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下考古：南海Ⅰ号沉船的打捞背景及重要信息

实际上，“南海Ⅰ号”发现之后，就引起了我国水下考古创始人、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的密切关注。1989年，他带队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朝日新闻等机构合作，对“南海Ⅰ号”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水下考古调查。那次探摸，被誉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之作。此后的10年之内，该沉船基本未进行水下考古活动，主要原因是其沉没水域的能见度很差，开展工作非常困难。田边昭三甚至在1989年的调查之后提出是否使用围堰的方式，将沉船水域一定范围筑起围堰，使用化学药剂改善水体能见度，或将围堰内海水排除，进行水下考古工作。这些提议之所以未被付诸实施，是因为当时对这艘沉船的保存状况不了解。同时，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刚刚组建，坦率地说，他们非常需要积累相关的工作经验。于是，就有了辽宁绥中三道岗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三道岗的工作环境相对好些，也便于积累一些水下考古的相关经验。

时间来到1999年，应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古物古迹办事处之邀，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全国各地水下力量，赴香港竹篙湾填海区域（香港迪士尼乐园）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其间，我们结识了香港的陈来发先生。水下考古队员在与陈先生的交往中，多次谈到“南海Ⅰ号”沉船。陈先生是一位潜水教练并经营一间潜水器材店，非常热心内地的文物保护事业，于是发起成立相关民间组织，并向原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捐赠100万港元，用于对“南海Ⅰ号”的水下调查工作。虽然当时我国的水下考古队伍已经具备在较为复杂环境中开展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经验，但由于“南海Ⅰ号”的基本情况，例如沉没状态和保存情况等均不甚明了。因此，2001年决定由张威先生为领队开展对沉船状况的调查工作。2001年度的调查工作主要收获是再次探摸到“南海Ⅰ号”，并对其进行了精确定位，且由崔勇先生拍摄到了“南海Ⅰ号”在水下的影像，这是第一次拍摄到“南海Ⅰ号”在水下的图像。2002年3月至7月，又对沉船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了解其沉态和保存状况。船体是否解体、完整状态如何等问题对日后的保护等工作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2002年共进行了两次水下试掘，第一次是布设探方的水下发掘，第二次则是以物探和抽泥方式进行的，两次各有明确的目的。

2002年的第一次发掘以水下布设探方的方式进行，也应了那句话，水下考古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此次探方面积仅为16平方米，位置选在了崔勇拍摄照片的位置附近，恰好在货舱的位置。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经过月余的抽泥发掘，出水各类质地文物多达6000余件，有瓷器、金属器、漆器等。瓷器少量胶结在一起，并有铁器的存在。其中瓷器种类有碗、碟、盘、壶盒等，这些瓷器与1987年出水的第一批瓷器无论是胎釉、质色以及器形都基本一致，不同的是这次出水的瓷器是经过水下考古发掘所获得，其埋藏状态明确，瓷器在船舱里成摞码放，有些瓷壶中还放满了小盒或壶的盖子。这些都有了科学的记录。除此之外，新的发现是一定数量的瓷器，特别是碗，底部有墨书，可以辨认的有李大用、林六哥等字。与大量无墨迹的瓷器比较得知，李大用、林六哥之碗应当是个人物品。

出水的金属类器物有镀金铜环、银锭，其中银锭应为货币，镀金铜环则属当时个人物品。在过滤抽出淤泥的过程中，还发现有漆器的残片，漆器在出水文物中所占比例很小，当时推断这应当也是个人用品。

非常重要的是，试掘时还出水了“南海Ⅰ号”的船板一块。洗净这块船板之后，可见有生物附着，木质板材保存相当好，具有一定的强度，推测应当是1987年英国工作船下水下抓斗时将部分船体破坏所导致。

本次水下试掘布设探方以钢管来代替田野考古使用的线绳，并固定在海床上。说到水下绘图和记录使用的工具，十分有趣。绘图笔的选择当时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经过实践比对，中华铅笔最终承担了这个重任。

2002年的第二次试掘在第一次的基础上进行，重要的目标是了解船体的沉态和尺寸。

沉态是指船只沉没后在海床停滞的状态，通俗地说，“南海Ⅰ号”沉没并触到海床表面之后的状态，是翻转、侧卧还是像在水面上航行那样的正沉态？为了更好地达到这次试掘的目的，队员们走访了1987年在水下接触过“南海Ⅰ号”的广州救捞局潜水员，从他们的回忆中得知关于沉态的一个重要细节：“南海Ⅰ号”最初发现是曾经有一高出海床两米左右的桅杆，周围挂着许多渔网。至2002年试掘时，桅杆没有了，渔网仍然很多。从桅杆的情况分析，“南海Ⅰ号”是正沉态的可能性极大，即沉船抵达海床之后，基本保持像在水面上航行那样状态。这一信息非常重要，直接涉及抽泥工作的方案与实施。由于对沉态有了初步的了解，抽泥时，即先抽开一个横向的沟，使船舷两侧暴露出来，然后沿着船舷进行抽泥工作。由于水下能见度低，测量工作使用了结绳的方式，测得抽泥处现存船体宽度约7米，船舷长20米。出于对潜水员的安全和对沉船保护的综合考虑，这次试掘并没有将沉船的底部全部抽出，船只的型深是根据浅地层上的影像估算出来的，沉船现存的高度4米左右。

