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岳《唐人物图》为绢本着色的卷轴画，画面上部以群山、云气构成远景，下部描绘有高大的松柏，以及树下的五个人物。位于画面中心位置的两个人物中，穿着白色衣服的人物头戴幅巾，身后背有一旌节状物。与其相对，另一人物身着褐色衣服，肃然而立，拱手行礼。其余三人均为童子形象，头部周围髡发而中央留有辫发，其衣着均以鹿皮装饰。其中一人背负行李，另一人手持放有酒器的托盘。
如前所述，当苏武被匈奴扣押后，未向匈奴屈服，这也构成了其被视作忠臣典范的关键性因素。而苏武的忠贞精神集中体现在其始终秉持着作为汉使象征的“汉节”上。即使在长期的流放生活中，他一直“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以致“节旄尽落”[14]。由此，“节”也成为苏武形象的重要象征物。从形象上来看，《唐人物图》中正是利用旌节状物来表现白衣男子为苏武。与背节人物相对，画面中特意突出了另一人物衣着、帽子缘部装饰有毛皮的特征，即表现该人物身着胡服。这一细节正与李陵在长期的塞外生活中逐渐“胡化”有关。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后陵、律持牛酒劳汉使，博饮，两人皆胡服椎结。……陵墨不应，孰视而自循其发，答曰：“吾已胡服矣。”[15]
以这一记载为基础，后代的文学作品在刻画李陵这一人物时，非常重视其身着胡服的特征。例如，前揭敦煌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P3595）中记载：
言由（犹）未了，回看李陵。且见李陵，身卦（挂）胡裘，顶带胡帽，脚趾赤荆。[16]
从上述《唐人物图》两位中心人物的特征分析，与皆川愿题诗相映，其表现的正是李陵送别苏武的画面。画面中胡人童子表现的无疑是侍从的形象，其中一位手持酒具托盘，暗示出饯行之际两人饮酒作别。
除人物形象外，《唐人物图》在环境的描绘上也力图展现《与苏武（诗）》以降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李陵送别苏武的场面。例如作为远景中的山峦、云气，以及近景中萧瑟的野外景观。在自然环境的画面中，自人物右侧延伸而上的一株巨大松柏尤其引人注目，甚至构成了整幅画作的中心。实际上，这一松柏的形象同样源自文学作品中对于苏武忠贞气节的表现。法藏敦煌文献中收录有三件《李陵苏武书》（P2498、P2847、P3692），记录了李陵与苏武间的往来信件，三件文书内容相仿，可以复原全书的内容。不过，其行文结构与《文选》《艺文类聚》等文献中收录的《与苏武书》《苏武报李陵书》《李陵重报苏武书》有别，因此被考证为中晚唐时期文人创作的作品。[17]在《李陵苏武书》的后半部分中作为苏武回信的《穷囚苏子卿谨献书于右效王阁下》中记载：
仆且松柏为心，桑田变海，万物亏盈，仆终不改。[18](www.xing528.com)
可见在中古时代的文学中，苏武的形象已经被比喻为松柏，而熊岳《唐人物图》中着重描绘的高大松柏无疑应源自中国方面流传的文学作品。通过以上的分析，《唐人物图》的画面与皆川愿题诗对应，表现了李陵送别苏武的画面。
实际上，受到文学中创造的李陵送别苏武的情节，特别是历史命运迥异的两人在分离之际凄怆场面描绘的影响，自唐代以降，中国的画家就已开始以这一题材进行创作。《图画见闻志》卷二《纪艺上》记载：
周行通，成都人。工画鬼神、人马、鹰犬、婴孩，得其精要。有《李陵送苏武》《支遁》《三隽夺马》等图传于世。[19]
这里记载五代时周行通曾绘有《李陵送苏武》一图，并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周文矩所绘的《苏李别意》。周文矩为五代南唐画家，后主李煜时官至翰林待诏，善于人物画。[20]《苏李别意》中苏武和李陵位于画面中部，相拥而泣（图二），画面一侧绘有两名侍从牵马站立，其中一名侍从手持旌旗状物，应代表着苏武的“汉节”。画面的另一端绘有羊群，表现出苏武流放期间牧羊的生活。全画的背景烘托出寒冷、凄凉的气氛。苏李送别的题材在此后广为流传，宋代黄宗道《苏武还汉图》[21]、元代赵孟頫《苏武李陵作别》[22]、赵雍《河梁泣别图》[23]均是同一题材的画作。甚至明末陈洪绶还曾前后两度作《苏李泣别图》。其中前一幅《苏李泣别图》（1635年）着重刻画人物，仅绘有苏、李与两位侍从，并未详细展现背景（图三）。而后一幅则与周文矩所绘的《苏李别意》相仿，通过背景中的枯草、羊群等表现出荒凉的景色。尽管这些作品的审美取向不尽相同，但均取材于文学创作中苏李分别的画面。
图二 周文矩《苏李别意》（局部）
图三 陈洪绶《苏李泣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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