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仿元青花瓷器风格
最能反映正统至天顺时期民窑瓷器仿元青花瓷器风格的是梅瓶与罐，此类器物纹饰丰富，包括植物纹、动物纹及人物纹等。这其中尤以一类饰鱼藻纹者与元青花瓷器最为相像，譬如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元青花鱼藻纹罐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花鱼藻纹罐（图一）[11]。而孔雀纹在元代以后长期不见于景德镇窑，直至正统至天顺时期方才再次出现，亦当注意。另此时期民窑瓷器中有一类器心以青花书“福”或“寿”字者颇为常见，此种装饰当亦是习自元青花瓷器，西沙群岛石屿二号沉船即出水有数例器心书“寿”字的元青花小杯[12]。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山西博物院分别收藏有一件附天顺纪年的青花波斯文三足炉，文字内容据研究系波斯诗人萨迪于13世纪创作的《果园》，书写流畅[13]，而在此之前饰波斯文者仅见一批元青花瓷器[14]。
图一
1.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藏元青花鱼藻纹罐；2.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正统至天顺青花鱼藻纹罐
器形方面，譬如江西景德镇明景泰七年袁龙贞墓出土的青花折枝花卉纹连座三足鼎式炉，即与江西萍乡福田乡窖藏出土的元青花器近似[15]。此一形制瓷炉除元青花瓷器以外，几乎不见于其余正统以前瓷器。另有一类流行于元代的双耳瓶亦于正统至天顺年间复兴[16]。此外，浙江嘉兴明天顺七年包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素三彩船模不容忽视[17]。瓷船模创烧于元代，至明代再次流行，而嘉兴出土的素三彩器则是目前所见明代诸器中时代最早者（图二）。
图二
1.广州市文物总店藏元青花船模；2.浙江嘉兴明天顺七年包氏夫妇合葬墓出土正统至天顺素三彩船模(www.xing528.com)
2.仿官样风格
《明实录·英宗实录》载：“正统三年十二月乙丑，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18]以往学者已据此指出此时期民窑瓷器有着仿明早期官窑瓷器的倾向，传世及出土实物的确印证了这一推测。譬如前揭朱瞻垍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青花缠枝花卉纹带盖梅瓶与永乐及宣德官窑同类器相像；湖北武汉明成化七年朱季□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天顺年置”铭青花云龙纹碗与一类宣德御窑青花云龙纹碗近似[19]；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有一件青花莲池纹碗与宣德御窑同类器别无二致（图三），仅碗心莲池纹绘制略显粗率[20]，前揭蜀王府遗址亦曾出土类似器物；浙江省博物馆曾展出一件青花应龙纹罐，其应龙纹绘法与正统至天顺时期御窑生产的一类花盆相差无几，仅将四爪改作三爪[21]。
图三
1、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青花莲池纹碗；3、4.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正统至天顺青花莲池纹碗
此外，所谓“官样”不仅系指御窑瓷器的具体纹样，还应包括为皇室及贵族所垄断的纹饰主题。检索明早期有关“官样”的文献，正统三年以前仅见洪武时期对此有明确规定。《明实录·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八月丁丑，诏中书省申禁官民器服不得用黄色为饰，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之形，如旧有者，限百日内毁之。”[22]洪武六年，朝廷因“近者，官民渐生奢侈，踰越定制，恐习以成风，有乖上下之分”，故再次重申上述禁令，并补充“朱红”“宫禁故事”“稜金”与“描金”等违禁装饰，又明确了“官自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之规定[23]。永乐年间，成祖曾明确下令将“旧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绘为书册”[24]。而至正统十二年，英宗仍谓：“官民服饰皆有定制，今闻有僭用织绣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者。”[25]表明至正统十二年，官样仍延续洪武旧制。综言之，此时期官样纹饰主题应至少包括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蟒龙、飞鱼、斗牛等，大体可分为人物纹与动物纹两类。而传世及出土正统至天顺时期民窑瓷器中却屡见绘上述纹饰主题者。
相较于数量庞大的违禁动物纹民窑瓷器，绘人物纹者实不常见，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例访贤图罐，绘“文王访贤”及“三顾茅庐”两组纹饰[26]，属古先帝王及圣贤人物类；而上海博物馆及荷兰公主瓷器博物馆则各自收藏有一件仕女图罐，绘仕女琴、棋、书、画及洞箫、琵琶、戏曲、蹴鞠图，属后妃及宫禁故事类[27]。动物纹器中则以饰犀牛、麒麟及狮子纹者最为多见，前揭国内外数处城址多有出土，托普卡比萨莱博物馆与阿德比尔神庙亦见收藏[28]。而凤纹器则可见于前揭蜀王府遗址及潘达南号沉船。此外，此时期宗室墓葬出土诸多民窑青花五爪龙纹器亦属一不容忽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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