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铜镜类型差别十分显著，北方常见连弧纹镜、圈带铭文镜、直行铭文夔凤镜、规矩镜、兽首镜、飞鸟镜等[31]。如湖北随县唐镇三国墓出土的飞鸟镜、直行铭文夔凤镜和菱云纹缘环状乳神兽镜，其镜类组合带有显著的北方特征[32]。相较汉以后北方黄河流域制镜业的衰退，汉末三国长江中下游铜镜制造业则兴盛一时。
汉末至六朝早期南方地区至少有两大制镜中心——会稽郡山阴（今浙江绍兴）和江夏郡武昌（今湖北鄂州）[33]，而鄂州出土神兽镜带有会稽工匠勒名这一点将这两大制镜中心紧密联系起来。俞伟超先生根据鄂城出土的“建安廿一年”铭“会稽所作”对置式神兽镜认为会稽山阴发展为铸镜中心的时间当不晚于汉末建安年间。孙权于魏黄初元年（220）都于武昌，鄂城铜冶及铸造业之盛自此展开，并引进会稽山阴的铸镜匠师“鲍氏”“陈氏”等在鄂城铸镜，如鄂城M3017∶1重列式神兽镜铭写道“黄武六年（227）十一月丁巳朔七日丙辰会稽山阴作师鲍唐家在武昌思其少”[34]。其勒名产品多为神兽镜A型Ⅱ式镜、D型镜和C型镜，这与浙江绍兴所见六朝神兽镜型式相似。但绍兴地区极少见D型镜，其与A型Ⅱ式镜的发展关系密切，虽数量不多但集中发现于鄂州，从纪年铭来看多制作于孙吴早期（黄初、黄武年间），可能是会稽镜工迁移至武昌后创制的样式。黄龙元年（229）孙权迁都回建业以后，这些会稽工匠可能仍留在武昌制镜，如鄂州所见“大师鲍豫”分别于黄龙二年和嘉禾五年所作重列式神兽镜，也可能因此鄂城晋墓中所见镜仍以A型Ⅱ式、C型和D型神兽镜为主。
会稽山阴地区出土的铜镜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墓葬信息，从镜式来看六朝镜以神兽镜C型和四叶镜C型为主。其中后者在长江中下游沿线均有不少发现，形制高度一致。比较特别的是金华古方砖瓦厂出土的儒家人物四叶八凤镜[35]（图二：6），以及黄岩秀岭水库和瑞安芦浦出土的方格八凤镜，这三件镜上的凤鸟刻画非常相似，而与其他的铜镜不同，具有本地制作的特点。方格外配置四组对凤的设计可能源于会稽派的画像镜。此外，浙江中部和东部东晋墓中较多地出土有多乳神佛镜，虽然鄂城、南京、长沙、赣州等地亦有零星出土，但从风格和分布来看，其产地应在浙江，可能是受到会稽镜浅浮雕画像镜主纹区以乳丁区隔、纹饰对置分布的影响，并且其还继续流行佛像题材。此外，东汉以来独立于尚方的“青盖”等制作的兽带镜、龙虎镜以及吴会、江淮地区的画像镜、龙虎镜等，到了六朝时期仍多见于江东、江淮地区。属于东汉广汉西蜀镜系的兽首镜、三段式神兽镜、方铭禽兽镜分布于长江中游和西南地区，极少见于长江下游地区。(www.xing528.com)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汉六朝镜在海外亦有不少发现。镜背纹饰带有鲜明的产地风格，加上汉字镜铭，故而域外的汉六朝镜辨识度较高，很早就引起了学界关注。如越南南部金瓯角奥高遗址（Oc-eo），是一处3～6世纪扶南时期的海港遗址，发现有孙吴时期桃形四叶八凤镜的残片[36]，是海上贸易的见证。除了产品贸易流通，更重要的是制镜工匠和技术迁移，这就不得不提及中日学者关于日本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及其制镜者来源问题的探讨。目前主要的意见有四种：魏镜说、倭镜说、魏镜延伸说（魏国铸、倭国定制或仿制魏晋）、渡日吴国工匠铸镜说[37]。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近百年的研究，著述颇丰，仍未有定论，原因在于古坟镜（特别是早期古坟镜）带有源于大陆铸镜和本地因素的复合特征。大型镜的铸造本身对于当时的日本列岛来说无疑是技术上的飞跃，镜铭亦包含明确的三国魏年号或会稽工匠勒名，某种程度上可与文献中汉（魏）倭交往的记载相映证。然而三角缘神兽镜尺寸较大，形制上结合了平缘神兽镜的内区与斜缘镜的外区，在中国尚未发现类似镜例。日本古坟出土镜有形制相似的情况，存在同型镜或同范镜的可能，这一现象在汉六朝镜中亦未发现。目前古坟出土三角缘神兽镜，数量也远远超过魏明帝所赐“铜镜百枚”，且在铭文中未见到官方交往或关于特铸的信息。[38]笔者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的出现并非源于数次官方往来，也不是单纯的产品输出，而是在长期以来大陆与日本列岛的官方和民间交往过程中，在汉文化对日本列岛的持续影响下形成的，其中不仅有产品输出，还可能存在技术传授或工匠迁移。弥生中期以来北九州地区的墓葬中已发现有舶来品的汉镜，并有着年代上的持续性。东汉以来高等级贵族单人随葬多件镜和大型镜的现象已不多见，而弥生时代的统治者则倾向于随葬多件大型、精美的汉式镜，古坟时代的三角缘神兽镜亦是如此。在海东，汉式镜及随葬镜的习俗存在一定滞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制镜技术也传播到日本列岛且被迅速接纳，而接纳的方式并非刻意追求汉镜的形制，而是基于当地人群的观念习俗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一方面，从外部传入的大型镜铸造技术迎合了当地统治者的喜好；另一方面，出现了尺寸较小、制作粗疏的仿制镜（倭镜）。有学者指出三角缘神兽镜根据纹饰和断面情况来看存在一个连续的演进过程，并与当地仿制三角缘神兽镜存在连贯性，说明制镜工匠可能属于同一系统。[39]在汉末丧乱的背景下，工匠自大陆迁移至日本列岛，大概与从北方流寓江南、从长江上游迁至下游的情况没有本质区别，东渡路线自战国以来早已形成。在这样的视角下，一方面应该探讨微观层面的镜匠迁移和互动、技术传播和变化以及地域风格特征，探究物的迁移是产品、技术还是人的迁移所导致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应从宏观层面关注汉晋之际周边地区对汉文化的接纳、吸收和本土化及其表现、程度和动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