抽泥还抽出了一块较大且平坦的凝结物，下面是一块巨大的平面木板，推测是船的平面甲板。取出部分凝结块分析后可以看出，该平面是二次凝结造成的，凝结块中的瓷片非常碎，而且各种不同窑口、不同器形的瓷片混杂在一起，推断这种情况应该是1987年发现“南海Ⅰ号”时，部分被抓斗抓坏的瓷器碎片重新倾倒入海后形成的二次堆积凝结而成。由于堆积的位置正好位于主甲板上，因此形成了平面凝结块。凝结块下的木板很平，用手伸到了甲板内，发现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可见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船舱。这些情况表明，1987年所下的抓斗对“南海Ⅰ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具体位置尚不清楚。

2002年的两次试掘结果可总结如下。

1.“南海Ⅰ号”船体在首层甲板之下，基本保持完整，局部受到1987年抓斗的破坏。

2.“南海Ⅰ号”保持了与航行姿态近似的沉态。

3.对船的尺寸有了基本了解。

4.船舱的试掘显示有货舱的存在，很大可能是满载了中国瓷器。这是一艘从中国出发的海贸船只，瓷器数量巨大。(www.xing528.com)

5.有一定的个人物品。那条著名的金链表明，乘员中有一些富有的人士，但首层甲板以上的上层建筑均无存，所以，较高等级人员的住所和物品散落或无法寻获。

在“南海Ⅰ号”发掘前，截至当时，国内发现或经过考古工作的沉船也已经积累一些案例，除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外，按照发现的时间顺序，还有以下几例。

1956年，山东梁山县宋金河明代沉船，船体残甚。

1960年，江苏省扬州施桥的唐宋码头遗址中发现两艘沉船。两艘沉船一大一小，大船用楠木制造，残长约18.4米，复原长度24米，中部宽约4.3米，分隔成5个大的舱位。小船是用楠木刽制的独木舟，长13.65米，年代为唐宋时期。

1972年，在广东珠海市三灶草堂湾东面海域约2米深的水下，发现了一处古代沉船，船长20多米，为晚清沉船；1976年，在珠海平沙前锋村发现三艘古代沉船，其中一艘全长20多米，柚木质外壳板外裹一层铜皮，年代为晚清。

1973年，福建省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人员在泉州后渚港的海滩上发现一艘宋元沉船。残存长度24.20米，残宽9.15米，复原长34米，宽11米左右。形态呈舷航尖梢的椭圆形，横剖面呈两侧船腹下鼓的尖底，共13个舱，保存两个用樟木做成的大型桅座。沉船中还有丰富的船货、货签和船员用品，其中还有一页纸质印刷品，为南宋沉船。

1975年，河北省磁县文化馆在本县南开河发现6艘元代沉船。其造型为典型的北方平底沙船。

1975年，山东省平度县泽河东岸的海滩空地上因洪水冲出一艘古代沉船。次年，山东省博物馆进行了发掘，为双体船，左右两侧分别是由三段粗大树干刳成的独木舟纵向连接而成的加长式独木舟。沉船所在地层里发现了10余件陶瓷器物和五铢钱，显示为隋代船只。

1978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在静海县元蒙口地下的古河道中发掘清理了一艘古代沉船，为平底船只，共存瓷器显示为宋代。

1978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嘉定县封滨杨湾5米深处的淤积层中发现一艘沉船残骸。沉船残骸为船体前部，尚残存7列隔舱板和7个舱位。米黄釉瓷碗则为宋代江西吉州窑产，推测该残骸的年代为宋代。

1978年，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人员在该市东门口宋元码头遗址发现了一艘木结构沉船的残段，形态为尖舷圆底的龙骨船。沉船内发现少量开元通宝、乾德元宝、元丰通宝等铜钱和零星的船上生活用品，为宋代沉船。

1984年，在山东省蓬莱县登州港的清淤工程中先后发现了3艘古代木质沉船。考古工作者对其中一艘进行了清理发掘，并确定为元代战舰。这艘战舰残长28.6米，残宽5.6米，船型瘦长，复原长度35米，船底采用圆弧形态。

在东南亚各地，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都发现有中国的，或装载有大量中国瓷器的沉船。

综观国内当时经过发掘的宋代海船，仅有泉州一艘沉船的船体保存相对完好，“南海Ⅰ号”的船体不仅基本完好，而且满载的海贸货物，应当说是空前的发现。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整体打捞方案形成的基本业务层面背景。怎么保护好沉船等一系列问题也就被摆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