认同并被视为“母国”的英国, 无暇东顾, 其驻新加坡的远东舰队全军覆没, 麦克阿瑟指挥的驻菲律宾美军也兵败如山倒, 退守澳洲。英国不仅无力救助澳大利亚, 反而还要求抽调准备回国助防的中东的澳军去缅甸助战。柯庭总理的坚决拒绝给延续多年的澳英血缘纽带划上了沉痛的一刀。(102) 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并与澳大利亚同处在一个反法西斯联盟内, 为民族的生存和人类正义事业而战, 共同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二战使澳大利亚逐渐认识到:种族文化上的同源同宗并不能保证国家与安全利益上的完全一致;澳大利亚必须面对人口众多的亚洲这一客观现实, 并与之改善关系。

战后初期至60年代, 澳大利亚人亚洲观中的种族色彩虽在淡化, 但又被罩上了冷战的阴影。在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中, 日本已“不再被认为是一大威胁”, 而东南亚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深感不安”。1945年, 澳大利亚的北方门户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布成立;1947年,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也宣告结束;亚洲、非洲、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方兴未艾。澳大利亚当局认为, 共产主义势力和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澳大利亚安全的主要威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将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依靠。澳大利亚跟随美国, 打着“捍卫基督教文明”的旗号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冷战思维扭曲了澳大利亚人的亚洲观, 也加深了与亚洲国家的差异和不协调。“关于东西方在澳洲溶合成一个欧亚混合的新文化这一观点”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103) 澳大利亚只能在冷战格局的框架内, 与意识形态一致的亚洲国家进行有限的符合共同战略利益的经济文化交流。

20世纪60年代以来,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和澳大利亚日益卷入东南亚, 澳洲社会在对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进行重新定义的同时, 开始对澳亚关系问题进行新的探索。1963年一批著名的澳大利亚学者发表一系列文章, 主题为:与亚洲共处——对澳洲前景的讨论。1968年的一篇专题论文再次提出这个议题:澳洲——亚洲的一部分吗?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动了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更新和澳亚关系的调整。随着20世纪60年末70年代初, 亚太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动和澳中关系的正常化, 澳大利亚加快了走向亚洲的步伐。

特别是80年代以来, 亚洲正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崛起, 其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澳大利亚在将其经济贸易方向转向亚洲的同时, 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和改变其原有的种族文化观, 不得不承认, 亚洲“经济发展的成就”足以“证明亚洲的精神和文化力量”。(104) 1993年, 基廷总理宣布, 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 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 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指出:“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出现在世界上, 与亚洲交往, 建立与亚洲的联系, 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 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 至少在宪法上如此。”(105)

这种以“面向”和“融入”为口号的亚洲观, 与其说是文化意义上的, 不如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澳大利亚在文化价值观重新定位的选择中, 需要种种难以实现的条件。亨廷顿认为, 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 至少需要三个前提, 即“首先, 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 并对此抱有热忱;其次, 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 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 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106) 而在实际上, 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条能得到充分满足。此外, 亚洲国家的接受程度也是极其重要的。正如一位印尼官员所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 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 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107)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直言不讳地提出, 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 “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一个欧洲国家”, “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108) 澳前驻美大使理查德·伍尔科特同样认为:“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 不是我们的旗帜, 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109) 因此, 对处在历史和地缘矛盾中而寻求一种归属感的澳大利亚来说, 经济上与亚洲的融入已是不可改变的了, 而文化价值观上与亚洲的磨合与冲突则要长期存在。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真正取向或许应该是成为一个既能包容东西方多元文化而又独立于欧美的国家。

二、 视角之二:地缘政治观

地缘政治因素是影响澳大利亚人亚洲观和战后亚洲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澳大利亚外交史上对亚洲政治地理称谓的变化, 明显地反映了地缘政治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影响。

如“远东”这一地理概念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 它是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时对亚洲最东部地区的通称, 以后广泛流行。但自20世纪以来, “远东”这一概念对全盘继承英国文化而引以为自豪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却逐渐感到难以沿用, 不得不加以调整。在1909年3月关于太平洋形势的一次辩论中, 安德鲁·费希尔总理在有人提出要警惕来自日本的威胁时, 他将此说成是“来自‘近东’的威胁”(110) 。1922年, 当联邦议会讨论华盛顿会议关于削减海军军备和远东与太平洋问题的条约时, 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首先提出, “远东就是我们的远北”(111) 。

