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与过去的物理联系以及实物证据。它是一门以遗迹遗物为载体，对考古发现和过去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既可以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
考古学家通过对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以获取信息，进而研究古代遗存。这些遗址往往能够提供人类活动的实物证据，如文物、地貌、建筑、人骨。在遗址工作和在实验室工作一样，考古学家先收集材料、记录实况和数据后再进一步做分析研究。考古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人类活动的由来和过程，人类活动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以及人类是如何通过各种活动创造美好未来的。综上所述，考古学家在试图从古代角度理解遗物价值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让他们能够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我们应当合理调查、适当发掘，保护好我们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址[1]。过去两个世纪里，考古学已发展为一门科学，它以研究人类历史为工作范畴，是一门致力于重建人类历史的学科[2]。
16～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大量欧洲人以游客和水手的身份来到南亚次大陆，并发现这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们大多集中于海陆交通方便的西部和南部。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末到达的约翰·辉根·凡·林斯戈登（J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以及17世纪初的皮尔特·戴拉·凡尔（Pietro Della Valle）。自18世纪中叶起，人们就对此地区的历史地理充满了学术兴趣[3]。
早在印巴分治前，很多考古学家就在这里开展考古工作，这里当时设有很多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等组织。1784年1月15日，英国印度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成立了亚洲文化协会（Asiatic Society），该协会组织了南亚次大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文化研究。
亚洲文化协会成立于加尔各答，它推动了梵语和波斯语古籍的研究，并出版了首份年刊《亚洲研究》（Asiatic Researches）。协会的另一大成就是薄伽梵歌的英文版翻译，1785年，查尔斯·威尔金斯（Charles Wilkins）（该协会著名成员之一）在印度总督的帮助下出版了英文版的薄伽梵歌。1837年，詹姆斯·普林赛普（James prinsep）破译了婆罗门文字，这次成功破译打开了印度古文字学研究的大门[4]。
亚洲文化协会也是成立于1861年的印度考古局（ASI）的前身。印度考古局是印度文化部附属单位，第一任局长为亚历山大·坎宁安（Alexander Cunningham）。考古局的工作职能是“探索、发掘、保存、保护国家及国际级遗迹与遗址”[5]，此外也负责调查发现新遗址[6]。当时考古局管理着3675个遗迹以及44个遗址博物馆，这些博物馆一度遍布全国各地[7]。
南亚次大陆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于科尔松勋爵（Lord Curzon）担任次大陆总督时。科尔松到任后很快就意识到仅凭中央政府之力并不能完成所有的考古工作，同时也不能完全依赖地方政府来保护这大量的遗产。为发展考古学，他制定了一系列更为灵活有效的措施，例如1904年他颁布了《古代遗迹保护法案》。
1901～1928年，约翰·休伯特·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被任命为印度考古局局长。这一时期的印度考古学正处于萌芽阶段，情况复杂，但马歇尔坚定地执行着科尔松的方针：“坚持发现和发掘，坚持分类、重现和描述，坚持复制、辨析、保护和保存。”[8]
随着发掘经费的增加，ASI得以扩招，工作人员的薪资和眼界也有所提高，同时考古局还为当地学生提供奖学金。1902年ASI发表了《印度年度考古调查报告》[9]。
马歇尔因组织在哈拉帕（Harappa）和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遗址的发掘而备受赞誉，这两个遗址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址。他邀请当地人参与考古发掘工作，以激发他们对本国文化遗产的热爱。1913年他在塔克西拉（Taxila）开展发掘工作，1918年，他为塔克西拉博物馆奠定了建馆基础，该博物馆现藏有许多重要文物。之后马歇尔又前往其他遗址开展工作，还合并了桑吉（Sanchi）和萨纳特（Sarnath）两大佛教中心。此外，他还领导了俾路支省纳尔（Nal）附近的史前遗址索尔丹巴冢（Sohr Damb mound）的发掘工作[10]。
