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对战后日本社会党转型的影响及失败

王新生

摘要:二战后之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在工人运动急速发展的基础上,日本社会党势力得到增强,一度成为执政党。5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社会结构与民众意识发生较大变化,江田三郎提出在现有体制内进行变革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造论”,继而打出将社会主义形象化的“江田构想”。由于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总评”工会及党内主流派的反对,该设想没有成为社会党的具体政策,导致该党从“阶级性政党”向“市民性政党”转型的失败。

关键词:江田三郎　日本社会党　结构改造论　江田构想

二战后在原子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基础上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社会结构出现较大变化,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分为有产者与无产者两大阶级对立的“哑铃形社会”逐渐转变成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橄榄形社会”。具有“第二国际”传承的西欧诸国社会民主党由于提倡“第三条道路”,因而成为执政党,福利国家也由此形成。实际上,在战后日本也有类似的动向,社会党领导人江田三郎提出了“结构改造论”,却受到社会党内部和主要支持团体“总评”工会的强烈反对与批判,成为该党最终走向衰落的远因。本文主要探讨“结构改造论”的提出及其挫折的背景。

一、 战后初期社会党迅速发展

在战争结束不久的1945年11月2日,战前几个政见截然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建立“大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号下,仓促联合起来成立了社会党,其中包括右翼系统的社会民主党(西尾末广、片山哲等)、中间系统的日本劳农党(浅沼稻次郎、河野实等)和左翼系统的日本无产党(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当时建党纲领只有笼统的三句话,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确立民主主义体制、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对外奉行和平政策。该纲领不仅没有充分阐述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也未解决各派之间的矛盾,更因建党初期右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斗争策略上常常偏向保守系政党,反对同属革新阵营的日本共产党,这就为后来的数度分裂埋下了伏笔。即使在一般政策上,尽管提出了包括政治上实现“宪法民主主义”、外交上“履行波茨坦宣言”、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71项建议,但还是比占领军的改革方案落后。甚至在党的名称上也存在争论,结果日文为“日本社会党”,英文为“日本社会民主党”。(9)  成立时拥有国会议员15名,未能选出委员长,片山哲任书记长。由于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因而被看作革新政党。

联合国军占领时期,社会党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下的工人运动高涨。由于长期战争以及美军的轰炸,1945年的日本经济处在崩溃边缘。根据经济安定总部编写的《太平洋战争损失报告书》所列调查资料,按照战争结束当年的价格计算,日本资产损失总额达1057亿日元,包括军人、平民在内的战争伤亡人员高达875万,全国大多数城市变成一片废墟,接近半数的工业生产设备被破坏。1945年8月时,工矿业生产指数剧减为战前(1935年至1937年平均水平为100)的8.7%;1945年的农业生产指数与战前(1933年至1935年平均水平为100)相比,下降到58%。(10)  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结束,大约有600万的军人及其家属或其他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返回国内,不仅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而且包括海外归来者在内的求职人数上升到1300多万。

一方面,对外贸易断绝,生产陷于停顿,失业人员激增,物价急剧上升,绝大多数国民完全处在饥饿状态,因而对保守政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普通国民不仅要求解决粮食问题,而且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例如在1946年5月1日,只是东京就有50万市民参加集会活动,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动保守政权,立即建立以社会党为首的民主人民政府”的政治决议。在5月19日举行的25万市民参加的粮食大游行中,示威群众包围了首相官邸,提出了“打倒反动内阁”“建立民主人民政府”和“立即解决粮食问题”的强烈要求。

另一方面,占领军当局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工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根据厚生省的调查,到1945年12月底,全日本共有509个工会组织,约有38万会员。到1946年12月底,工会组织增加到17266个,共拥有会员493万,组织率达到39.5%。(11)  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即社会党影响下的日本工会总同盟(简称“总同盟”,拥有86万会员)以及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日本行业工会会议(简称“产别会议”,拥有163万会员)。组织起来的工人,为保障就业、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不断地展开斗争。

