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岩寺佛齿骨“皆自滇南，受诸西域之僧，已百年”，即该齿骨受于《献花岩志》成书前百年。据该志作者陈沂自序，他曾住宿献花岩，“陟历甚遍，考索弥详”，遂编撰此书。焦竑为该志作序称，“嘉靖中，内翰石亭陈公，游而乐之，揽笔为志”，其成书当在嘉靖年间。有学者据序中“四年，与诸大夫五宿山房”推断其住宿山房年代在嘉靖四年（1525）[2]。但检索《明世宗实录》，有如下数条记载：（1）嘉靖四年六月，《武宗实录》成，作为纂修官之一的翰林院编修陈沂受赏，并升为侍讲。（2）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升翰林院侍讲陈沂为浙江布政使司左参议。（3）嘉靖九年（1530）四月，升江西布政司右参议陈沂为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另，文徵明《游西山诗》题识称：“嘉靖乙酉春，同官陈侍讲鲁南、马修撰仲房、王编修绳武偕余为西苑之游。……是岁四月既望识。”[3]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西山、西苑皆在北京。可见，是年陈沂尚在京任职翰林院，不可能回南京游宿献花岩。又据陈沂之孙陈弘世《献花岩志》跋称：“自乞归来，家居者十三，山居者十七。至天阙、献花诸胜，尤所染神。曾作《献花岩志》，寻散去。”即陈沂致仕归家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山中居住。因此自序中的“四年，与诸大夫五宿山房”当重新断句为“四年与诸大夫五宿山房”，四年不是年号纪年而是年数统计，此句意为在长达四年时间里，他与诸大夫五次入宿山房。
陈沂于嘉靖九年任山东左参政后，因忤执政之意，“吏部举河南、福建布政司，皆不迁，遂改山西行太仆卿”，他于是上疏请老归家[4]。其具体致仕年份未见文献记载。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南畿志》的“辑志名氏”中有“倡之者应天府尹江晓，继成之者府尹孙懋”[5]。再检《明世宗实录》，江晓于嘉靖十三年（1534）九月服阕（明制，在家丁忧时限为27个月）后复除府尹原职，继任府尹孙懋于十六年（1537）九月因乡试问题被逮。而提学御史闻人诠在贡院开局修《南畿志》，聘陈沂为编辑，其叙称“三越岁年”而成[6]。考虑到江晓丁忧守制的时间，则陈沂编纂《南畿志》当在嘉靖十三年至十六年间，其致仕当在嘉靖十三年以前。查《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十三《陈沂传》，言其在山东左参政任上“累岁不迁，久之改山西行太仆卿，遂再疏请老”，从“累岁”“久之”等语可框定具体致仕年份在嘉靖十二年（1533）左右。陈沂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以此推算，加上四年山居酝酿，故《献花岩志》成书时间范围在嘉靖十六年至十七年间（1537～1538）。前推百年，则花岩寺佛齿骨大致受取于明宣德（1426～1435）前后，不迟于正统（1436～1449）初年，比郑和求取佛牙的时代略晚。(www.xing528.com)
书中未言佛齿骨是何人所得，从行文逻辑看，似为花岩寺僧所为。花岩寺为明代南京敕赐寺额的中刹，成化年间（1465～1487）山东僧古道建寺[7]。陈沂自序又言花岩寺为“黔国之宰何公”捐金所建，现存花岩寺铜钟的铭文称“太子太傅黔国公家臣何礼进学、何闪仲辉发心重新建造梵刹一所”。据邵磊、刘文庆先生考证，何礼、何闪仅是经手人，该寺实为黔国世家捐建的私寺，具体创制年代在成化十八年（1482）十二月至二十二年（1486）间，并推测“有明一朝，黔国沐氏权倾滇土，且世代信奉佛教，因而由沐氏直接或间接地接收西域僧人馈赠的佛齿、佛骨，理固宜然”[8]。该文考证精详，推测也非常合理。从正统初年到成化十八年，二者相差四十五六年，显然佛齿骨不可能是寺僧云游滇南所得。永乐、正统初年，镇守云南的为沐英次子——首任黔国公沐晟，自建文元年（1399）嗣西平侯爵，就镇云南，至正统四年（1439）卒于军，在镇长达40年。他任上曾与张辅多次征讨交趾，明仁宗即位时封太傅，加镇南将军。《明史·沐晟传》称，当时“滇人慑晟父子威信，庄事如朝廷”。沐晟夫妇对佛教相当崇信，二人合葬墓中随葬有1枚内饰阳文“佛”字的金发插，还有17枚压印“世世闻经”“生生见佛”字样的金冥钱[9]。因此，西域僧人向沐晟进献佛齿、佛骨非常合理，特别是“生生见佛”四字更显玄机，联系《大般涅槃经》“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之句，不就是沐晟夫妇已获佛齿、佛骨后希望世世代代都能见佛的心愿告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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