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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民窑青花瓷的发展及影响

更新时间:2025-01-11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就各遗址出土及传世实物看来,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民窑持续生产,烧造数量颇丰,瓷器质量亦优。青花瓷于此期的大发展影响深远,景德镇民窑从此确定了以青花瓷为主的产品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民间渐奢的风气有关,且对同时期及稍后国内外诸窑在器形与纹饰等方面均有所影响。[18]《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946页。

就各遗址出土及传世实物看来,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民窑持续生产,烧造数量颇丰,瓷器质量亦优。这其中以青花瓷数量最多,其他釉色品种瓷器相对鲜少。就器物流布范围看来,此时期民窑瓷器已初步实现“器成天下走”的局面。至于器物风格,此时期民窑青花瓷器大致呈现出仿元青花瓷器及仿官样两种倾向。其中仿元青花瓷器风格的流行或与来自汉、蒙古及伊斯兰诸文化消费者之需求不无联系,而仿官样风格器物的出现则反映了此时期社会上下等威的规范已现松弛。青花瓷于此期的大发展影响深远,景德镇民窑从此确定了以青花瓷为主的产品结构,这在相当程度上与民间渐奢的风气有关,且对同时期及稍后国内外诸窑在器形与纹饰等方面均有所影响。

附记:本文系于笔者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承导师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员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编辑:黄洋)

【注释】

[1]高宪平:《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民窑瓷业研究》,景德镇陶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19~21页。

[2]翁彦俊:《2012—2013年度景德镇市红光瓷厂窑址考古发掘成果》,《陶瓷考古通讯》2013年第1期。

[3]李育远等:《景德镇湖田古瓷窑址考古新发现》,《陶瓷考古通讯》2016年第2期。

[4]故宫博物院等:《江西景德镇丽阳瓷器山明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3期。

[5]参见葛彦《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第58~67页。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第71~85页。

[7]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

[8]卢泰康:《海外遗留的明初陶瓷与郑和下西洋之关系》,载《郑和下西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3,第219~257页。

[9]金美京:《在韩国发现的明清瓷器的分期与特征》,载《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01~332页;赵冰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佐尔法·努杜德港口遗址出土中国瓷片》,《文物》2014年第11期;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英藏威廉姆森波斯湾北岸调查所获的中国古代瓷片》,《文物》2019年第5期。

[10]Roxanna Maude Brown,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Towards a Chronology of Thai Trade Ware,Bangkok:The Siam Society under Royal,2009,pp.23-50;陈冲:《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

[11]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瓷器卷(明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8~69页。

[12]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等:《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1期。

[13]上海博物馆:《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第355~357页。

[14]谢明良:《元代青花瓷备忘录》,载《幽蓝神采——2012上海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12~30页。

[15]欧阳世彬、黄云鹏:《介绍两座明景泰墓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文物》1981年第2期;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西》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08,第129页。

[16]参见葛彦《正统至天顺时期景德镇窑瓷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第78~80页。

[17]行一、平一:《明天顺墓出土的素三彩瓷船》,《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18]《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四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第946页。

[19]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年第11期。

[20]江西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江西元明青花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2,图版23。

[21]浙江省博物馆:《瓷典·徐龙珍藏历代名瓷》,荣宝斋出版社,2006,第76~77页。

[22]《明实录·太祖实录》卷五十五,第1079页。

[23]《明实录·太祖实录》卷八十一,第1462~1464页。

[24]《明实录·太宗实录》卷九十,第1190~1191页。

[25]《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第2925页。

[26]王莉英:《中国陶瓷全集·第十二卷·明》(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第115页。

[27]汪庆正等:《胡慧春先生王华云女士捐赠瓷器精品选》,上海博物馆,1989,第47~49页;Eva Strober,Ming Porcelain for a Globalised Trade,Stuttgart:Arnoldsche Art Publishers,2013,p12.

[28]Regina Krahl,Chinese Ceramics in the Topkapi Saray Museum Istanbul Ⅱ Yuan and Ming Dynasty Porcelains,London:Sotheby's Publication,1986,p640,646,647;John Alexander Pope,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Baltimore:The Lord Baltimore Press,1956,p73.