二战后日本最早的工人斗争是1945年10月18日煤矿工人罢工,随后罢工浪潮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仅1945年12月以罢工为主要手段的工人斗争就有141次,参加的人数接近11万人。这些斗争主要是要求提高工资和反对解雇工人等经济斗争,也有像读卖新闻社的工人那样争取生产管理权的政治斗争。(12)  

为对付日益壮大的工会组织以及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1946年5月第一届吉田茂内阁成立后立即发表了“关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声明,指责工人运动“危害社会秩序”,并派警察镇压“管理生产”的工人,利用“企业整顿”的名义解雇大批劳动者,结果进一步刺激了工人运动的高涨。从1946年8月开始,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的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0月份,民间企业工人的要求得到实现,但政府部门职员与工人的工资却没有变化,只有民间企业工人工资的一半。为争取同样的待遇,同年11月政府部门的五大工会组织联合组成全国性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简称“联合斗争委员会”),提出了确定最低工资制、取消劳动所得税以及缔结集体劳动合同等要求。12月17日,“联合斗争委员会”在东京召开5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提出打倒拒绝工人要求的“吉田亡国政府”“建立新民主政府”的口号。1947年1月,参加斗争的工会急剧增加到30多个,拥有工会会员达650万。由于吉田茂政权没有满足工会提出的要求,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联合斗争委员会”决定在2月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

对于联合斗争委员会的决定,社会党并非十分支持。尽管该党左派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工人群众的斗争,但在右派的控制下,社会党主要倾向于有条件地与执政党合作。所以当日本共产党呼吁各界工会联合斗争时,社会党反应冷淡,不料此举却为社会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1947年“二一大罢工”在占领军当局的干预下未能实现,工人群众对日本共产党感到失望,纷纷转而支持社会党,使社会党在1947年4月举行的大选和参议院议员选举中均成为两院的第一大党。

尽管社会党赢得了1947年的众参两院选举的胜利,但在两院的议席拥有率却不高,分别只有30.9%和18.8%,必须联合其他党派才能组织政府。结果组成了社会、民主、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政权,由社会党委员长片山哲担任首相,民主党总裁芦田均担任外务大臣,国民协同党书记长三木武夫担任邮递大臣。社会党为联合两个保守政党,不仅在政策协议中删去了该党一贯主张的“重要产业国有化”条款,而且向民主党做出三项保证,即坚持反对极左和极右的立场、不泄露国家机密、不采取一切引起社会不安的行动等。

在具体政策方面,片山内阁继续执行集中资源发展基础产业的“倾斜生产方式”,通过实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来恢复生产。同时为解决政府财政问题,采取了提高间接税和降低工资的做法,结果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上升,普通国民生活更加困难。因而从1947年夏天起,民间企业的工人也开始要求提高工资,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务员、国营企业工人的斗争再次掀起高潮。人民群众对片山政权的不满促使社会党左派采取行动,在1948年2月,同其他反对党一道否决了内阁提出的追加政府预算案,片山首相被迫辞职。以社会党为首的政权仅维持了8个月左右。

接下来的芦田均内阁仍然维持民主、社会、国民协同三党联合政权的框架,但该届内阁比片山内阁更为短命。一方面,芦田内阁仍然继续实施刺激通货膨胀的“倾斜生产方式”,并减少了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原材料供应,同时又提高了间接税、铁路运费和邮政费。虽然此时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已经超过了消费资料的生产,但政府实施的标准工资依然没有反映通货膨胀的实际发展状况,因而受到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罢工斗争时有发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党书记长西尾末广入阁担任副首相不久,就因大选时暗中接受建筑业界50万日元政治捐款而遭到在野党追究,并因“昭和电工案”的牵连而遭到逮捕,即昭和电气工业公司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而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巨额非法贷款的案件。其行为不仅直接导致了芦田内阁的倒台,而且进一步损害了社会党的形象,大批原有的支持者脱离该党。正因如此,在1949年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的得票率从上一届大选的26.3%猛跌到13.5%,议席数也从上一次大选时的143席锐减到48席,(13)  而且该党的主要领导人片山哲、西尾末广、加藤勘十、野沟胜等均落选。