与此同时，欧内斯特·约翰·麦凯（Ernest John Mackay）也来到印度，他曾参与发掘摩亨佐—达罗遗址。他的其他研究也均围绕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1926～1931年，他一直负责发掘这些遗址，1942年他发表了详细的发掘报告。1935～1936年他还参与了昌胡达罗遗址（Chanhudaro）的发掘工作[11]。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了南亚次大陆许多地区。1930年，英国政府对印度考古局实行大幅度的财政削减，且马歇尔之后，考古局连续几任局长都对考古学没有兴趣，考古局陷入了低迷期。直到1944年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上任[12]，他使ASI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考古组织。但考古学具有技术性，对不熟悉它的人来说比较困难，印度考古学的发展也因此多次陷入停滞状态[13]。
惠勒领导时期，南亚次大陆地区的考古学迎来了全新的局面。惠勒引进了新的发掘方法：注重分清地层的探方发掘法。在他的推动下，印度考古学摒弃旧法，迎来了全新的时代。此外，惠勒还致力于将考古学引入教育领域，他给各高校写信，邀请学生们到塔克西拉、阿里卡马杜（Arikamadu）和布拉马吉里（Brahmagiri）的遗址实习。他还给其他研究机构提供发掘机会，为本土学者提供专业培训。即使在不适宜发掘的季节，他依然带领工人坚持工作，打破了马歇尔时期的传统。
这一时期，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包括：发掘、对遗物进行分类以及运用类型学对文化进行分期[14]。惠勒精通考古学研究，且对考古学有独特的理解方式。在南亚次大陆的考古学影廊里，他留下了许多发掘影像。1944年，他首次用摄影形式记录了塔克西拉色卡普（Sirkap）的一个陶器作坊（图一、图二）[15]。
图一 惠勒的探方发掘法
图二 莫蒂默·惠勒及其学生
惠勒认为科学发掘非常重要，其主要目的是为发掘工作确定目标。他还强调发掘结果应及时公布，故有了《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该期刊每年出版两次，第1期于1946年1月出版[16]。
1945年“二战”的结束对英属印度政府影响很大。1947年，统治了印度一个多世纪的英国人被迫撤离，他们将印度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
随着两国独立，印度考古局也被自动被划分为两个组织。两国各自重新开始考古发掘与研究，且时刻关注着两国遗址的范围问题。印巴分治引起了包括惠勒在内的一些英国学者和考古学家的关注，他们在此工作时一直都将两地视为一体。惠勒难过于他最优秀的学生们从此变成了巴基斯坦公民，许多重要遗址也不再是印度的一部分[17]。
为了让惠勒对这个新国家的考古遗址仍有兴趣，巴基斯坦教育部部长法兹卢尔·拉赫曼（Fazlur Rehman）邀请惠勒访问巴基斯坦。惠勒欣然同意并帮助巴基斯坦在卡拉奇（Karachi）建立了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该馆于1950年4月开馆，惠勒成为巴基斯坦博物馆协会第一任主席[18]。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也建立了自己的考古部门和其他博物馆，一些高校开始在部分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原印度考古局在伊斯兰堡重组为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局（DOAM）。其职能是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包括不可移动遗址、历史遗迹、可移动文物以及相关艺术品。DOAM有多个分支机构：勘探和发掘部（通过系统详细的调查计划野外发掘）、文物贸易管理部、古建保护部、古迹保护部、建设展览部和博物馆部（通过合理的展陈方式保护文化遗产）。在巴基斯坦独立后的30年里，这些部门中的一部分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已经停止运作[19]。
随着时间的推移，DOAM逐渐认识到他们无法顾及巴基斯坦所有地区，于是鼓励各省积极参与考古工作。随后各省纷纷响应并设立了考古部门，如：
1.旁遮普省考古总局（Directorate General of Archaeology，The Government of Punjab）
2.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和博物馆局（Directorate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s，Khyber Pakhtunkhwa）
3.信德省文物部（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Government of Sindh）
4.俾路支省考古局（Directorate of Archaeology，Government of Baluchistan）
详细情况如下。
旁遮普省考古总局。1987年12月1日，旁遮普省政府首先成立了考古总局。在此之前的1971年，旁遮普省政府曾在旁遮普奥卡夫与宗教事务部（Department of Auqaf and Religious affairs）中设立遗产保护组。2011年10月，考古总局增设了青年事务部、考古学部、体育和旅游部等部门。以上部门职能如下。
●保护旁遮普省文化遗产，推动巴基斯坦和旁遮普省经济增长。
●大力发展巴基斯坦旅游业，吸引游客参观历史文化遗产；为人民提供娱乐场所，传播旅游的益处，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脱贫，促进巴基斯坦经济发展。
