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瑾、佛窟寺和郑和的关系

关于宣德年间佛窟寺重建工程的主持者，前文已析乃其时住持僧宗谦。然明人盛时泰《牛首山志》又云：“今寺（指弘觉寺，即佛窟寺）乃阮常侍重造，寺中碑文可核。”^[39]阮常侍者，即南京内官监内使（或称奉御）阮昔也。该志上卷收录的一份景泰三年（1452）六月二十四日阮昔题名的《拨还弘觉寺田山帖文》即载：

臣系已故太监王瑾名下。宣德八年，本官到于南京公干，为见本寺（指佛窟寺）荒废，自备木料砖瓦，倩工起盖佛殿、山门、廊庑及宝塔一座完备。

以往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主持此次佛窟寺重建及宝塔建筑工程的是阮昔^[40]。但阮昔仅是一名身份较低的南京内官监奉御，应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在这段引文后还有以下记载：

正统年间，敕赐弘觉禅寺，一向命僧朝夕焚修，祝延圣寿。及南京城中，本官原有旧宅一所，景泰二年十一月内钦蒙敕赐改为承恩禅寺，命弘觉寺住僧福宽兼住掌管。臣思得二处寺院，俱是一处常住供给，僧众数多，别无分毫田土，如蒙准题，伏望圣恩怜悯，乞敕该部（指户部）明白豁照旧拨赐本寺，永远供给僧众，实为便宜。^[41]

可知帖文中的“本官”是指御用监太监王瑾，其意是本衙之主官，不是官员自称，帖文中的“臣”才是阮昔自称，因为阮昔曾是王瑾的麾下，故尊称王瑾是“本官”^[42]。然则宣德八年（1433）到南京公干并鼎力捐建佛窟寺的实际上是王瑾，不是王瑾“名下”的阮昔。不仅如此，景泰三年所立的承恩寺《颁赐〈大藏经典〉碑》之碑阴，亦载有王瑾的“善事总目”，其中就有“刺血书《华严经》及造牛首山宝塔、饭僧喜舍等事”^[43]等语，更可确认捐造佛窟寺寺塔者是御用监太监王瑾，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可能仅是一名“监造官”。

据前引道遐《牛首山佛窟寺兴造记略》已知，僧宗谦主持的佛窟寺重建工程始于宣德七年夏，竣工于宣德十年春。而王瑾对佛窟寺的以上捐造活动正在其间的宣德八年，可知属于同一事件无疑。换言之，此次佛窟寺的重建，主事者是宗谦，王瑾则是工程的大施主之一。

王瑾，字润德，本名陈芜，原系安南国宗室，永乐初年被掠阉入宫。为人循谨，先后获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帝信任赏识。特别是明宣宗对他宠遇有加，擢为御用监太监，凡事无巨细，悉以委之，“赏赐不可胜纪”，并赐姓名，赐南京三山街旧内旁居房一所。正统十三年（1448），王瑾曾受命参加平定福建邓茂七、魏赤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景泰初年，病亡^[44]。景泰二年（1451），位于南京城中的王瑾故宅，为其生前同僚“知友”司礼监太监陈祥、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等奏请舍为寺院，获赐额承恩禅寺。承恩寺改建工程始于景泰二年，落成于景泰七年。

承恩寺改建前的故主王瑾，还是宣德年间牛首山佛窟寺的主要捐建者之一，这是以前我们了解不多的史实。不仅如此，根据《金陵梵刹志》《牛首山志》《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等文献记载，奉敕住持承恩寺的开山始祖僧福宽，字太虚，一字松石道人。他是南京僧录司右觉义，又是牛首山弘觉寺的住持，故其身份是“兼住”承恩寺。僧福宽后归老于弘觉寺，且“塔全身于牛首之吴山”。除僧福宽外，明清两代承恩寺的其他僧人墓地也多在牛首山。清雍正五年（1727）所立的《承恩寺勒石公禁永远不许开茔碑》即载：“本寺有敕赐公山一座，坐落牛首山大石凹地方，已历二百余年，自开山祖塔左右两旁，各房后裔于无碍风水之处各营私地，之后畛域画定，永无异说。”此承恩寺“开山祖塔”即属僧福宽，则所谓“塔全身于牛首之吴山”无疑就在大石凹一带。景泰七年（1456）立《敕赐承恩禅寺碑》碑阴亦载，承恩寺有田地、山场在牛首山弘觉寺，当即包括此大石凹“敕赐公山一座”^[45]。郑和的坟寺广缘寺及安葬承恩寺僧人的塔林都在弘觉寺西南的大石凹一带，这恐怕不是巧合。