1949年1月的大选失败后,社会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激烈,甚至在1950年初分别召开了社会党的第五次大会。三个月后两派统一起来,但相互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1951年10月因《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正式分裂成以书记长浅沼稻次郎为首的右派社会党和以铃木茂三郎为首的左派社会党。即使如此,左右两派社会党在议会中的势力在50年代上半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1955年2月大选后,左右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共有156个,比1947年执政时还多12个席位。两派社会党力量的增长主要出自多方面的原因,即日本人民反对美军基地与政府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斗争持续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低落、保守政党之间再次分化组合以及自由党内部的分裂。

1955年两派又统一起来,并在1958年举行的大选中获得166个众议院席位,为社会党战后历史上的最好成绩。但由于离选举前社会党第14次大会决定的“获得过半数议席”“建立社会党政权”的目标相差甚远,因而引起该党内部极左派的强烈不满与批评。他们指责党的纲领暧昧、党领导的主体性不强、对抗现体制的意识不明确是导致此次选举失败的主要原因。而西尾末广代表的极右派则认为社会党被“总评”工会独家控制,失去了国民政党的性质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正在兴起之际,西尾又公开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虽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利于我国安全”的谈话,结果受到党内谴责处分。于是西尾率其支持者退出社会党,在1960年2月14日成立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党”),当时拥有41名众议院议员和18名参议院议员。

右派社会党人退党后,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党的纯洁性,使该党更为积极地领导了1960年上半年的反对“新日美安保条约”斗争。尽管这一斗争未能阻止新条约的生效,但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声望继续呈上升状态。在1960年11月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增加了23个议席,在众议院的席位达到145个,而民社党却从众议院解散前的40席下降到17席。

二、 社会变迁与“江田构想”

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结构以及国民意识已经逐渐发生变化。从1954年底开始的经济景气一直持续到1957年5月,长达31个月,新闻界以日本历史上传说的第一代天皇加以命名,称之为“神武景气”。在其基础上,日本国民的消费热潮升温,以洗衣机、电冰箱和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为代表的家用电器迅速普及。

消费热潮乃至“消费革命”的出现,原因包括:第一,城市居民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其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也因农业丰收和米价稳定而收入迅速增加;第二,因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家用电器价格不断下降,例如电视机从1953年每台18万日元下降到1959年的6万日元;第三,流通领域不断完善,例如连锁商店的建立、售后服务体制、分期付款制度等,著名的大型连锁商店“大荣”在1957年建立第一家店铺;第四,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增强了国民的未来期待心理及其消费意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成为社会行为的主流,甚至在商品开发方面也适应了快速生活的需要,例如1958年“日清食品”发明的方便面立刻成为深受欢迎的食品;第五,媒体的大力推动,即铺天盖地的广告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行动。1959年,皇太子明仁结婚,厂家和商家及时推出“通过电视观看结婚仪式”的广告,结果在明仁结婚前的一周,与官方电视台NHK签订收看合同的客户超过200万,一年间增加了一倍。(14)

