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与墓主身份等级的对应关系及历史背景

除苗圃失考石刻外，其余八位使用“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的墓主，皆可依据保存的神道碑或有相关文献的记载，确认他们的身份等级，从而进一步确定石刻与墓主身份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

1.石刻与墓主身份等级的对应关系

根据墓主生前所授或逝后追封的爵位，可将这九处组合石刻分为王和公侯两个级别。

属于王一级的组合石刻有Aa型和B型。这一级别的特点是控马官一般为文官形象。同时期，南京附近的安徽蚌埠明东瓯王汤和墓前的控马官石刻亦为文官形象，故可推测文官控马官或许是明代大多数封王功臣神道石刻的定制。开平王常遇春墓前的控马官为武官形象，这可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下文详析。

一些学者通过对比相关文献，认为浡泥国王墓前神道石刻中，缺少王一级墓前才有的一对石文臣，故推测其墓葬石刻等级为公侯一级^[2]。事实上，朱偰先生在民国时曾对该墓进行过考察，当时浡泥国王墓墓园已毁，神道石刻归属无人所知，故列为“天隆寺东南失名之古墓”，并说明墓前“石碑已毁，石虎已亡”^[3]。因此不排除浡泥国王墓前原有的一对文臣在早年遭破坏的可能。而通过与宁河王邓愈墓前石刻进行对比，可发现浡泥国王墓前石刻尺寸与其相近^[4]，亦可证明浡泥国王墓确属王这一级别。

除李杰墓“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外，其他墓主身份明确的Ab型组合石刻，墓主人生前的爵级皆为国公。不过据《大明会典》载：“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阔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石人二、石马二、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5]由此可见，明代公、侯的墓葬石刻是被视为同一等级来规定的，因此公、侯墓前的神道石刻可能相似。笔者推测，墓主爵级为侯爵者或许亦可使用Ab型石刻。

公侯级“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的特点为：1.控马官形象皆为武官；2.石马马背障泥上的浮雕为二马追逐图或二狮戏绣球图。不过，全面收集南京地区明代墓葬神道石刻就会发现，虢国公俞通海、蕲国公康茂才、恩国公张赫三人皆是殁后封公，但墓葬神道石刻中并未有控马官石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主要因为明初的墓葬制度尚未定型；另外，则可能与当时公一级贵族墓前除使用“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外，还使用其他类型的石马有关。这一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进行探讨。

在属于Ab型的石刻中，板仓苗圃失考石刻因未保存有神道碑，故墓主身份暂时无法确定。不过，该组石刻位于钟山附近，靠近李文忠与徐达墓，那里是明初重要功臣的葬地。且该组石刻的形制与仇成、吴祯的石刻几乎完全一致。因此可以推测，苗圃失考石刻的墓主或许亦是明初某位等级较高的功臣。

除此之外，还需注意的是，除板仓苗圃失考石刻墓主身份不明外，通过检索南京地区其余8位组合石刻墓主的相关资料，可知他们逝世后皆得到了明太祖或成祖的赐葬。所谓赐葬，即墓葬及神道石刻由国家出资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营造。因此可见，“石马—控马官”组合可能是明朝官方为王、公侯级别贵族神道石像生的一种标准配置。

2.特殊石刻与相关历史背景

在拥有Ab型石刻的墓主中，李杰生前任广武卫指挥佥事，仅为从四品武官^[6]，洪武元年（1368）阵亡后被明太祖追赠从二品官职，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由于李杰长子李谅立有军功，李杰又被赠予骠骑将军佥中军都督府一职，为正二品。^[7]此外，明人郑汝璧在《皇明功臣封爵考》中称，李杰在阵亡后，明太祖还追赠其为陇西郡伯^[8]，为从二品爵级^[9]。由此观之，李杰的官职和爵级明显低于其他墓主。

李杰墓使用Ab型石刻，与其身份等级不符，明显逾制。不过，李杰身份地位极其特殊。据《明史》记载，李杰之女在洪武十七年（1384）被朱元璋册封为淑妃，并“摄六宫事”^[10]，地位之高可见一斑。一些学者认为李杰墓使用逾制的神道石刻，原因可能在于其女的身份地位特殊，“父以女贵”^[11]。笔者依据明代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李杰使用较高等级的神道石刻，其背景并不这样简单。

