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帕遗址保护与发掘的讨论与调查

在过去的150年里，考古学的发展丰富了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及文化，考古学界也始终铭记着这些伟人的名字与贡献。考古学家按史前到穆斯林占领印度的时间顺序排列了这些资料^[34]。在众多考古发现中最重要的当数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它是这片土地文明的开端。

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现始于19世纪。1862年，英国陆军逃兵查尔斯·马森（Charles Masson），真名詹姆斯·刘易斯（James Lewis），在穿越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一片沼泽林地时，发现了哈拉帕遗址。他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这是一座“严重损毁的砖墙城堡”，“墙体高度不一，留有一些建筑残骸和东方风格的壁龛。城墙和塔楼非常高，由于长时间的废弃，流露出了沧桑感和衰败感”^[35]。1831年A.伯恩斯前去探查，发现“城镇河岸边有一个被毁的城堡”。1873年冬天，印度考古局时任局长亚历山大·坎宁安重新调查了这个遗址。20年前他看了马森的描述后就调查过这个遗址，当时遗址的情况与马森的描述几乎一致，但到1873年他再次前来时竟找不到任何城堡的踪迹。因为负责建造拉合尔-木尔坦铁轨的工人掘取了哈拉帕遗址先民精心打造的砖石用作铁轨的压载砖，坎宁安检查铁路时清楚地看到铁轨所用砖块均来自哈拉帕遗址。为了保护该遗址，坎宁安组织了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仅出土一枚正方形印章，上刻有一头公牛，也可能是瘤牛，被六个符号包围，具体含义不明（图三）。该印章上的牛外表似外星生物，文字也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印度梵文，因此坎宁安认为这枚印章是外来物品。坎宁安的努力并没有给他带来更多发现，于是他很快停止了该遗址的发掘工作。1885年，坎宁安退休^[36]。他在文章中写道：“哈拉帕遗址是拉维河岸所有遗址中分布最广的遗址。”除遗址发掘计划外，他还公布了遗址规模。他的计划与后来S.M.维特斯（S.M.Vats）提出的计划有很大不同，并且坎宁安认为是外来品的印章也被证明并非如此。

图三　哈拉帕遗址印章

由亚历山大·坎宁安爵士发现，后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印章由质地光滑未禁打磨的黑色石头制成。

1912年，J.F.福利特又公开了两枚印章^[37]。1914年，著名学者、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下令正式调查哈拉帕遗址。后由于“一战”的爆发，该遗址的调查工作直到1920年才得以重新开始。和之前一样，此次发掘收获甚少，只有拉伊·巴哈德·达亚·拉玛·萨尼（Rai Bahadur Daya Ram Sahni）（第一位被任命为印度考古局局长的印度人）季末时发现了两枚印章。如果不是1919年R.D.巴内吉（R.D.Banerji）偶然发现了摩亨佐—达罗遗址，马歇尔对哈拉帕遗址的兴趣可能会就此结束。巴内吉在印度河南部探险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古佛塔，这座佛塔周围砖块群集，他推测这个遗址应曾是一个繁荣的城市^[38]。

通过试掘，工作人员发现该佛塔下有四个文化层。上层出土有钱币，年代为公元2世纪。巴内吉在其余层中发现了几枚有刻划纹的铜币以及三枚烧制的皂石印章，这三枚印章均刻有奇怪的象形文字，其中一枚还刻有独角兽。马歇尔将这些印章与哈拉帕发现的印章做了比较，撰文写道：“这两处遗址属于同一文化阶段，应为同一时代”，“它们与我们以往在印度所知的东西全然不同”。为了解开这一时代的神秘面纱，马歇尔把这些文物的照片交给了当时英国考古学家公布成果的主要杂志——《伦敦新闻画刊》（Illustrated London News）。马歇尔认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发现，他在随附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人会把这些东西交给考古学家，就像交给曾发现梯林斯和迈锡尼的施利曼那样，用来照亮一个被遗忘已久的文明遗迹。此刻我们也许正处在印度河平原重大发现的门槛上。以往的发现无法让我们认识公元前第3个千年甚至更早的印度。但现在，我们偶然拥有了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发现。

马歇尔对这一发现重要性的认识是正确的，在之后一期的《伦敦新闻画刊》中，牛津大学亚述学家A.H.塞斯（A.H.Sayce）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了印度河流域出土印章与伊拉克古代美索不达米亚遗址印章之间的密切关联。美索不达米亚基什王国美国探险队队长欧内斯特·麦凯给出了更明确的信息，他透露，他们在一座祭祀战神伊利巴巴的庙宇下发现了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风格相同的印章，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因此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的年代被认为是公元前第3个千年中期左右，显然当时这些遗址之间已经有了贸易联系。