 20世纪30年代, 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引起了澳大利亚的担心和恐惧, 澳大利亚开始认识到亚洲的重要性, 派出了以外务部长约翰·拉沙姆为首的代表团出访中国、日本、菲律宾等亚洲国家。1934年,约翰·拉沙姆在回国后再次使用了前总理费希尔的说法, 将远东地区称为“近东”。(112)

1939年4月, 罗伯特·孟席斯上台执政后在入主总理府的第一次演说中, 谈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时, 将影响澳大利亚外交的历史和地理因素结合起来, 并“将亚洲说成是澳大利亚的‘近北’”。(113)

南维兰·米尼认为:澳大利亚决策者“为了表达澳洲人对其亚洲近邻的担忧, 将欧洲人称之为‘远东’的地方改称为‘近东’, 它是在接受了欧洲中心的总体思想下, 又坚持了澳大利亚的邻近感”;“远北”说则“明确了日本在澳大利亚的北方, 但通过认可欧洲的‘远’, 在一段时间内, 缓和了人们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过分紧张感”;“近北”说“则将地理和政治的着眼点两者结合起来, 并集中体现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主要关注对象”。(114)

尽管基于不断变化的环境, 澳大利亚曾在不同时期对它的“近北”地缘政治观不断地重新加以修正和界定, 但始终是以亚洲国家作为主要防范目标。在19世纪晚期, 随着法国和德国势力进入南太平洋, “近北”概念基本上被限定在这一地区。20世纪前半期, 当日本在西太平洋处于优势地位时, “近北”在实质上就是指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为了适应亚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这一形势, “近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更无定形和全方位”的概念。随着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完成和对日和约的签订, 澳大利亚已不再将日本视为主要威胁, 而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成了澳大利亚的担忧所在, 它认为这是亚洲政局不稳定的“根源”, 是对西方民主直接的威胁, “红色中国”成为关注的焦点。过去澳大利亚担心中国人口众多, 现在又加上新的担忧, “害怕有组织的共产主义中国致力于世界革命及推翻资本主义”。同时, 澳大利亚也“对在东南亚欧洲殖民统治行将被推翻和取代它的未经检验和不稳定的民族政权未来发展方向表示担心”(115) 。特别是印度尼西亚这一距它最近的、人口相当于其10倍的亚洲国家, 继1945年独立之后, 继续开展强大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 强烈震撼了澳大利亚朝野和西方殖民国家。尽管如此, 澳大利亚还是承认了这些变化的永久性, 并寻求和其“近邻”搞好关系。从70年代初以来, 这种更慎重的态度被扩展到对待中国和印度支那的问题上, 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并退出了越南战争。而到了70年代后期弗雷泽政府执政时期, 苏联因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存在和对阿富汗的侵略, 一度被澳大利亚视为最新的“近北”。

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认为:“地缘政治理论的一个中心问题是,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环境因素, 以适应人类的需要。”(116)  而澳大利亚历史上地缘政治观的演变却反映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适应与其相邻的亚洲环境, 显现了较大的被动性。这一特殊情况说明地理与政治、历史因素是交互影响的。作为历史上英国的殖民地, 澳大利亚经常用英国和西方传统的眼光去观察他们所处的地区环境。当澳大利亚设想他们面临一个产生于本地区地缘政治的威胁, 不管这种威胁是来自19世纪的德国、法国, 还是20世纪的日本、中国或印度尼西亚时, 他们都自动地寻求说英语的强国来保护自己, 他们相信“文化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共同扩展的”。所以, 在20世纪前半期, 日本的威胁通常被冠以一个种族名词——“黄祸”。同样, 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又被改用的政治名词来解释, 即所谓的“红祸”……他们总是以自己狭隘的恐共、排亚的地缘政治观“去适应全球的力量平衡,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澳大利亚对亚洲的关注、恐惧和忧虑”。(117)