据明人解缙所著《天潢玉牒》记载，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后，“淑妃李氏殉葬”^[12]。而明人张萱所辑《西园闻见录》中，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李淑妃的殉葬过程^[13]。为朱元璋殉葬的妃嫔共有三十余人，建文帝继位后，立即给她们的父兄加官，且官位世袭，后来明成祖朱棣在夺权后也承认了这些人所获的官位^[14]。文献中虽未明确提及建文帝给李杰父子加官之事，但李杰的神道碑却立于“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二十日”，此时距离朱元璋驾崩、李淑妃殉葬的时间非常近。由此，笔者认为李杰之所以能使用较高等级神道石刻，很可能是因明太祖驾崩后李淑妃殉葬，建文帝为表彰其德，对其父神道石刻等级进行了提升。李杰墓前的神道石刻也应制作于洪武三十一年。

在Aa型中，常遇春墓前“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的体量及石马上的纹饰，与徐达、李文忠墓前石刻相近。但其控马官却为武官形象，与公一级石刻相似。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明初官员坟茔制度不完善有关。(www.xing528.com)

事实上，“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作为明代坟茔制度的一部分，它们的发展与整个坟茔制度的健全、完善息息相关。根据史料记载，明代对官员坟茔制度至少进行了四次修订。第一次是在洪武元年（1368），《大明会典》载：

《文武官员造坟总例》，洪武元年定坟茔、石兽。职官一品：茔地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茔地八十步，坟高一丈四尺；三品：茔地七十步，坟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并六。四品、五品：茔地六十步，坟高八尺，以上石兽并四。六品：茔地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坟高六尺。以上步法皆从茔心，各数至边。五品以上许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许用碣方趺圆首。庶人茔地，九步穿心，一千八步止用圹志。^[15]

第二次是在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实录》载：

（洪武三年十月）丁丑，礼部尚书陶凯奏定品官坟茔之制。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茔地周围八十步，坟高一丈四尺。三品茔地周围七十步，坟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并六。四品茔地周围六十步，五品五十步，坟高八尺，以上石兽并四。六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坟高六尺。凡碑碣，五品以上许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皆参酌古典以为定制。^[16]

第三次是在洪武五年（1372），《明史》载：

（洪武）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坟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17]

第四次是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18]，《大明会典》载：

（洪武）二十九年定……碑碣石兽。公侯石碑，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阔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石人二、石马二、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阔三尺四寸，龟趺高三尺六寸，石人二、石马二、石羊二、石虎二、石望柱二；二品石碑，盖用麒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阔三尺二寸，龟趺高三尺二寸，石人二、石虎二、石羊二、石马二、石望柱二；三品石碑，盖用天禄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阔三尺，龟趺高三尺二寸，石虎二、石羊二、石马二、石望柱二；四品石碑，圆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阔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石虎二、石马二、石望柱二；五品石碑，圆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阔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石羊二、石马二、石望柱二。^[19]

对比这四次修订的内容，可见明初职官坟茔制度的确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次和第二次修订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制定的坟茔制度较为简单粗略，并没有详细规定职官使用石人、石兽的种类以及碑趺的尺寸，属于制度的草创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四次修订。第三次修订时，增加了职官使用石像生的具体种类。到洪武二十九年，第四次制定的坟茔制度又对一些细节进行了补充，更加详细完善，并一直沿用至明末^[20]，这一阶段属于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阶段。

常遇春卒于洪武二年（1369）秋七月，其神道碑虽未明确记载他入葬的时间，但可依据相关文献做一推测。《明集礼》载，明代官员逝世后，“三月而葬，前期择地之可葬者，盖地有美恶，地之美恶者，则其神灵必安，其子孙必盛。^[21]”《明史》卷六十亦载：“（明代官员逝世后）乃择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圹。刻志石，造明器，备大举，作神主。既发引，至墓所，乃窆。施铭旌志石于圹内，掩圹复土，乃祠后土于墓。题主，奉安。”^[22]其中所谓“刻志石，造明器”应当包括制作墓葬神道石刻。由此可见，明代官员墓前神道石刻被要求在墓主去世后不长时间内制作完成，故一般可将墓主的去世时间视为石刻的制作时间^[23]，因此常遇春墓的石刻制作时间当不晚于洪武三年（1370）。此时正处于明初职官坟茔制度的草创阶段，石刻的数量与形象并没有形成定制，故常遇春的控马官石刻形象与后来的同类石刻产生一些区别。

此外，前文所述岐阳王李文忠墓神道东侧弃置有一件“石马—控马官”组合石刻半成品，这是南京地区明代墓葬神道石刻中唯一一件半成品。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分析，认为这件半成品出现的原因，可能与李文忠晚年多次向明太祖朱元璋进谏而惹怒后者，朱元璋为了惩罚李文忠、警示后来的大臣有关。^[24]

还需注意的是，由于神道石刻属于雕刻艺术品，而非流水线上的工业产品。故石刻在装饰和形象上产生一些差异的原因，除了有墓主身份等级不同的缘故外，笔者认为还应当把当时雕刻工匠的风格、技术、审美等个人因素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