[2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4期。

[30]另唐英学社“藩府佳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窑业特展”中曾展出一件传江西景德镇景德禅寺旧址出土的书“……静吉。大明宣德拾年岁次乙卯年制”铭文的青釉青花暗刻缠枝莲纹净水钵残片。

[31]陈冲:《沉船所见景德镇明代民窑青花瓷》,《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2期。另笔者推测民窑青花瓷于明初断烧或不仅与以往学者提到的青料获取困难有关。结合前引正统三年有关民窑仿烧“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之禁令看来,此或是明初礼俗改革的一部分,系为扭转元代社会官民器服“贵贱不分,服色混淆,尊卑无别”之情况的一种应对措施。此备一说,以求后证。

[32]陈克伦:《多元文化因素对元瓷造型影响简论》,《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第17~25页。

[33]汪庆正:《青花釉里红·前言》,上海博物馆、两木出版社,1987,第1~17页。

[34]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和性质》,《“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0年第8期。

[3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金溪秀谷明代纪年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2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第666页。

[36]谢玉珍:《明初官方用器人物纹的意涵》,《故宫学术季刊》2007年第1期。(www.xing528.com)

[37]《明英宗实录》卷十七,第337~340页;卷一百七十五,第3371页。

[38]《大明律》卷十二《礼律二》,辽沈书社,1990,第93页。

[39]雷梦麟:《读律琐言》卷十二《仪制》,台湾学生书局,1986,第487~488页。

[40]蔡路武:《湖北明代“空白期”瓷器研究》,《文物天地》2016年第11期。

[41]《李朝实录·世祖实录第一》卷三,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第68~69页。

[42]《明英宗实录》卷三百一十二,第6545页。

[43]张科:《明代五爪龙纹瓷的使用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2018年第4期。

[44]邱仲麟:《从禁令屡申看明代北京社会风气的变迁过程》,《淡江史学》1992年第4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大陆杂志》1994年第3期。

[45]陆明华:《明正统、景泰、天顺景德镇瓷器及相关问题》,载《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第9~25页。

[46]《(万历)汾州府志》卷二《地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34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第291页。

[47]《(万历)潞安府志》卷九《政事》,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第195页。

[48]《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十二,第448页。

[49]徐文鹏:《景德镇落马桥红光瓷厂窑址出土元代瓷器分期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23页。

[50]戴金:《皇明条法事类篡》卷二十《户部类》,《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篇》第4册,科学出版社,1994,第902~905页。

[51]成伣:《慵斋丛话》卷十,东方文化书局,1971,第251页。

[52]《(隆庆)仪真县志》卷十一《风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87页。

[53]《李朝实录·成宗实录第一》卷五十五,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7,第498~499页;《李朝实录·中宗实录第一》卷十二,第396~397页。

[54]曹昭:《新增格古要论》卷七《古窑器论》,商务印书馆,1939,第157页。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文物出版社,2015,第292、366、417、420、549页。

[56]刘净贤:《元明时期龙泉青瓷装饰中的戏曲故事元素探讨》,《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1期。

[57]故宫博物院等:《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卷二《国家公器》,故宫出版社,2019,第296~299页。

[58]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文物出版社,2005,第51~55页。

[59]杨道敏等:《中国陶瓷全集·29·云南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图版78。

[6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精品全集·瓷器》下,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第122~123页。

[61]施静菲:《云南地区青花瓷器的变迁——兼谈其与江西景德镇和越南青花瓷的关连》,《“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8年第25期。

[62]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精粹》,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图版44。

[63]参见云南华宁出土的一方《重建慈云寺功德碑》,载于葛季芳《景德镇瓷器在云南及其影响》,《景德镇陶瓷》1992年第2期。

[64]京都国立博物馆:《特别展覽会京燒—みやこの意匠と技—》,京都国立博物馆,2006,第204页。

[65]Abu Ridho,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Oriental Ceramics Vol.3 Museum Pusat,Jakarta,New York: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1982,p48.

[66]金恩庆:《韩国出土十五世纪明青花研究——兼谈黑暗期与朝鲜青花瓷相关议题》,《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9,第458~495页。

[67]香港东方陶瓷学会等:《东南亚瓷与中国出口瓷展览目录》,香港艺术馆,1979,第195页;相贺昌宏:《世界陶磁全集·李朝》19,小学馆,1980,第60~61页。

[68]Brian McElney,Chinese Ceramics&The Maritime Trade Pre-1700,Bath: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Bath,2006,p122.

[69]相贺昌宏:《世界陶磁全集·南海》16,小学馆,1984,第185页。

[70]《明英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第3074页。

[7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第三》卷一百一十九,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第599页。

[72]金美京:《在韩国发现的明清瓷器的分期与特征》,载《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01~332页。

[73]李伶美:《明代青花瓷器与朝鲜早期青花瓷器的关系》,《文艺争鸣》2010年第14期。

[74]金恩庆:《韩国出土十五世纪明青花研究——兼谈黑暗期与朝鲜青花瓷相关议题》,《填空补白Ⅱ考古新发现明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9,第458~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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