因此,尽管1958年初的经济白皮书估计日本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时期,但从1958年6月开始,日本却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年增长率在10%以上。新闻界以日本神话中太阳神躲避的地方命名这次高速增长,称之为“岩户景气”。虽然“消费革命”一词最初出现在1960年的经济白皮书中,但50年代后半期,“消费革命”仍然是“岩户景气”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民众家庭不仅继续朝着普及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三件神器”的目标大步前进,而且娱乐性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10%以上。从1957年到1960年,洗衣机的普及率从20.0%上升为45.4%,电冰箱的普及率从2.8%上升到15.7%,黑白电视机的普及率从7.8%上升到54.5%。1960年,新中间阶层在全体就业者中的比例,全日本为15.5%,东京为25.4%。(15)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量农村人员进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2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42%骤然增长至1960年的72%。(16)  与此同时,反“安保斗争”结束后,国民意识迅速从政治转向经济。“6月26日的《每日新闻》这样写道:1960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率创战后最高纪录,几乎达到完全就业的状态。《周刊文春》6月27日号的专刊号标题是‘游行结束去就业’。当时的新闻记者辰浓和男这样写道:从政治的季节到经济的季节,从煤炭到石油,社会也在逐渐变化”。(17)  同年成立的池田勇人内阁随即将自民党政权的政策重点放在经济增长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社会党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新动向,即江田三郎提出的“结构改造论”以及“江田构想”。

江田三郎,1907年生于冈山县的手工业家庭,年轻时热心马克思主义学说,1929年进入东京商科大学,1930年夏天因病回家修养时应邀参加农民运动,并在1931年退学加入全国大众党。多次被捕并被判刑,其后出狱,1943年到中国,在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工务总署任水利治理监督,其间,甚至接触过八路军。1946年4月回国后担任冈山县“日农”书记,同时加入社会党,积极参与农民运动。1950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1年社会党分裂后担任左派社会党的总务部长,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对抗右派社会党,同时扩大左派社会党在国民中的影响,江田三郎不顾党内外的强烈反对,甚至放弃选区的活动,全力以赴地在1952年4月1日创刊日报《社会时报》。其后为“五一节流血事件”以及“反对破坏活动防止法运动”发行的专号均达到30万份,但很快就因资金困难陷入经营危机,创刊两年半后被迫停刊。

1955年左右社会党统一后,江田三郎当选中央统制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并陆续担任农民部长、组织委员长、组织局长等职务。为适应“反对美军基地斗争”“反对勤务评定斗争”“反对警察职权法斗争”等群众运动,同时迅速扩大社会党的成员规模,在组织委员长任内,江田三郎成功地提出社会党机构改革方案并在16届党大会上得到通过,其主要内容包括《社会新报》独立核算制、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职位选举、确立组织干部制度、废除国会议员自动成为党代表制度等。

1960年3月,为推动“反对安保斗争”的发展,社会党召开第17届临时大会,江田三郎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同年6月15日,学生组织“全学联”的游行队伍包围国会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死亡,在现场指挥斗争的江田三郎浑身是水,声音嘶哑。(www.xing528.com)

作为社会党的运动方针,江田三郎在1960年10月11日向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题为《为取得大选胜利和党的发展》文件,首次提出“结构改造论”。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生活的提高(消灭贫困和失业,打破双重结构)”,“反对垄断(限制垄断的权力及其活动)”以及“贸易结构的变革(中立)”,实现“国民各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即“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框架内能够实现的变革”。(18)  实际上,“结构改造论”最早由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1955年该理论由日本共产党的佐藤升等人介绍到日本,社会党内以江田三郎为中心的少数人接受了其学说。

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其运动方针的第二天,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青年刺杀身亡。1960年10月13日,社会党召开第19届临时大会,决定江田代理委员长职务。在其后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池田勇人、社会党代理委员长江田三郎、民社党委员长西尾末广等三位党首参加的电视讨论会上,江田柔软语调娓娓叙说,加上满头白发的潇洒,其风姿征服了许多观众,因而在同年11月20日举行的大选中,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从122个增加到144个。

江田三郎在1961年1月号的《月刊社会党》上发表《今年我们的课题》一文,在批判自民党政策的同时,对“结构改造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以前社会党的政策是将重点放在取得政权后的做法上,却没有明确取得政权之前的过程。结果导致了主张以战争以及恐慌为客观条件才可能发生革命的所谓‘贫困革命论’,以及主张通过改良完成革命的所谓‘渐进革命论’的产生,结构改革路线就是要明确取得政权之前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停留在反对垄断资本推出的政策上,而是积极限制权力支配,进行要求转变政策的斗争。”(19)  

