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青铜器继汉之后进一步世俗化和普及化，铜镜在日用器具领域成为青铜文化艺术的集中展示。六朝镜位于汉唐两大铜镜艺术高峰期之间，处于承前启后的转变阶段，带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这一时期南方铸镜业发达，并有着明确的制镜中心，铜镜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往中作为物质、精神文化载体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六朝铜镜整体上继承的是东汉时期南方铸镜业，产品类型以汉末兴起的神兽镜和四叶镜为主，镜背纹饰及制作工艺体现出汉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尽管传统汉式镜正渐入尾声。铸镜业在六朝前期仍相当兴盛，东晋以后有所衰退，无论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建康还是铸镜中心的鄂城，东晋南朝墓中出土铜镜与此前的差距甚大，也与此后隋唐铸镜的繁荣发生断裂，映照出的是一个分裂、动荡、剧变和有些迷惘的时代。
每一件铜镜至少包含三方面的信息：镜类型式、铜镜制造业和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探索的正是这些手工业制品背后的特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更微观的则是当时与这些产品有着或深或浅各种关联的人们的活动[40]。然而，由于出土资料的局限，相较于汉镜，六朝乃至魏晋南北朝铜镜研究仍显得不足。究其原因：一是尚未发现镜范等制镜遗存；二是六朝后期随葬铜镜骤减加之魏晋以来砖室墓盗扰严重；三是汉末三国的物质文化面貌相近导致辨别困难，六朝早期墓实际上随葬有相当数量的汉式镜或东汉镜；四是传统的金石学研究中，若无纪年则大多将六朝铜镜上归入汉或下归入隋唐。另外，六朝铜镜的相关研究至今仍停留于分期编年和现象阐述的阶段，对古代遗物的研究还应回归到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向上。研究的突破一方面有赖于新资料的发现，另一方面研究理念和具体实践仍有进步空间。对三国魏晋镜的研究应置于汉镜的延长线上，基础的类型学研究还应进一步细化，这建立在对资料进行全面收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其中细致观察和记录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对钮孔形态及痕迹、镜背范痕、镜缘部形态等的观察，这是在目前缺失镜范资料的情况下探究制镜技术的唯一突破口。东汉中晚期以来，民间制镜业迅速发展，制镜工匠的活动范围和交流频率超过以往，因此引入产地分析和制镜谱系研究十分必要。比如对置式神兽镜中存在多种风格的纹样表现，是重要的年代和产地线索，由此能够更精准地把握铜镜编年及背后的产品流通和人群迁移，探讨文化面貌之间关联的性质。西晋以后南北方随葬铜镜的质与量都有显著的下降，将汉唐两大制镜高峰之间的断裂简单归因于铜料稀缺和铜镜制造业的衰退是不充分的。在透彻地分析现有铜镜资料的基础上，探讨古代制镜技术及用镜观念的变迁，考察魏晋南北朝乃至整个汉唐时期铸镜业与其他手工业之间的关系、官私手工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权力对手工业的影响等问题，这既是对古代遗物研究的突破性尝试，也是更大程度地复原和揭示古代社会历史。
附记：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9M651883）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三国两晋南北朝出土铜器的整理与研究”（19CKG010）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谢。
（编辑：刘可维）
【注释】
[1]南京大学历史系等：《鄂城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
[2]鄂州市博物馆：《鄂州铜镜》，中国文学出版社，2002。
[3]关于南京地区六朝铜镜的发现，可参见《南京考古资料汇编》、《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丛书、《六朝风采》等。
[4]胥浦六朝墓发掘队：《扬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5]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润州山六朝墓葬及窑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9年第2期。
[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
[7]宣城市博物馆：《宣城市外贸巷西晋墓清理简报》，载《文物研究》第13辑，黄山书社，2001。
[8]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岩秀岭水库古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9]陈恩、骆明勇：《福建连江县发现西晋纪年墓》，《考古》1991年第3期。
[10]周能：《湖南常德东吴墓》，《考古》1992年第7期。
[11]衡阳市博物馆：《湖南衡阳茶山坳东汉至南朝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12期。
[12]相关发现除简报外，还可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铜镜》，文物出版社，2004。
