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康茂才墓前石翁仲武将造型与明初功臣墓前石刻的不同，可能与其依宋制而立有关。明代坟茔之制初定于洪武三年，其时“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以上石兽各六”。[14]康茂才虽卒于洪武三年（1370），然比对《大明会典》“坟茔之制”可知其墓前多出石人一对，显然未依“洪武三年”之礼而定。实际上，直至洪武五年，一品官员墓前才规定立石人二，“文武各一”。再看南京地区的宋代墓葬，此以抗金名将王德为例，其墓前有“石翁仲、石马、石虎、石羊各二”[15]，康茂才墓前神道石刻制度与其相仿。同时，康茂才墓前除翁仲以外的其他石刻亦与宋代石刻相近，如其墓前石羊“作四腿跪伏状，但头部高昂，尤为接近宋代石羊，而与大多数明代石羊低眉顺眼的神态完全不同”。[16]此外，康茂才墓室为仿木结构，并含双侧墓室，这样的形制也多见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种种迹象表明，康茂才墓从各方面都承宋制而立。
综上所述，康茂才墓前石刻营建于新旧礼制交替之际，其时明朝仪礼、典章制度尚未完全确立。众多资料表明，明代陵墓、服饰等制度皆承袭于唐宋并表现出“入古出新”的特点，故康茂才墓石刻依宋制而立又略有不同似亦合理。
此外，关于康茂才墓前石武将独特的造型，或与其出身有关。康茂才与常遇春、李杰等同卒于明初大封功臣之前的武将不同，其乃儒士出身，通晓经史大义，事母至孝。元季寇乱，为保乡里才结义兵以抗外敌[17]。众所周知，神道石像生是功勋贵戚陵墓前仪卫性质的雕刻，是墓主人生前威仪的再现。故而康茂才墓前石翁仲武将外披罩袍“衷甲”之特殊造型，又或为明廷念其儒将形象而特意打造，以表对其“文武双全”之嘉许。
（编辑：刘可维）
【注释】
[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蕲国公康茂才墓》，《考古》1999年第10期。
[2]夏寒：《试论南京地区明初功臣墓》，《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
[3]《明太祖实录校勘记》卷一百四十六：“抱本‘武毅’作‘武义’，下同。按《明史·康茂才传》作‘武康’，宋濂撰康茂才神道碑作‘武义’，与抱本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第522页。
[4]（明）申时行等修，（明）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卷六十一《冠服二·文武官冠服·公服》记：“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幞头脚漆纱。”《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7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37页。
[5]（宋）王得臣撰，俞宗宪点校《麈史》卷上《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9页。
[6]（宋）沈括撰，张富祥译注《梦溪笔谈》卷一《幞头》，中华书局，2009，第11页。
[7]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264页。(www.xing528.com)
[8]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第181页。
[9]参见《宋史》卷一百四十八《仪卫志六·卤簿仪服》，中华书局，1977，第3471～3474页。
[10]（宋）米芾：《画史》，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20页。
[11]（明）王圻、（明）王思义：《三才图会·衣服卷三》，《续修四库全书》子部书类第12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660页。
[12]（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1082页。
[1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85，第3452页。
[14]《明史》卷六十《礼志·丧葬之制》，中华书局，1974，第1487页。
[15]邵磊、曹庆春编著《江苏石像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98页。
[16]邵磊、曹庆春编著《江苏石像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98页。
[17]参见《明史》卷一百三十《康茂才传》，第38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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