这种和平过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关注,《世界》《中央公论》《朝日周刊》《经济学人》等主流杂志几乎每期均刊登“结构改造论”的文章,报纸也给予大篇幅的报道。社会党内部围绕“结构改造论”的讨论也刊登在社会党机关杂志《月刊社会党》与机关报《社会新报》上,《月刊社会党》的发行量从4000份上升到1万份,《社会新报》的发行量增长也很快。(20)

1961年3月,江田三郎在社会党第20届大会上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为书记长,“结构改造论”也成为舆论的焦点,但这一观点遭到党内主流派的批判,“社会主义协会”代表向坂逸郎撰文批判其具有改良主义的危险,(21)  社会党主要支持团体——“总评”议长太田薰也提出七点疑问。尽管在1962年1月举行的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三郎以326票对260票的较大差距击败竞争者佐佐木更三,第三次当选为书记长,但大会决定“结构改造论是日本实现和平过渡的多样化战术之一,不会作为战略路线立即成为党的基本方针”。(22) 同时新设社会主义理论委员会,讨论、制定社会党的新路线。其状况显示了社会党内部的激烈对立,史称“结构改革论争”。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社会党再次分为两派,一派肯定社会现状,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寻求社会党的位置,另一派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始终对现有政治体制采取斗争的姿态。(23)

1962年6月,江田三郎在社会党全国地方组织召集人会议上发表“江田构想”,即“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实现的主要成果有四个,即美国的高平均生活水准,苏联彻底的社会保障制度、英国的议会民主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如果将四个成果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与大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随后江田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其构想。(24)  结果引起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激烈批判,认为将苏联与美国、英国相提并论,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认可”,即使支持“结构改造论”的人也未能理解江田的思路。因此,在1962年11月召开的第22届社会党大会上,以232票对211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批判“江田构想”的决议案——《关于强化党领导体制的决议》,江田愤而辞去书记长的职务。

社会党甚至在1966年第27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题为《走向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将社会党规定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性群众政党,并强调指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战后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开始激化,出现了“繁荣中的贫困”现象;福利国家“不过是一种延缓资本主义寿命的政策”,“社会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初期,“必须实行某种形式的阶级统治”等。这份纲领性文件以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显示出社会党在60年代的革命性和激进性。

尽管江田三郎在1968年再次担任书记长,但在党内的影响力急剧下降。进入70年代以后江田三郎继续坚持“结构改造论”,并提出联合其他在野党的新“江田构想”,(25)  推动社会、公明、民社三党联合,但遭到党内的冷遇和嘲讽,甚至在党的大会上受到集体攻击。失望之极的江田被迫在1977年3月脱离社会党,准备参加当年举行的参议院议员选举,并组织了“社会市民联合”政治团体,但在同年5月不幸去世。其子江田五月继承其遗志,在1978年3月组成追求“自由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民主联合”,其成员有后来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的厚生大臣、民主党党首菅直人等。

实际上,当时也有欣赏“江田构想”的政治家,甚至包括自民党的田中角荣。1968年12月任自民党干事长的田中角荣这样评价道:“自民党不可能永远执掌政权,在社会党中最可怕的是江田三郎。如果江田担任社会党的委员长,自民党有可能输掉政权。”(26) 当时积极反对“结构改造论”的社会党成员广泽贤一也在1996年回顾说:“批判江田是错误的,如果社会党采纳‘结构改造论’,也许不会衰退。”(27)

三、 转型失败的主要原因

社会党没有接受江田三郎的“结构改造论”或“江田构想”,正因如此,也没有从阶级性政党转变为市民性政党,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组织上的局限性,即过度依赖“总评”工会。1950年 7月,在盟军总部的主导下,以退出“产别会议”的工会组织与社会党影响下的“总同盟”为中心,结成拥有 365万会员的“全国劳动组合总评议会”成立(简称“总评”)。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原“总同盟”内部的右派脱离“总评”,并在1951年 6月重建“总同盟”。结果使“总评”立场发生转变,支持社会党的和平三原则(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化和重新武装),两者迅速接近。