澳大利亚这种被动适应的地缘政治观对其战后亚洲外交战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战后至1949年, 由于澳大利亚国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疑惧, 即威胁澳大利亚安全的因素最有可能起源于亚洲”(118) , 所以对亚洲国家持高度防范的立场, 企图通过与英美国家联盟的形式来保障区域安全, 建立了消极的地区防御战略。50年代随着亚洲冷战格局的形成, 澳大利亚担心共产主义运动在亚洲的发展对本国构成威胁, 转而确立前沿防御战略。加入了美国提出的“日本—琉球—福摩萨 (中国台湾地区) —菲律宾—澳大利亚近海岛屿链”计划, 并希望把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线向东南亚推进, 以便把战争尽可能远地推离澳大利亚国土, 使澳大利亚国防有纵深的空间, 以及协助建立邻国的安全环境。这一战略严重影响了战后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 也迟滞了澳大利亚推行独立外交的进程。澳大利亚因地缘政治观的偏差所导致的亚洲战略的失误, 直至70年代初才得到调整。随着国际大环境的改变, 美国在亚洲进行战略收缩。东南亚军事对抗的紧张态势逐渐缓和, 惠特拉姆抓住机遇, 调整以冷战思维为指导的地缘政治观, 确立了“澳洲至少在10年内不会面临严重威胁的观点”(119) , 改善对华关系, 陆续从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 结束了将东南亚作为澳大利亚前沿防御阵地的历史, 并开始推行积极的以区域和平为中心的亚太合作战略。其后任总理从弗雷泽、霍克到基廷, 均不断推进面向亚洲的历史进程, 对亚洲各国开展主动外交, 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推动了澳亚关系的发展, 同时对亚洲的地缘政治也有了新的认识。基廷总理曾在《亚洲周刊》上撰文写道:“澳大利亚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在政治、经济、战略利益方面与我们周围的这块领域结合得如此一致……尤其重要的是在亚洲我们找到这么一块地方, 就像找寻到我们自身。亚洲不再是‘远东’了, 而是‘近东’。”(120)  这个近东也不再是长期被视为威胁所在的祸源地区, 而是与澳大利亚未来与前途息息相关的“命运之地”。

三、 视角之三:亚洲移民问题与澳亚关系起源

真正意义上的澳亚接触, 一般认为开始于19世纪中叶以华人为主的亚洲人移民澳洲的淘金热时期。早期亚洲移民入澳是一种东方文化的迁移传播, 并产生了东西方价值观的碰撞、交汇与融和。早期澳大利亚人主要是通过移民来认识亚洲的, 因而移民对澳大利亚人亚洲观的形成和早期澳亚关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澳大利亚地旷人稀, 资源丰富, 人力的匮乏一直制约、影响着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因此, 无论在澳洲历史上, 还是战后至今, 移民政策一直是澳大利亚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由于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方面的原因, 在100多年来澳大利亚对亚洲移民政策问题上, 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 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澳政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肇始于淘金时代的历史怪圈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形成了澳亚关系史上的灰色一页。

所谓“白澳”是指“通过禁止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移居澳州, 驱逐喀纳喀 (波利尼西亚语, 意为“男人”) 劳工出境以及歧视居住在澳洲的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等办法, 维持欧洲人在澳洲社会中的绝对优势”(121) 。

澳大利亚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斯提出:“在澳大利亚, 对华人的态度与整个外交事务, 尤其是与亚洲的事务紧密相连。”(122) 1842年,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 被迫开放东南沿海的5个通商口岸, 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苦力贸易商人开始将大量华工输入美国、澳洲、拉丁美洲等地区, 华工开始大批进入澳洲。华人等亚洲移民大量入澳, 引起了澳洲白人移民和欧洲矿业界的惊恐、怀疑和误解。白人和华人之间的差异和摩擦日益增加, 酿成了白人用暴力驱赶华人的悲剧。

