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认识宋代以降墓葬及地区历史变迁的讨论

大报恩寺遗址出土墓葬的年代集中分布于汉六朝、唐五代两个时期，其中汉六朝墓葬集中于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有少量南朝时期的墓葬。未发现宋代以降墓葬。现结合寺院的兴废及该地区的历史变迁，试做一些初步讨论。

大报恩寺的历史，可追溯至六朝时期的长干寺，其寺址在六朝时期属古秦淮南岸长干里的一部分。据学者研究，在孙吴建都以前，这一带位于秦淮河入江口，潮汐危害严重，长干里居民依然稀少，还没有形成像样的大型聚落^[8]。报恩寺遗址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9]，出土了建安二十四年（219）纪年的买地券，墓葬年代到了东汉末年。此外，该地区未见大量早期墓葬出土。这与当时潮汐严重，不宜人类居住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自孙吴时期开始，寺院逐步发展并兴盛起来。最初为孙吴时期比丘尼所建的小精舍，后在两晋时期逐渐兴盛，并建有阿育王塔，因地处长干里，故称“长干寺”。同时，长干里地区也是当时的人烟密集地区。孙吴定都建业后，人口大量涌入都城。长干里东南接山峦起伏的石子岗地区，有学者据文献史料记载，认为石子岗是一处以平民墓葬为主的葬地^[10]。对本次发掘的大量汉六朝墓葬，有学者这样解释：“这批墓葬主要集中于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说明长干寺附近的山体缓坡区域在六朝早期是作为葬地使用的。”^[11]

隋末，长干寺毁于战火。隋唐时期，长干寺地宫先后两次被打开，舍利等文物流散一空，长干寺逐渐破败，南唐时废为营房。大报恩寺遗址区域发掘的墓葬中，有一定数量的唐五代墓葬，可证实当时寺址破败、沦为葬地的文献记载。

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僧人可政以长干寺旧址舍利放光、数次表见感应为由，获宋真宗支持，于原址重建长干寺。天禧二年，真宗为长干寺赐额“天禧寺”。元代，天禧寺被敕封为“天禧慈恩旌忠教寺”。明初洪武年间，天禧寺得到大修，永乐六年不幸毁于人为纵火。永乐十年，该寺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为纪念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明成祖朱棣下诏于原址重建该寺，赐额“大报恩寺”，将其升为“皇家寺院”。简言之，宋代以后，长干寺虽时有兴废，但整体而言，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中。尤其到了明代，明成祖重建该寺，规模宏大，可谓江南名刹之首。本次发掘的墓葬时代下限为唐五代时期，未发现有宋代及以后的墓葬，这与该地区在宋代以后寺院大规模发展的史实相吻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南京大报恩寺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21）

（编辑：王志高）

【注释】

[1]其中三座墓资料已整理刊布，其中M1、M2为合葬墓，刊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另一座墓葬编号M6，刊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秦淮区宝塔顶10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秦淮区宝塔顶10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www.xing528.com)

[3]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秦淮区宝塔顶10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4]金属器发现数量较少，一方面由于墓葬历史上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也和南方地下水位浅，铜铁器易腐蚀有关。

[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秦淮区宝塔顶10号院战国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8]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2017，第1～27页。

[9]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龙桃杖墓》，《考古》2009年第1期。

[10]张学锋：《吴都建业的都城空间与葬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2017，第1～27页。

[11]许志强：《六朝建康长干里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6辑，2017，第76～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