“总评”的下属工会组织大多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公务员、国营以及公营企业的工人组成,例如日本地方政府职员工会(简称“自治劳”)、日本教职员工会(简称“日教组”)、全国电信电话工会(简称“全电通”)、日本国营铁路工会(简称“国劳”)、日本邮政工会(简称“全递”)等。比起民间大企业的工人来,不仅工资较低,而且其雇主是政府部门,所以难以产生民间大企业那种劳资一体的感觉,因而政治主体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较强,往往积极进行政治斗争。正因如此,在五六十年代的群众性运动中,“总评”与社会党建立了牢固的合作关系,社会党被称作“总评”的政治部。直到80年代,社会党70%的党员是工会会员,来自“总评”工会的众议员占总数的54%,参议员的比例是63%。于是,造成了社会党在党员以及各级议会候选人的补充、政治资金的募集、选举时的集票活动、大众运动时的组织者均严重依赖“总评”工会。

社会党几乎不在一般工会会员中发展党员,即使在“总评”内部,社会党也只是在主流派势力内发展党员,非主流派活动家难以入党。因此,社会党党员在工会会员中所占比例很小,即使党员人数最多的国营铁路工会,其比例也不到会员人数的2%。(28)  这种状况使“总评”在政治倾向上的任何一次左右摇摆,都直接影响到社会党内左右势力间的权力关系以及党的整个政治倾向。(29)  

由于社会党受到“总评”工会的控制,该党扩大社会基础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因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农业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工薪劳动者,参加工会的工人也从1949年的666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1247万人。但作为城市型政党,社会党并没有将城市新增加人口纳入自己的动员体系,因而在选民人数从战后初期到70年代中期增加一倍的情况下,未能扩大自己的支持者,反而在众议院的议席从1960年的144个下降到1976年的124个,议席占有率也从30.8%下降到24.3%,距成为执政党的目标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其他在野党的席位却在增加。例如民社党从17个增加到29个,日本共产党从3个增加到19个,1967年第一次参加大选的公明党就获得25个议席,到1976年更是增加到56个。(30)  

其次,“结构改造论”没有成为社会党的指导性理论而导致转型失败与党内派系、人事有关。早在战前的30年代,领导农民运动的著名人物有“东日本佐佐木更三、西日本江田三郎”,成为其后两人宿命性对立的渊源。尽管两人均为社会党内的左派,但佐佐木不甘心比自己年轻七岁的江田提前成为社会党领导人,因而比起理论方面的分歧来,个人感情更成为抗争的重要因素。其中也有两人沟通不充分的因素,江田在自己也没有深刻理解“结构改造论”的状况下突然提出该学说,结果引起佐佐木等多数派的反对。(31)

正是由于佐佐木派的干扰,尽管在第21届社会党大会上江田三郎以326票对260票的结果击败佐佐木第三次当选为书记长,但“结构改造论”基本遭到否决。在1962年11月的社会党第22届大会上,同属“结构改造派”的成田知巳当选为社会党书记长,江田也成为党的组织局长,但佐佐木逐渐掌握了党内的主导权。1965年5月,佐佐木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并在此后的两次委员长选举中击败江田。尽管1968年出现了成田知巳委员长、江田书记长的党领导机构,但此时的成田已经成为党内主流佐佐木派的成员。1970年11月,江田第三次竞选委员长职务败北,此后在党内失去影响力。

一方面,实际上,“结构改造论”本身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甚至与社会党理论委员会起草的《走向日本社会主义道路》也有共同性和连续性,江田三郎也认为这份文件实际上是吸收了“结构改造论”的基本精神。另外,至少到60年代末,江田仍然承认无产阶级独裁,没有脱离社会党左派所主张的和平革命路线。(32)  