[13]相关发现除简报外，还可参见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铢积寸累——广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选粹》，文物出版社，2005。
[14]杨豪：《广东韶关市郊的晋墓》，载《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5]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平坝马场东晋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11期。
[16]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西山六朝崖墓》，《考古》1990年第11期。
[17]张彦煌、龚廷万：《四川昭化宝轮院屋基坡崖墓清理记》，《考古》1958年第7期；沈仲常：《四川昭化宝轮镇南北朝时期的崖墓》，《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8]《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169，《鄂州铜镜》镜132。(www.xing528.com)
[19]《鄂州铜镜》镜137。
[20]《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185，《鄂州铜镜》镜188。
[21]王步艺：《芜湖赭山古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22]《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147，《鄂州铜镜》镜141。
[23]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滨江开发区15号路六朝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
[24]《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131，《鄂州铜镜》镜114。
[2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26]《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76、《鄂州铜镜》镜51。
[27]关于“七子镜”的考释以及武宁王陵出土七乳兽带镜相关情况，参见〔日〕樋口隆康《武宁王陵出土镜と七子镜》，《史林》五五卷四号，1972。
[28]关于六朝纪年镜，可参见王仲殊先生的相关研究。关于纪年镜资料，可参见王纲怀《中国纪年铜镜：两汉至六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9]王仲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考古》1988年第4期。
[30]岡村秀典：《後漢鏡における淮派と呉派》，《東方学報》京都第87册，2012。
[31]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
[3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随县唐镇汉魏墓清理》，《考古》1966年第2期。
[33]俞伟超：《汉末、东吴、两晋的鄂城铸造业》，《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序》，文物出版社，1986。
[34]《鄂城六朝墓》附录9《出土铜镜一览表》镜110，《鄂州铜镜》镜181。
[35]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金华古方六朝墓》，《考古》1984年第9期。
[36]宿白：《考古发现与中西文化交流》，文物出版社，2012，第50页。
[37]蔡凤书：《解读三角缘神兽镜》，载《东方考古》第5集，科学出版社，2010。
[38]关于三角缘神兽镜的产地问题，王仲殊先生根据样式和铭文认为三角缘神兽镜很可能是吴地工匠东渡日本列岛制作的产品，并详细阐明其与中国大陆出土汉晋铜镜的差异，这里援引了其中部分观点。相关论文收录于《王仲殊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39]王仲殊在《论日本“仿制三角缘神兽镜”的性质及其与所谓“舶载三角缘神兽镜”的关系》（《考古》2000年第1期）一文中引用新纳泉《権现山鏡群の形式学的位置》，《権現山51号墳》，1991。
[40]关于六朝铜镜的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主要是徐苹芳、孔祥星、王仲殊、管维良、王士伦等中国学者，以及梅原末治、樋口隆康、冈村秀典等日本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纪年镜提供的具体年代线索以及制镜者所提供的产地和谱系线索。关于铜镜制造业方面，主要是俞伟超、王仲殊、孔祥星等关于风格、分布及铭文所反映的制镜中心和工匠迁移问题的论述。关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主要是中日学界关于吴镜和三角缘神兽镜所反映的文化交流问题的探讨、王仲殊对于吴镜铭文所反映孙吴政局的考察、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对于汉式镜（特别是神兽镜）纹饰的考察，以及中日学者关于用镜思想及习俗的探讨。除专题研究外，在断代考古、铜镜研究、青铜文化研究视域下也对六朝铜镜有过不同深度的研究，图像考释、铭文释读等成果体现于层出不穷的铜镜图录。出于篇幅考虑，此注略去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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