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初永宣年间，郑和在南京的活动颇多，但明确涉及牛首山者，目前所知仅有两条，皆与佛窟寺相关。佛窟寺是南都名刹，始建于南朝，原在牛首山西峰，宋代改名崇教寺，明初仍名佛窟寺，正统年间（1436～1449）敕赐弘觉禅寺。经过多次重修扩建，弘觉寺规模大增，成为明代金陵八大寺之一。鼎盛时期的弘觉寺殿宇壮丽，雄踞牛首山东、西两峰之巅，其“丹宫碧宇，列嵌岩际”[7]，可“凭绝巘以规形，俯长江而挺胜”。[8]
与郑和及佛窟寺相关的一条记载见于明罗懋登《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卷末附录之《非幻庵香火圣像记》，其略云：
碧峰山麓之巅，庵曰“非幻”，乃前僧录之阐教翁无涯永禅师，昔主斯山，构室所寓，自是以名。且天地万物，佛与众生，亦皆幻也。由是观之，则何一物而非幻也耶？其徒孙广缘住持谥无为者，曰：“不然，庵名‘非幻’，盖祖立意，知生是非，知身是幻，依如幻境，发如幻智，作如幻佛事，住如幻三昧。以幻修幻，幻亦不立，故名‘非幻’。此合于理也。予今请文为记，且论于事，奚不可哉？”
切思师祖出三衢之授记，道学益精，地理益明。永乐丁亥间，太宗文皇帝诏至称旨，究性学，穷阴阳风水，遂更衣以擢用。时有太监郑和等，忝礼亲炙，求决心要，企仰至矣。后事讫，复本职，主兹山，复主灵谷寺而迁化之。是庵所由作也。有师牧庵谦公继之。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9]
其大意是：金陵城南碧峰寺山巅的非幻庵，是僧录司右阐教无涯永禅师创构。永乐丁亥年（永乐五年，1407）[10]，太监郑和等对禅师“企仰”备至，并“忝礼亲炙，求决心要”。其后，僧宗谦继无涯永禅师住持碧峰寺。至宣德改元（1426），僧宗谦改为住持牛首山佛窟寺，故郑和“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文中的无涯永禅师，或称非幻禅师，俗姓吴氏，信安浮石乡人，曾擢僧录司右阐教，先后住持南京碧峰寺、灵谷寺，永乐十八年（1420）闰正月二十八日示寂。《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如上记载显示，郑和为非幻禅师的“亲炙”弟子。而据南京市博物馆馆藏的《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非幻大禅师塔铭》及有关学者研究，僧宗谦亦是非幻禅师的弟子，故与郑和实有同门之谊，且与郑和及其子孙往来密切[11]。因之乃有宣德元年（1426）郑和亲至牛首山佛窟寺的“深契往谒”宗谦之礼。
关于此次牛首山之行，林梅村先生认为“郑和颇受感动，于是捐资在兜率崖大造佛寺”，“建寺立像似在宣德元年”，而“所谓‘兜率宫’当即郑和当年捐资兴建的佛寺”，甚至怀疑今“牛首山脚下伊斯兰式陵墓恐非郑和本意，他为自己安排的最后归宿，当在由他本人捐资建造的牛首山兜率崖附近佛窟”[12]。这一观点为不少研究者赞同附和，进而根据近年兜率殿遗址发现的“工部官瓦右”款残瓦的线索，认为“郑和在营建兜率殿（宫）时，可能专程去工部官窑定制了黑瓦，或者可能直接使用了国家其他工程项目的物资”[13]。
但实际上，2014年新发现的“郑和后裔郑锡萱元配陈氏墓碑”，已证实郑和的最后归宿地不在林梅村先生推测的“牛首山兜率崖附近”，而在弘觉寺西南二里的广缘寺后[14]。林梅村先生所说的兜率宫，位于牛首山东峰之阳最为险峻的舍身崖（或称兜率崖）上，是牛首山最为著名的景点之一，亦称兜率殿、兜率院[15]，在元代则称兜率庵。危素《游牛头山记》载，元至元四年（1338）三月，著名学者危素曾与僧明普等同游牛首山佛窟寺兜率庵[16]，可以为证。前引《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仅记郑和“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并未语及崖上的兜率殿。此兜率殿不可能是郑和“捐资兴建”，明初兜率殿的兴建者当另有其人。多年前牛首山舍身崖兜率殿遗址出土的一通残碑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据其铭文，住持僧续宽主持的古佛窟寺重修工程前后“十有余年”，其殿宇“次第落成”，内有“凌空构阁，供大士其中”观音阁，又有兜率殿三楹[17]。此碑虽残损，具体年代不详，但据后文考述，该住持僧续宽即“兼住”承恩寺的弘觉寺住持僧福宽，其工程当在正统至景泰初年，与郑和无涉。
综合史籍记载可知，明初佛窟寺上规模的修建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永乐十年（1412）至十八年，佛窟寺住持楚冈宝师募修大殿五楹[18]。第二次为住持僧宗谦主持，其工程始于宣德七年（1432）首夏，落成于宣德十年孟春。这两次重建，道遐撰《牛首山佛窟寺兴造记略》详记云：