另一方面,无论在成员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江田派均没有改变社会党意识形态的实力。目前,日本学界的基本共识是“结构改造论”不仅来自国外,日本国内也有不少的知识人在探讨该理论,但整个日本也只有数百人,很难说形成了“结构改革派”。(33)  正如曾任社会党书记、江田三郎的核心智囊加藤宣幸(加藤勘十之子)回忆的那样:“从表面上看,60年代的结构改革派似乎在党内形成江田派,但没有组成议员集团,只不过以三人(包括加藤宣幸——引者)为中心,再加上几个地方活动家。因此,如果遭到日本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协会等强有力组织的集团性攻击,结构改革派就会很快崩溃。所谓的结构改革派只不过是当时知识界人士及媒体过度宣扬所致。另外,从理论上也没有在改良主义伯恩斯坦等人的学说基础上形成有力的结构改造论”。(34)

另外,20世纪70年代社会党仍然没有大幅度地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路线方针,其原因主要是革新势力继续发展。从6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大城市及周边地区交通状况的恶化、环境污染及居民中毒等严重公害问题,以及住宅拥挤不堪等状况,使国民对长期执政的保守政党自民党产生不满情绪,因而在地方自治体议会或首长的选举中,选民大多将选票投向称为“革新政党”的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因而较多的地方自治体、特别是较大城市为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所掌握,于是这些地方自治体也被称作“革新自治体”。在达到高峰的1975年统一地方选举中,包括东京、大阪、京都等巨大城市在内的200多个自治体为革新阵营掌握,所属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达43%。(35)  

但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地方自治体财政困难,自民党通过中央财政逐渐恢复在地方选举中的优势,社会党被迫大幅度地调整其路线及政策。首先在1979年8月,社会党内部的“自主管理研究会”批判前述的理论文件《日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党长期坚持“非武装中立”政策,即以非军事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往来,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同时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反对美军在日基地,主张自卫队违反宪法,应予以解散或改编为“和平国土建设队”。但在1980年1月,社会党与公明党达成两党联合政权协议,在政策大纲中表明承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自卫队等,而且在同年5月,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表示搁置“非武装中立”政策。1981年10月,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新的指导文件《80年代内外形势展望与社会党的路线》,1982年12月,社会党代表大会再次通过《创造新的社会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均表明将采取现实主义路线。

1983年9月,石桥政嗣当选为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当选为该党书记长后,提出“新社会党”的口号,进一步加快了政策转换的步伐。不仅在同年11月再次与公明党达成联合政权协议,而且随后石桥委员长发表了“自卫队违宪合法论”。即从宪法第九条来看,自卫队的存在不符合宪法精神,但有国会通过的《自卫队法》,因而符合法律规定。特别是在1986年1月,社会党大会一致通过了全面改变路线的《日本社会党新宣言》。

新宣言放弃了以往的科学社会主义,声称社会主义是以“尊重人”的人道主义为基本理念,以“人的解放”为最终目标;新宣言不再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用抽象的人道主义来说明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新宣言吸收了“结构改造论”的某些观点,也就是将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看作社会改革的过程,认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以现实为出发点的不断的行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社会改革的过程”。换句话说,随着不断的改革,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不断增长,而社会主义因素的不断增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新宣言不再提社会党是“阶级性群众政党”,而是“代表所有国民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国民政党”。新宣言认为“联合政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承担者”,“今天在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多样化的情况下,联合政权将是很平常的”,因而社会党“在政权问题上同任何政党都积极打交道”。(36)

由此可见,社会党逐渐减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新宣言尚未提及社会民主主义,但实质上试图向西欧型社会民主主义路线转变,如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的转变那样,却在时间上晚了27年。也许正因如此,社会党向“市民性政党”的转变没有成功,虽然后来又进行了种种努力。

作者简介:王新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