2004年8月，联邦政府将一些世界文化遗产如沙丽玛花园（Shalimar Gardens）和拉合尔堡（Lahore fort）移交给旁遮普省考古总局管理。其辖下还有省内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如拉合尔堡美术馆（约翰·马歇尔馆、军事馆和锡克教馆）、卡苏尔博物馆（Kasur Museum）、古吉拉特博物馆（Gujrat Museum）、哈拉帕博物馆（Harappa Museum）、塔克西拉博物馆（Taxila Museum）、卡勒卡哈尔博物馆（KallarKahar Museum）、卡塔斯拉吉博物馆（Katas Raj Museum）和罗塔斯堡博物馆（Rohtas Fort Museum）[20]。
《1985年旁遮普省特别保护预法》中批准，考古总局可向政府申请专项资金，用以保护省内遗址。旁遮普省受此条例保护的历史遗迹共有256处。
2011年4月，第18次宪法修正案之后，联邦政府根据1975年的《古物法》，又将149处遗址遗迹移交给旁遮普省考古总局。其中包括塔克西拉博物馆及文物、罗塔斯堡、贾汉吉尔陵、哈拉帕博物馆及馆藏文物等。目前，旁遮普省考古总局管理的遗址中包含300个伊斯兰教遗址、14个印度教遗址、9个佛教遗址、4个锡克教遗址和2个基督教遗址[21]。
除了保护遗址外，旁遮普省考古总局还设有巴基斯坦考古培训与研究所（PIATR）1988年，PIATR由巴基斯坦考古和博物馆局组建，成立于拉合尔堡西南部。起初几年该机构积极开展培训工作，从国外邀请老师为巴基斯坦的考古工作者提供专业训练。之后由于缺乏资金和专业的工作人员，该所未能继续运作，随后由旁遮普省考古总局接管。考古总局局长曾在报告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许诺将重振PIATR，该报告由考古总局建设计划顾问撰写。该报告还提及了一些今后的课程培训内容，如针对持有DGA（考古文凭）的人开设核心培训班、短期培训班、专业研讨班、系列讲座，为技工及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传统建筑工艺培训以及设备培训[22]。考古总局在2017～2018年的旅游和考古预算中抽出了3000万卢比用于重振PIATR[23]。(www.xing528.com)
PIATR最初开办的课程如下：
●博物馆学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培训
●文化遗产保护培训
●青年导游培训
●伊斯兰经文学培训
●田野考古学
●保护措施加强课
●博物馆学基础讲习班
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与博物馆局。1992年7月1日，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与博物馆局成立，主要负责保护该省文化遗产。2011年6月30日，巴基斯坦考古和博物馆局开始下放职权，有91个考古遗址及工作人员被调给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与其他省考古局一样，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考古与博物馆局致力于勘探、发掘遗址，建立新博物馆，维护现有博物馆以及保护历史遗迹。该局辖下的遗址和博物馆包括：白沙瓦博物馆（Peshawar Museum）、迪尔博物馆（Dir Museum，Chakdara）、斯瓦特博物馆（Swat Museum，SaiduSharifiv）、马尔丹博物馆（Mardan Museum）、马尔丹市立博物馆（Mardan City Museum）、果库特里遗址公园（GorKhuttree）、吉德拉尔博物馆（Chitral Museum，Chitral）、普什卡拉威提博物馆（Pushkalavati Museum，Charsadda）、洪德博物馆（Hund Museum，Swabi）、班努博物馆班纳赛斯宅（Bannu Museum BannuxSethi House，Peshawar）和班布瑞特博物馆（Bumburate Museum，Chitral）[24]。
信德省文物部。信德省文物部旨在保护该省文化遗产，主要分为三个部门：遗产部、保护部和考古部。总部位于卡拉奇（Karachi），分部设于特达、希卡布尔、贾姆肖罗、海德拉巴和苏库尔县。信德省文物部正在进行的项目如下[25]。
●开发并保护博迪赛贾恩寺。
●对信德省考古学文化和历史相关遗址进行测绘与记录，同时推动信德省旅游业发展。
●建立实体遗产保护机构。
●修复、保护马克利宫（Makli House）并建立马克利博物馆。
●在苏库尔建立考古博物馆。
俾路支省考古总局。2012年，根据《俾路支省古物法》，俾路支省考古总局确定其宗旨为：履行考古勘探、发掘的职责，保护历史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宗教学，保护自然遗址、古代遗迹遗址和其他文物[26]。
随着这些考古部门的成立，许多国内考古学家也为考古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艾哈迈德·哈桑·达尼博士（Dr.Ahmad Hasan Dani），是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是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1944年他获得硕士学位，次年受教于莫蒂默·惠勒。惠勒将达尼和其他一些学生组成一个小组，该小组日后重组了印度考古局。1947年，达尼作为印度考古局的官员被派往巴基斯坦东部。1950年，他进入达卡大学（Dhaka University）任助理教授，1955年他获得了伦敦大学考古研究所的博士学位。
达尼是《人类历史》（History of Humanity）的编辑之一，1992年，他出版了《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前六卷，1996年又负责出版了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7世纪的历史。因此，他被认为是研究中亚及南亚历史与考古学的权威学者之一。