 澳洲白人对亚洲移民的排斥除经济利益冲突外, “有时是基于生物上的根据, 有时则基于文化的根据”。澳大利亚人一般认为, “亚洲的宗教较基督教低下”, “中国人是没有宗教观点的异教徒”, 大量亚洲移民入澳会破坏澳洲社会的宗教基础, 而宗教又被视为构成社会道德观念的基础, 一旦以基督教为主体的澳洲宗教受到亚洲东方宗教的“威胁”, 由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种族排斥和种族歧视便会强烈表现出来。澳洲白人还担心, 亚洲有色人种入境将威胁欧洲文明和英式政治机构, 并会带来因异族通婚引起的各种弊端。他们偏执于种族混血是一种恶行的认识, 确信许多亚洲人虽移入澳洲, 但他们并不信仰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传统。另外, 亚洲移民教育程度低, 卫生习惯差, “在19世纪人们普遍将疾病的流行归结于亚洲移民。中国移民则被认为造成了麻风、天花等疾病的流行”(123) 。此外, 华人不通英语, 与白人老死不相往来, 且大多数是年轻力壮的单身汉, 常年过着“禁欲主义者”的生活, 不被西方人所了解, 被误认为是白人妇女的威胁, 加上少数人有偷渡逃税的行为, 一些人染上了吸食鸦片和赌博的陋习, 特别是脑后辫子成了欧洲人讥笑的对象, 加深了他们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www.xing528.com)

从1854年至1861年, 澳大利亚多次发生排华风潮, 其间,在1855年维州政府通过了澳洲历史上第一部移民限制法令, 规定来澳船上每10吨位限载华人一人;每一入境华人须交人头税10镑。1876年, 昆士兰殖民政府又颁布了种族歧视特征更为明显的金矿区管理条例, 它所限制的移民范围又从华人扩大到亚洲和非洲所有的有色人种。

19世纪80年代, 澳大利亚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随着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确立, 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 兴起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联邦运动。“白澳政策”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即为联邦运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到19世纪末, 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一致赞成进一步强化种族歧视政策。排斥亚洲移民问题日益突出, 而华人首当其冲。澳大利亚各州的华人纷纷要求母国清政府设领护侨, 清政府遂于1887年6月派总兵王荣和、候补知府余镌以访查华民商务侨情的名义抵达澳洲, 这是当时亚洲大国中国的政府官员首次到达澳洲, 它在中澳关系史和澳亚关系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回国后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报告了考察情况, 提出了“在雪梨大埠设总领事”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后拖至1909年清政府终在墨尔本派驻总领事, 中澳两国有了领事外交关系。(124)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 联邦议会通过了《移民限制条例》, 其中规定:“凡入澳移民必须参加语言测验, 听写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50个单词, 不及格者不得入境。”(125)  新移民限制条例的实施, 使亚洲移民的生活与澳洲社会隔离开来, 使澳亚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误解、歧视和隔阂状态, 这一历史怪圈一直延续到二次大战之后。据统计, 从1901年至1947年, 旅居澳洲的亚洲移民日趋减少, 从47014人减少到13000人,(126) ,而其中大多数是华人, 从1901年至1947年在澳华人则从29627人减至9144人, 不到50年间, 竟减少了近70%。(127) 二战前, 在澳的日本人和印度人也仅分别为2700人和2000人左右。(128)

亚洲移民为澳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为东方文化的传播, 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与社会原因, 澳大利亚社会以狭隘、偏执的种族主义观点对待亚洲移民, 认识亚洲社会, 形成了扭曲的亚洲观, 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影响了澳大利亚政府的亚洲政策的制定和澳亚关系的正常发展。战后全人类经济文化交往的发展, 一体化的推进, 不断撞击着种族主义筑成的“白澳”屏障。1973年, 澳大利亚政府在历史潮流推动下, 废除“白澳政策”, 对亚洲敞开移民大门, 并正式提出多元文化政策, 致力于建设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 以“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去对待亚洲和亚洲移民, 澳亚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目前,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口达到200多万(其中华人120万),约占总人口的10%以上。他们为推动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多元文化繁荣及澳亚关系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罗尔斯在其专著《中澳百年关系史》中的一段评论, 真实地反映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亚洲移民的新认识与新态度。他说:“我们需要增加中国和其他亚洲移民, 他们没有耗竭我们的资源, 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商业使澳大利亚受益。澳大利亚在下一个世纪将很少有机遇, 除非我们总人口中至少有30%的中国和亚洲移民。到那时, 我们将会接受这种情况, 并因此获得繁荣。我们的新民族将创造我们的未来。”(129)

四、　 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

亚洲观及其影响因素评析

　　(一) 澳大利亚亚洲观在当代的变化

当代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演变有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历史联系,但又不断随时代与亚太形势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中国和平崛起和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