马歇尔兴奋不已，1925年，他组织了大规模的发掘活动，以求获取更多信息。相比于保存较好的摩亨佐—达罗遗址，哈拉帕遗址遭到了铁路承包商的严重破坏，因此该地点的发掘工作相对较少。此次发掘持续了6年，马歇尔等6名印度考古局官员以及800名工人和一些技术助理参与其中。此次详细的发掘很快就弄清了城址的基本布局，此前南亚次大陆从未发现过公元前第3个千年中期的城市遗迹。这两座城址出土的建筑和艺术品显示出它们之间联系密切。但马歇尔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上层阶级的直接证据，因为出土建筑并不能确定为宫殿、寺庙或官用建筑等。(www.xing528.com)

从马歇尔时代起，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起源问题就困扰着人们。它从哪里来，衰落之后又消失于何处？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马歇尔认为它与苏美尔文明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后来他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印度次大陆独有的文化^[39]。1920～1921年马歇尔在哈拉帕发掘，1922年至1927年，他发掘了莫亨佐—达罗遗址，1933～1934年他再次发掘了哈拉帕遗址，结合多次发掘结果他认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40]。他在发掘报告中写道：

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前雅利安人的文明程度比征服他们的雅利安人低；后者对比前者就像斯巴达人对希洛特人，或者拜占庭领主对斯拉夫人——一个卑微且落后的种族，常被称为达萨斯或斯拉夫人。从里格韦达的圣歌中收集到的图片显示前雅利安人是黑色皮肤、扁平鼻子的野蛮人，一如与雅利安人在身体方面的差异一样，他们的语言和宗教也完全不同于雅利安人，但很明显他们也拥有富足的牛群、优秀的战士，以及许多堡垒来抵御外来入侵者^[41]

不同于1920年首次发现时大家的认识，印度河流域文明其实是拥有坚实、深厚的原生根基的文明。奥雷尔·斯坦爵士（Sir Aurel Stein）、约翰·马歇尔爵士、N.G.马库达尔（N.G.Majumdar）、E.J.麦凯、莫蒂默·惠勒爵士、斯图亚特·皮格特（Stuart Piggot）、M.S.瓦茨（M.S.Vats）和A.戈什（A.Ghosh）等人都曾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努力。关于印度河流域文明起源的问题，这些学者普遍认为是生活在西方美索不达米亚的伊拉克和伊朗人把更高的文化元素带到了这里。诸如此类的猜测有很多，但鲜少有证据^[42]。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皮格特、惠勒、麦考恩、戈登、罗斯沙·费尔维利斯为印度河流域文明交流与传播范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未来更多的考古发现才能解决^[43]。

过去50年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缺少实证的情况。考古学家在巴基斯坦、印度和阿富汗发现了1000多个遗址，出土建筑和遗物证实了它们都属于印度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分布范围达到30万平方英里，是苏美尔和埃及的两倍，比西欧还要大^[44]。

年代最早的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位于俾路支省。考古学证据显示，该遗址植物和动物的驯化开始于公元前7000～公元前6000年。先民在玛哈嘎遗址（Mehrgrah）定居，之后周围逐渐发展出许多聚落，他们由此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玛哈嘎的发掘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年代从公元前4500年提前到公元前7000年，它的陶器风格与中亚地区土库曼斯坦南部相似，但玛哈嘎的年代更早。它不仅年代早于中亚聚落，还创新性地展现出了延续性和扩张性^[45]。J.F.雅里热（J.F.Jarrige）认为中亚文化与玛哈嘎有相似之处，但这是互动而非扩张的结果^[46]。雅里热和理查德·麦都（Richard Meadow）都认为玛哈嘎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先祖，印度河平原先民绝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接受者^[47]。结合其他几个遗址获得的考古学证据，我们足以得出结论：自公元前第4个千年中期以来，随着文化进程的发展，玛哈嘎已进入全面城市化进程^[48]。

印巴分治前后的研究不仅促进了俾路支省考古学的发展，还为俾路支省在南亚人类文明发展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新证据。在提早印度河流域文明年代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国内外考古学家的贡献。

巴基斯坦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幸运的是许多世界著名考古学家都参与了各个遗址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没有给予考古学充分的重视，也未能培养出足够的专家学者带领学科繁荣发展，为保护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做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巴基斯坦考古学境况惨淡，历数考古学相关部门，不难发现各机构几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这些部门每天都在退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考古学起步时间相同，下文将概述两国的考古学相关院校和机构，通过对比展现两国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