达尼的职业生涯始于达卡，之后他在伊斯兰堡完成了其学术思想的系统化。他是促使考古学科被纳入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先驱之一。1962年，达尼受到白沙瓦大学的邀请，帮助白沙瓦大学创立了考古学系，并使该校考古系迅速成为优秀的考古学研究机构。
达尼还曾负责在伊斯兰堡创立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TIAC）。在他的努力下，1967年，真纳大学也由教育部授权成立了中亚文明研究中心。1994年，由于其卓越的贡献，意大利政府授予他“骑士指挥官”头衔[27]。
他还曾在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谷的瑞曼谢里遗址进行（Rehman Dheri）长期发掘。此外，还因在白沙瓦和斯瓦特山谷发现许多犍陀罗遗址以及在迪尔的印度-希腊遗址的工作而备受赞誉。
从1980年开始，他一直忙于研究巴基斯坦北部新石器时代到佛教时期的古代岩画。1990～1991年，他带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科学小组在中国进行丝绸之路沙漠之旅考察。
基于对社会文化的长期研究，他认为印度恒河平原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挥过关键作用，并以此否认了印度对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所有影响。他认为，巴基斯坦的文明史与中亚关系更密切[28]。
阿什法克·纳克维（Ashfaq Naqvi）也是一位享誉国际的考古学家和博物馆学家。1946年，他进入印度考古局，并参加了很多由惠勒组织的考古学培训。印巴分治后，纳克维决定在巴基斯坦工作。
1950～1952年，他一直留在伦敦，并获得了诺菲尔德基金会研究奖学金。回国后，纳克维担任巴基斯坦国家博物馆馆长。任职期间，他把国家博物馆改为国家文化遗产展览中心。还引入了“博物馆教育服务”概念，使国家博物馆同时成为视觉教育中心。他设计制定了五年发展计划：即在班霍、阿美科特、赛杜沙里夫和锡亚尔科特建立一系列新博物馆，同时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现有博物馆中建造新展馆。纳克维无疑是巴基斯坦博物馆学的领军人物，他还曾多次在国外举办展览宣传和弘扬巴基斯坦文化，“巴基斯坦5000年”展就是由纳克维构想、规划并在世界各国组织展陈的[29]。
1965年，他被巴基斯坦政府授予“Tamghai Pakistan”勋章。除巴基斯坦以外，他还曾在世界其他185个地区发起过众多项目，领导过80多个人类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其中包括修复阿布辛拜尔神庙以及埃及和苏丹努比亚的古迹；保护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以及意大利威尼斯、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突尼斯迦太基、希腊雅典、摩洛哥菲斯、塞内加尔戈尔、秘鲁利马等地的古迹。1973年他在摩亨佐—达罗组织了一场国际会议，会上纳克维介绍了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摩亨佐—达罗遗址保护计划[30]。
在任考古与博物馆局长期间，纳克维组织了拉合尔堡和沙利玛花园的保护工作。1984年，纳克维退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称其为“遗产保护计划的核心人物”[31]。
F.A.汉博士（Dr.F.A.Khan）是考古局极具贡献的局长之一，推动了考古局的发展。汉时期是巴基斯坦博物馆的建设期。他负责建立了六个新博物馆，有的位于今孟加拉国。他还成立了独立出版部门负责出版官方期刊《巴基斯坦考古学》（PakistanArchaeology）。
赛弗·拉赫曼·达尔博士（Dr.Saifur Rahman Dar）曾言，汉之后，考古局的发展将再次陷入低谷期，他说：“如今的问题不是缺资金，而是缺少有知识、有经验和有远见的人。考古学需要加强专业化，需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32]
汉发掘过许多遗址，包括果德迪吉（KotDiji）、萨拉克拉（Sarai Khola）、尼格兰（Nimgram）、马尼卡亚拉（Manikyala）、皮尔丘（Bhir Mound）、图拉姆巴（Tulamba）、班赫尔（Bhanbhore）、婆罗门阿巴德（Brahmanabad）和曼苏拉（Mansura）遗址等。他的另一贡献是首次将工作重点放在穆斯林遗址上。
拉菲克·莫卧尔博士（Dr.Rafique Mughal）也是著名考古学家之一。他曾致力于巴基斯坦北部吉德拉尔的民族考古学研究。在他的监督和指导下，超过30个遗址被修复。他还曾负责修复在旁遮普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发掘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史前时期的遗物。他也为巴基斯坦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33]。
除巴基斯坦考古学家外，著名国外考古学家如布丽奇特·奥尔钦（Bridget Allchin）、乔纳森·马克·凯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等都曾为这片土地的考古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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