圣朝尊崇像教，兹山一旦而有生气，缁锡来归，遂成丛席。永乐间，住山因宝（王按：当即“楚冈宝师”）稍事缮修，遽以年耄，筑室投闲。住持宗谦复募赀金，拓故址，而广其缔构。始于宣德七年之首夏，落成于十年乙卯之孟春。其毗卢之阁、大雄之殿，则尤极宏丽。莲趺猊座，像以妥灵。彩槛飞檐，高出云表。前耸三门，翼之两庑，丈室、禅房，次第俱备。[19](www.xing528.com)
第三次便是上文所述的正统至景泰初年住持僧续宽对观音阁、兜率殿等建筑的重建。其间并未涉及宣德元年。再看《非幻庵香火圣像记》的原文：
至宣德改元，师主牛头，时太监公深契往谒，览兜率崖、辟支佛洞，愕然有感。乃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
很显然，宣德元年郑和只是到牛首山佛窟寺游览“兜率崖、辟支佛洞”，并心有感动。此后接语的“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并不一定就是宣德元年。事实上，宣德元年的郑和曾遭明宣宗严厉斥责，境况不佳，不具备捐资“大造佛寺”的条件。《明宣宗实录》卷十六“宣德元年四月”条即载：
命司礼监移文谕太监郑和，毋妄请赏赐。先是，遣工部郎中冯春往南京修理宫殿，工匠各给赏赐。至是，春还奏：“南京国师等所造寺宇工匠，亦宜加赏。”上谕司礼监官曰：“佛寺，僧所自造，何预朝廷事！春之奏，必（郑）和等所使，春不足责。其遣人谕和谨守礼法，毋窥伺朝廷，一切非理之事，不可妄有陈请。”[20]
在这种情形之下，郑和怎么可能敢“捐资在兜率崖大造佛寺”，所谓“直接使用了国家其他工程项目的物资”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恰恰相反，郑和很可能正是因为受到宣宗的责难，才跑到牛首山来散心求解，并有了“遗嘱”之言。所以，宣德元年郑和只是发愿捐建佛窟寺，“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都是其后的事。
关于郑和与佛窟寺相关的另外一条记载见于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残卷附录的题记。此题记为邓之诚先生1947年发现并抄录，其文如下：
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即福吉祥。切念生奉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佑，次冀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却之愆，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21]
我们有理由相信，宣德四年（1429）郑和为牛首山佛窟禅寺捐印《大藏尊经》，就是上述宣德元年郑和发愿奉施佛窟寺的系列活动之一，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非幻庵香火圣像记》仅记郑和“伐木鸠材，复崇栋宇像设，起人之瞻敬”，此乃文简语略也。由于佛窟寺重建项目的全面正式启动迟至宣德七年夏，故郑和宣德元年后的“伐木鸠材”及宣德四年的施印佛经，都是属于此次大规模重建工程的前期筹备之列。众所周知，郑和宣德五年受命再下西洋，八年卒于古里，他没有亲预佛窟寺的这次重建工程。佛窟寺重建工程的落成，更多有赖住持僧宗谦、宣宗宠信的御用监太监王瑾、南京内官监奉御阮昔等人之功劳。后文有所分析，此不赘述。
需要更正的还有，明代礼部侍郎吕柟有《游牛首山记》一文，其文载，他曾与同僚游览牛首山，先行路过城中承恩寺小憩，并与寺中老僧白云交谈。白云自称他“先所住梅花水，是时无水。住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悬流有群鸟来翔。自为郑太监所邀至此，向时水闻，今亦减少”[22]。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此内容与牛首山相关，文中的“郑太监”就是郑和，进而推测“吕柟已将郑和比喻成神来尊敬”[23]。但实际上，此“郑太监”并无线索证明与郑和相关，而“梅花水”是金陵名胜之一，在城北幕府山崇化寺，其“山岩下一小池，方尺，泉自下起，蹙沸出水面，若散花。复暗流细涧，出山下。山多梅，因名梅花水”[24]，更与牛首山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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