1. 澳大利亚亚洲观的核心与深层次部分——文化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澳大利亚于1966年10月参与签署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1973年废止“白澳政策”、1975年通过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个反种族歧视法并建立相应机构;推行多元文化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推广学习亚洲语言等,种族歧视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以亚洲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已成为推动澳洲经济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一些澳洲人历史传承的骨子里的种族偏见和种族歧视并未清除,经常沉渣泛起。90年代初,波林·汉森为代表的单一民族党的崛起就是一例。她强调指出:“亚洲带来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亚洲移民已经在‘入侵’澳大利亚”。(130) 这种恐慌不仅是国家政治的重要议题,关于澳大利亚“无力抵抗”的讨论还影响了学术界和评论界。亚洲移民和中国移民还经常遭遇到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还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出发,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

2. 地缘政治观因世界格局和亚太形势变化也在不断调整

从基廷“面向亚洲”“融入亚洲”到霍华德的“均衡外交”,从陆克文、吉拉德两届工党政府的“中国威胁”论到追随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和特朗普执政、中美贸易战以来的“选边站队”,因其对亚洲的变化无所适从,所以地缘政治观是分裂的和矛盾的。迈克尔·韦斯利认为:“这个‘新兴的神奇大陆’超越了我们在过去处理周边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规范、预期和历史模式,因而‘无史为鉴’,充满了挑战”。(131) 2011年9月,时任总理吉拉德在发布《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时提到了“全新的中国、全新的印度和日渐自信的亚太地区”,并两次强调:“这样的亚洲是我们从未看到过的”。而中国问题是首当其冲,最为重要的。日本、印尼、印度、韩国则被视为重要盟友或伙伴或邻国,西亚的伊斯兰国家又是其警惕和防范的恐怖势力来源,南太平洋岛国则是其要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容他国插手。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和平崛起心存疑虑,配合美国“重返亚洲”,“选边站队”,其诸多事实不胜枚举。澳洲学者大卫·沃克教授指出:“由于亚洲在历史上总是被描写为一种终极威胁,澳大利亚人很难冷静看待亚洲崛起”,因而,对这种历史惯例的重新认识应该不断加强。(132)

　　3. 移民与华侨华人问题仍在影响澳中、澳亚关系

不断增加的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在不断融入澳洲主流社会之中。目前澳大利亚亚洲移民人口为200多万,占总人口的10%以上,要倒退是不可能的了。2016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洲新移民数量首次超过英国、新西兰和欧洲大陆。中国移民数量从2011年的1.5%上升至目前的2.2%。华人参政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一度达到高潮。澳大利亚执政党和在野党,不管是工党还是自由党(联盟党)执政,都要为移民问题争论。尽管他们承认中国和亚洲移民为澳大利亚历史与社会发展和移民文化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又在拿华侨华人问题和留学生问题做文章,所以移民问题也一直在影响澳中关系和澳亚关系。

　　(二) 澳大利亚当代亚洲观的影响因素

关于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如果从时代视角考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现实经济利益与政治因素的两难选择

现实经济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是影响澳亚洲观与亚洲政策的最主要因素。澳大利亚政府一直强调经济贸易是澳中澳亚关系的基础,虽在两者的选择中一直处于两难境地,而最终要在不影响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和发展其与亚洲的经贸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迅速增长为澳大利亚与该地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90年代和新千年以来,东亚经济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左右,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一倍多。澳大利亚最大的10个出口市场有7个在东亚,它最大的10个进口地有5个在东亚,它最大的10个旅游来源国有6个在东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亚洲经济的繁荣是促使澳大利亚在经济上融入亚洲的推动力。它不能不正视东亚的经济发展,不得不重新审视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市场潜力和贸易前景。不管是从其长远利益考虑,还是为解决当前国内的经济难题,澳大利亚都需要与东亚国家全面接触、密切交往。现实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未来发展走向至今无法预测;澳大利亚一方面应继续积极同中国打交道,但同时又必须谨防中国单独主导亚洲事务。大卫·沃克教授指出:“对亚洲的戒备总伴随着对其潜在利益的向往。亚洲庞大的人口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新的市场”。(133) 在这种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两难选择中,澳大利亚一直在摇摆,尽管某些情况下它会为安全和利益暂时放弃经济利益,但经济因素往往最终要置于重要地位。

