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有力的保护之下，借鉴国外同行的工作经验，我们形成了保护、发掘、展示一体化的工作思路。同时也考虑到在发掘过程中开支巨大，发掘团队在各种工作方案中尽可能选择节约费用的方案。
在武警边防落实海域管控的同时，我们围绕保护、发掘、展示一体化的思路开展了讨论与研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参照英国、瑞典同行的做法，有一定强度的木质船体是可以整体打捞的，这个成功的案例是玛丽·罗斯号，而其他解体船只的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精细发掘的要求。从瓦萨号与玛丽·罗斯号的保护过程来看，对船只沉没后的埋藏环境的认识显得非常重要。而且，该阶段的保护费用开支巨大。这两点是需要重点考虑的。经各方综合考虑后，最后形成的方案是将“南海Ⅰ号”整体进行打捞搬迁，移动至一座人工兴建的博物馆中之后，边保护，边发掘，边展示。这样做，大大缩短了“南海Ⅰ号”在开放水域滞留的时间，降低和解除了被盗捞的风险。保存“南海Ⅰ号”船体及货物的专有空间场所，不仅要满足精细发掘、展示的需求，还需同时具有保护船体的功能。
2002年在对“南海Ⅰ号”进行试掘的过程中，我与张威先生就船体的保护曾经发表了《文物保护环境论纲》[1]一文，从如下几个例子中，就“南海Ⅰ号”木质船体如何在出水后的发掘过程中进行有效保护，提出了自己思路。
先看几组与水下文物发掘有关的例子。
1996年，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侧的平和堂商业大厦工地作抢救发掘，共发掘自战国至明清的古井61口，其中编号J22的井中发现了大量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和少量东汉简牍。现存深度5.6米，简牍表层距现存井口1.5米，其中有一层纯净的褐色泥土覆盖，厚20～50厘米。发掘时，可以说简牍基本是浸泡在水中的。然而，经过1000多年的时间，简牍上的墨书汉字以及竹木完好如新。笔者1998年曾经前往长沙市文物工作队访问。其间，观摩了存放简牍的仓库。盘布列于架子上，内装满了蒸馏水，简牍都被浸泡在其中，简牍与墨书相当完好。后请教相关专业人员，得知蒸馏水需要更换，保持其洁净，并在房间安装了温控计，空调是必需的，以保持较低的温度。这些条件，基本可以保证在下一步保护处理前简牍的不变形，不褪色。
图一 “南海Ⅰ号”发掘阶段首层甲板下的情况
与木质船体更为接近的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对龙舟的保存。村民以浸水埋泥的方法保存龙舟，这是因为龙舟大多以松木制作，松木的弹性和透气性好。但是，如若将其直接暴露在阳光和空气中时，木材中的水分会蒸发，从而引发龙舟变形。因此，端午扒龙舟结束后，就要将它沉到水底并涂上淤泥。龙舟浸泡在水里不仅不会损坏，反而会越来越结实。等来年端午节前，再把龙舟从河里起出来，老话说：“四月八，龙船鼓打哧。”即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前，要将龙舟从水塘底中捞上来，用草擦干净，放置在木架上阴干。赛前三四天，刷一次桐油，就可下水了。
龙舟所用木材与“南海Ⅰ号”的杉木的船板，材质十分接近，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2002年“南海Ⅰ号”水下考古试掘结束后，笔者曾经到湛江徐闻县二桥汉代遗址考察。遗址所在地位于徐闻县西南，濒临琼州海峡，看到沿途淤塞的港汊中有些废弃的木船，并有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木船浸在泥水中的部分保存得很好，但暴露在水面上的部分明显腐朽。如果说长沙吴简、广东龙舟基本是在淡水环境而被保存下来的话，二桥遗址的木船则是直接浸泡于海水中。重复出现的现象通常来说都隐藏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成为经验的科学，虽然不能完全从理论的角度解释其原理，但是可以利用和模仿的。于是整体打捞“南海Ⅰ号”沉船的思路明朗化，就是在打捞之前，将沉船所在海域的海水、生物、淤泥等情况进行系统采样与研究，利用这些研究的成果和数据，来维护“南海Ⅰ号”被整体打捞搬迁至新场所的环境，做到以人工模拟的埋藏环境来保护其木质船体，延续其800多年的环境状况。相对于长期使用化学药剂的做法，这也将节省大笔保护费用。
图二 “南海Ⅰ号”发掘阶段部分船舱清理情况(www.xing528.com)
接下来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南海Ⅰ号”整体从海床浮起，并运送至新的停泊场所。
非常巧合，此时笔者与崔勇先生几乎同时想到以田野考古套箱的方式，将沉船和淤泥装入其中，吊离海床。我们两人将这个思路与广州救捞局刘胜根先生商谈，将委托救捞局制定的最初以钢制沉箱穿底梁为主要内容的整体打捞方案，请华南理工大学的老师进行相关实验，以验证方案的可靠性。2003年之后的水下调查工作也增加了埋藏环境调查的内容，为未来停泊“南海Ⅰ号”的专门场所提供有力的基础信息支撑。为了降低整体打捞的风险，另一套备用方案为原地、分多年度发掘。后经专家反复论证，最终选用了整体打捞方案。
相关方案在制定完善的同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规划概念亦形成，即于阳江海陵岛的十里银滩，为“南海Ⅰ号”沉船建设一座专门的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内设专门场所，用于存放整体打捞的“南海Ⅰ号”，并同步进行保护、发掘、展示。
为了解决整体打捞后在室内如何发掘“南海Ⅰ号”的问题，笔者根据田野考古的经验和相关规程，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2]。
水下考古，原则上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如何看待“南海Ⅰ号”未来的发掘？笔者以为，当时的海贸船只，就是一个浮动的小社会。宋、元市舶的有关文献以及宋以后其他文献，对航行的船只都有各种描述。那么，发掘“南海Ⅰ号”的过程应当按照田野考古的复杂遗迹进行，并且贯彻聚落考古研究的观念，这是基本原则。举例来说，每个舱位都可以如同对待一座多室的大型墓葬那样，既有整体，又有组成部分，并尽可能详细记录每件文物埋藏状态的空间位置；对于易损坏的文物进行及时的现场处理和保护，以期获得更多信息。后来进行的发掘工作，基本上也是如此进行的。特别是近些年发掘所获的瓷器等文物中，不仅有类似“李保长”墨书等反映乘员等级的内容，还有些有纪年内容的珍贵文物，这对于最终确定“南海Ⅰ号”的年代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而且，由于此类文物极度稀少，如果不是整体打捞和精细发掘，几乎是不可能寻获的。
“南海Ⅰ号”从发现至今，过去了30多年。整体打捞也过了10余年，发掘工作暂告一段落，船体的保护将成为近期开始的工作重点，这也同样还在检验着当时的想法，让我们都拭目以待吧。
（编辑：黄洋）
【注释】
[1]东方言：《文物保护环境论纲》，《中国文物报》2002年6月7日。
[2]李岩：《水下考古的信息指标略说（一）》，《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水下考古的信息指标略说（二）》，《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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