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代石刻的形象与前代的联系

中国古代陵墓神道设有石马的历史可追溯到西汉——霍去病墓前有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刻。而石马与控马官成组出现，目前最早见于唐代，唐乾陵与顺陵前均有石马与控马官组合石刻。宋代，石马与控马官组合石刻成为帝陵的标准配置，《宋会要辑稿》载，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四月，太常礼院言准诏同司天监详定山陵制度，帝陵前设有宫人二、文武官四、羊四、虎四、马二，把马官四、望柱二、狮子八。^[25]至明代，南京地区石马与控马官石刻主要出现在一些功臣墓葬前。与现存唐宋时期“石马—控马官”组合神道石刻进行对比，可见明代南京地区该类石刻的形象，与前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文已将南京地区明代“石马—控马官”石刻依据是否为连体，分为A、B两型，而这两型石刻形象的来源并不相同。

A型　石刻主要特点为石马与控马官连为一体，这种风格在明代之前未曾出现过，应当是明代工匠的新创造。但这一型石马马腹下部凿空，则与唐、宋时代的石马一脉相承，故可推测，明代工匠在制作A型石马之初，可能借鉴了唐、宋帝陵前的石马形象。（图七）南京地区A型石刻最早出现在洪武二年前后修建的开平王常遇春墓前，明皇陵中亦有风格与之相同的“石马—控马官”石刻，可见A型石刻在明洪武初年就已经出现。

图七　宋永泰陵神道“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

B型　石刻之风格，与唐、宋时期同类型石刻类似，即石马与控马官分置、控马官为文官形象。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礼部尚书陶凯曾参酌古典以制定品官坟茔之制^[26]。可见，明代工匠在设计、制作该型石刻之初，应当借鉴了唐宋时期的坟茔制度以及同类型的墓葬神道石刻。但从整体形象来看，B型石马形体较为小巧，风格倾向于收敛、雅致，这与身姿挺拔、健壮的唐代石马迥然不同，而和宋代同类型石刻更为相似，这可能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制度上努力效仿宋制有关。从石刻的具体特征来看，B型石刻的控马官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袍、双手拱于胸前、手握马鞭，这一形象与北宋永泰陵前控马官石刻几乎一致，因而笔者认为该型控马官的形象可能更多地借鉴了北宋帝陵神道石刻。B型石刻的石马，马腹下部未凿空，实心处还饰有花纹，与马腹下部凿空的北宋帝陵神道石马完全不同，而与浙江宁波鄞州区东钱湖南宋神道石马相近^[27]，因此笔者推测这一型石马的形象可能借鉴了南宋品官墓前石刻。不过浙江宁波鄞州区东钱湖南宋神道石马马腹下实心处未刻有纹饰，而B型石马马腹下部实心处四面刻有云纹浮雕，这应当是明代工匠们的创新之处（图八）。

图八　浙江宁波鄞州区东钱湖南宋墓前神道石马

B型石刻在南京地区，仅出现在洪武十年（1377）前后修造的邓愈墓与永乐六年（1408）前后修造的浡泥国王墓前。但实际上，早在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为其父母、兄嫂修造的明皇陵神道石刻中就已经出现了与B型相类似的石刻，可见B型石刻在明代建国之初即已出现。同明皇陵同类石刻相比，南京地区的石刻体积要小一些，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差异有关。

综上所述，明代建国之初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它们都是明代工匠在借鉴前代石刻精品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有别于唐、宋的“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新风格。

附记：本文为2018年江苏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计划项目《南京地区明代墓葬神道石马及相关问题研究》（项目编号：KYCX18-117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在选题、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得到业师南京师范大学王志高教授诸多帮助，谨此致谢！

（编辑：黄洋）

【注释】

[1]邵磊认为吉山失考墓石马障泥上的主体纹饰为“云龙纹”（邵磊、曹庆春编著《江苏石像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155页）。事实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障泥上的“龙”只有四爪，是“蟒”而非“龙”，故该纹饰应当称为“云蟒纹”。

[2]邵磊、曹庆春编著《江苏石像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153页。

[3]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中华书局，2006，第85页。

[4]浡泥国王墓前武将石刻高2.3米，石碑（缺碑额）高4米。邓愈墓前武将石刻高2.22米，石碑（含碑额）高5.05米。

[5]申时行等修《大明会典》卷二百三《工部二十三》，《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7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25页。

[6]《明史》卷七十六《职官志五》，中华书局，1974，第1860页。

[7]《金都督李公神道碑》，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物局）编《南京历代碑刻集成》，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第90页。

[8]（明）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八附录《陇西郡伯李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齐鲁书社，1996，第630页。

[9]《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1038页。(www.xing528.com)

[10]《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传》，第3509页。

[11]季士家、韩品峥主编《金陵胜迹大全》，南京出版社，1993，第296页；邵磊、曹庆春编著《江苏石像生》，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第149页。

[12]（明）解缙：《天潢玉牒》，《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第22页。《明史》卷一百一十三《后妃传》中，称李氏在受封“淑妃”后“未几，薨”（第3509页），记载有误。对此，朱希祖先生在《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一文中有较为详细考证，《中国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

[13]（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14]（明）郑晓：《澹泉笔述》卷十二，清钞本；（明）姜清：《姜氏秘史》，清钞本。

[15]《大明会典》卷二百三《工部二十三》，第425页。

[16]《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洪武三年十月丁丑条，第1118页。

[17]《明史》卷六十《礼十四》，第1487页。

[18]《大明会典》仅载职官坟茔之制为“二十九年定”，今通行本《大明会典》为申时行修于万历年间，增补了嘉靖二十八年至万历十三年间事例，因此《会典》所载此次修订职官坟茔制度的时间既有可能为洪武二十九年，也有可能为嘉靖二十九年。不过清人黎景义的《二丸居集选》载“皇明洪武二十九年定职官坟茔之制”（《二丸居集选》卷一，旧钞本），故可确定此次修订时间应为洪武二十九年。

[19]《大明会典》卷二百三《工部二十三》，第425～426页。

[20]需要注意的是，洪武二十九年对职官坟茔制度的修改，最终规定了各等级官员所用的墓葬制度，但官员墓前的石刻风格在这之后还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洪武二十九年重定制度并不代表墓葬神道石刻风格被固定下来，笔者注。

[21]（明）徐一夔等撰《明集礼》卷三十七《凶礼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5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53页。

[22]《明史》卷六十《礼十四》，第1490页。

[23]李杰与李文忠墓前神道石刻为特例。李杰卒于洪武二年，其神道石刻修建于洪武三十一年。而据李文忠神道碑碑文推测，其神道石刻当制作完成于他逝世三年之后。

[24]详见左凯文《南京明初功臣李文忠墓神道石刻之谜》，《大众考古》2019年第2期。

[2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三十二》，中华书局，1957，第1223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七，洪武三年十月丁丑条，第1118页。

[27]陈锽：《浙江鄞县东钱湖南宋神道石刻调查》，《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周景崇、胡成明：《宁波东钱湖南宋墓前神道石马造像艺术研究》，《装饰》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