2. 地缘安全因素的忧虑与误判

奥巴马卸任时,“亚太再平衡战略”已趋于失败。澳大利亚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国家对美国的领导力越来越缺乏信心。他们认为,在短时期内(10年或20年),美国不可能在亚洲继续扮演重要的战略角色,中国将会崛起成为亚洲首要强国。从此地缘安全观出发,其亚洲政策的调整目的在于如何应对“在一个缺乏美国强有力存在的亚洲生存”。同时,他们仍认为,美国还在某种程度上维系在亚洲首要强国的地位,并确定该地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134) 出于对地缘安全问题的误判和中国崛起的疑虑,其亚洲政策显现了诸多矛盾和费解色彩。澳国立大学教授艾伦·金杰尔将这种心理称之为“对遭到离弃的恐惧”,“这种心理自二战结束以来(其实可能更早)一直影响着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制定”。(135)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驻军问题受到严重挑战,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下降。澳大利亚将应对中国崛起作为首要任务和挑战。中国乃至整个亚太格局的变化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国际环境,澳大利亚需对此做出反应,并及时调整政策。2003年新白皮书改变以往将与美国、日本、中国、印尼关系列为同等重要的做法,将美澳关系视为澳对外政策中唯一最重要的,而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则是“相当重视、优先考虑”。陆克文政府也承认美澳同盟对澳大利亚安全利益和亚洲未来权力平衡的重要性。

没有亚洲,澳大利亚损失的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但如果失去美国,澳大利亚不仅无力应付地区冲突,甚至连最为基本的国家安全都难以保证。 “9·11”事件后,澳大利亚单方面启动《澳新美安全条约》,先后参加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在2003年11月正式决定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为配合奥巴马开启的“重返亚洲”战略。澳大利亚接受美国在澳北部达尔文驻军,自2012年澳美两国签署协议以来,今年是第一次达到预定的2500人。

3. 国家定位的困惑与摇摆

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是澳大利亚在历史和地理的矛盾中寻求归属感的问题。关于澳大利亚的身份问题,澳洲学者迈克尔·麦金利教授认为:“澳大利亚仍在其国家身份问题上纠缠不清;澳大利亚对自身的定位有很多想法,但是大部分都不合适。这个国家的民族多样性越来越明显,但并没有呈现出文化上的多样性”。(136) 关于澳大利亚对自己在亚洲的位置,一直难于确定。基廷的“融入”说和霍华德的“接纳”说,不是被认为放置得太“里面”,就是被认为太“外面”。(137)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积极性在减弱,而在其政界和学界,“印太”战略成为新战略增长点,它不再刻意追求获得亚洲国家身份,而是声称澳大利亚的命运已经与亚洲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澳大利亚可以在不获得亚洲国家身份的前提下融入亚洲,融入亚洲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西方文明属性来获得亚洲国家身份。

 如果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亚洲政策的基调定位为“面向”和“融入”,那么21世纪的基调则为“摇摆”和“选择”。虽然在政策声明层面上,澳大利亚仍然将融入亚洲作为主要目标,但在实践中,不论是融入亚洲的目的还是手段都比过去更具有选择性。由于文化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差异,使澳大利亚成了一个有着西方传统但尚未完全定位的国家,而寻求这种定位正是影响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结　语

澳大利亚当代矛盾与分裂的亚洲观和亚洲政策体现的正是一个区域性大国(或中等强国)对自身战略环境的认知和判断。我们不能只看到其矛盾和分裂的一面,也应看到其统一和符合自身利益的一面。在经济与政治和安全利益之间、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在亚洲和欧美之间摇摆,不断保持动态的平衡,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澳大利亚亚洲观影响下的亚洲政策的基本特点。就目前来说,亚澳关系和中澳关系主流仍然是稳定的,共处于亚太命运共同体中的澳中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涉及国家核心安全利益的冲突,而且澳大利亚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需求也决定了中澳之间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所以,虽然近年来在两国交往中不断出现波折,但就长远和主流来看,对未来中澳关系的发展仍可以在谨慎基础上持一定的乐观态度。我们期待今年(2019年)5月中旬上台执政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会有所作为。

作者简介: 张秋生,江苏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