我们前文提及，近年牛首山舍身崖出土的残碑铭文记载有弘觉寺“住持僧续宽”，他曾主持兜率殿、观音阁的建造。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兼住”承恩寺的弘觉寺住持僧福宽与此“续宽”的关系问题。两人都是明初牛首山弘觉寺的住持，法名又仅有一字之差，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就是同一人。该碑虽有残缺，但“住持僧续宽”等若干字样清晰可辨，而关于僧福宽的记载又见于《牛首山志》《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等多种文献，都不像是刊刻传写之误。这该如何解释？原来僧福宽是西域人，其法名有音译、意译之别，除福宽外，他又名绰吉札失（一作室），当是音译，如此则“续宽”应是他的另一意译之名。福宽与续宽就是同一僧，此可定矣！又，该残碑云，兜率等殿宇的建设“鸠聚十有余年，次第落成”。僧宗谦主持的佛窟寺重建工程历时四年，结束于宣德十年。从此时起算，到正统末年、景泰初年，正约十余年，可见兜率殿等之建设与住持僧宗谦无关，更不可能是郑和兴建。僧福宽（续宽）有南京僧录司右觉义的僧官背景，他所主持重建的兜率殿遗址发现有“工部官瓦右”款的残瓦就不值得奇怪了。

更为重要的线索是，宣德八年曾到南京公干的王瑾确实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明人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四即载：“尝记童稚时，（陈）芜过太仓，封西洋宝船，势张甚，此志所不具闻。芜性慈仁，而其下人则不可犯，此盖中官通病云。”^[46]按：叶盛，字与中，正统十年（1445）进士，历任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左佥都御史、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等职。他于成化十年（1474）卒，年五十五，谥文庄^[47]，则生于永乐十八年（1420）。郑和使团第七次下西洋归国的宣德八年，他年14岁，正是已经记事的“童稚”之年。《明史》本传说他是昆山县人，而明初太仓系昆山属地，称太仓卫，直到弘治十年（1497）才由昆山、常熟、嘉定三县地析置太仓州^[48]。如所周知，明初的太仓卫刘家港不仅是下西洋使团的开船出海口，也是归国宝船及入贡海舟的封识地。其制度当始于洪武初年，《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洪武三年（1370）二月”条即载：“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49]《水东日记》的这则记载所透露的信息是，宣德八年，御用监太监王瑾（即陈芜）受命到太仓“封西洋宝船”，其盛况为年幼的昆山县太仓卫人叶盛目睹，并留下深刻的记忆。然则前言宣德八年王瑾到南京公干的要务之一，当即前往太仓“封西洋宝船”。在南京公干期间，王瑾还对牛首山佛窟寺开展了大规模捐施，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崇佛的需要。由于在这一次下西洋途中，郑和意外卒于古里国，而佛窟寺又与郑和坟寺广缘寺存在统领的关系，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王瑾到牛首山来正是奉敕处理郑和的葬事，他的以上捐施或许就是为了继续完成郑和的未竟事业。

总之，王瑾、福宽（续宽）将我们以往较少关注的明初南京佛窟寺（弘觉寺）与承恩寺之间的关联建构起来。宣德八年，王瑾到南京的公干，除前往太仓“封西洋宝船”外，还可能与处理郑和的葬事相关。这是就目前所知的资料而言，此二寺及其与郑和、王瑾之间的复杂关系，实则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希望今后可以发现更多的史料。

（编辑：刘可维）

【注释】

[1]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南京出版社，2011，第528页。

[2]盛时泰：《牛首山志》下卷《吕柟〈游牛首山记〉》，南京出版社，2010，第96页。

[3]盛时泰：《牛首山志》下卷《都穆〈游牛首山记〉》，第93页。

[4]盛时泰：《牛首山志》下卷《钟继英〈游牛首山记〉》，第101页。

[5]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所录王世贞《游牛首诸山记略》，第540页。

[6]王志高：《关于郑和的葬地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王志高：《南京牛首山郑和葬地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2日。

[7]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第541页。

[8]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第531页。

[9]罗懋登：《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二十，明万历刊本。今人郑鹤声父子、周绍泉、潘群、林梅村、葛晓康、陈平平、邵磊等，曾先后对《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录文进行过释读标点，但限于条件，都有或多或少的讹误。本文所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录文已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重新校勘，其复印件由南京博物院葛晓康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10]《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原刊本作“永乐丁卯间”，但永乐无丁卯年。此“丁卯”，邵磊先生据南京市博物馆馆藏《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推测是“丁亥”之误，甚是。见邵磊《郑和与碧峰寺非幻庵——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与〈非幻禅师塔铭〉为中心》，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邵磊：《郑和与碧峰寺非幻庵——以〈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与〈非幻禅师塔铭〉为中心》，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0辑。

[12]林梅村：《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九章《郑和忌日及身后事》，三联书店，2007，第340页。

[13]刘文庆、符永利：《牛首山兜率殿遗址及部分出土遗物考论》，《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1期；刘文庆：《郑和与南京牛首山“兜率殿”遗迹》，《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

[14]王志高：《关于郑和的葬地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王志高：《南京牛首山郑和葬地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2日。

[15]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第532页。

[16]危素：《危学士全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7，第747页；胡祥翰：《金陵胜迹志》卷四《山水三》误记为“明晋”，南京出版社，2012，第32页。

[17]刘文庆、符永利：《牛首山兜率殿遗址及部分出土遗物考论》，《江苏地方志》2015年第1期。

[18]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所录姚广孝撰文的《牛首山佛窟寺建佛殿记略》，第528页。

[19]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第529页。(www.xing528.com)

[20]《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427～428页。

[21]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条，北京出版社，1996，第564～565页。

[22]盛时泰：《牛首山志》下卷《吕柟〈游牛首山记〉》，第96页；亦见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8册，其文辞稍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84页。

[23]刘文庆：《郑和与南京牛首山明代“兜率殿”遗迹》，《大众考古》2014年第10期。

[24]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二十七，第458页。

[25]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见闻琐事杂记》，《明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3082页。

[26]参见王志高《洪保寿藏铭综考》，《郑和研究》2010年第3期；王志高《洪保生平事迹及坟寺初考》，《考古》2012年第5期。

[27]王志高：《关于郑和的葬地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王志高：《南京牛首山郑和葬地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2日。

[28]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二十二《职掌十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4册，齐鲁书社，2001，第623页。

[29]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十三，第538页；卷五十三，第847页。

[30]盛时泰：《牛首山志》卷上，第66页。

[31]佚名辑：《皇明寺观志》，《中国佛寺志丛刊》第1册，广陵书社，2006，第34页；又李贤等《明一统志》卷六：“广缘寺在府南二十五里。”王按：此亦应为“三十五里”之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167页。

[32]佟世燕修，戴本孝纂《康熙江宁县志》卷五《建置志下·梵刹》，南京出版社，2013，第440页。

[33]袁枚修纂《乾隆江宁县新志》卷十一《古迹志》，南京出版社，2013，第680页。

[34]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五十，第743页。

[35]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五十，第742～743、795～797页。

[36]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五十，第742；卷五十一，第845页。

[37]罗香林：《金陵牛首山访古记》，《旅行杂志》1935年第6号。

[38]参见王志高《关于郑和的葬地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王志高《南京牛首山郑和葬地新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2日。

[39]盛时泰：《牛首山志》上卷，第51页。

[40]葛晓康：《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初探》，《东南文化》1996年第2期；葛晓康：《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二探》，《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郑宽涛：《探索南京牛首山弘觉寺塔地宫之谜》，载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861页。

[41]盛时泰：《牛首山志》上卷，第72～73页。

[42]盛时泰：《牛首山志》上卷，第72～73页。

[43]释鹰巢：《承恩寺缘起碑板录》，南京出版社，2011，第8页。

[44]释鹰巢：《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第8～9、11页。

[45]释鹰巢：《承恩寺缘起碑板录》，第6～12页。

[46]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203页。

[47]《明史》卷一百七十七《叶盛传》，中华书局，1974，第4721～4724页。

[48]《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第920页。

[49]《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第9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