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朝墓葬出土铜镜的年代,可供参考的线索主要有三:一是纪年镜铭;二是墓葬断代,可提供镜式下限年代的旁证;三是既有的镜类型式编年及同出镜式的情况。因篇幅有限,无法一一详细展开,在此仅围绕六朝铜镜的时代特征进行大致梳理。
第一,六朝墓葬出土镜中包含大量的东汉镜式或东汉镜,应将六朝镜置于汉镜编年研究中进行考察。传统汉式镜至此已发展到最后阶段,出现了大量制作粗疏的简化镜。如王莽时期至东汉早期的方格规矩镜,镜背纹饰四神齐备或填以仙人瑞兽。东汉中晚期,镜背填饰八禽鸟纹或卷云纹,方框内的十二支铭文及环绕主纹区外一周的铭文带也开始有所省略。到了六朝时期,方格规矩镜的主纹区比例进一步缩小,铭文带基本不见,甚至省略规矩纹,成为直径不到10厘米的方格T字纹镜或方格镜。再如东汉连弧纹镜,从东汉初年体大厚重、规整精致的云雷纹连弧纹镜逐渐简化,至六朝时期云雷纹带被凹带或弦纹带所取代。连弧间纹饰变得粗疏、纹带各部分比例不一等。兽首镜也有所简化,四叶间无法容纳完整兽首而仅填以图案化纹饰(如鄂城M1005∶4[26])。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六朝时期仍铸造了一批高质量的汉式镜。如东汉中期以来流行于南方的多乳兽带镜,在六朝墓中仍有发现,其中不乏精品。其中七乳兽带镜,从梁简文帝《望月》诗中“形同七子镜”一语可知其在南朝时期仍然流行。百济武宁王陵出土的2件七乳兽带镜,反映的正是南朝文化因素[27]。
第二,六朝镜尽管总体承继自汉镜,但仍与东汉镜有别,时代特征突出体现于神兽镜类和四叶镜类,这是源自汉末、发展于六朝前期的镜式,也是这一时期南方镜式的代表。重列式神兽镜(神兽镜A型)中,Ⅰ式镜上所见最早的纪年为建安六年(201),Ⅱ式镜上最早的纪年为建安二十二年(217),尚未见到更早的纪年,故可以认为重列式神兽镜始自汉末建安年间[28]。根据王仲殊先生的研究,直铭五段式(Ⅰ式镜)纪年镜于建安六年至建安十年大量制作。[29]无直铭重列式(Ⅱ式镜)的出现则晚于Ⅰ式镜,大量出现孙吴早期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年号,与此同时,对置式神兽镜(神兽镜C型)出现并延续至两晋,成为神兽镜的主流样式。环状乳神兽镜(神兽镜B型)中,Ⅰ式镜中的六环状乳镜(即三神三兽镜)年代较早,出现于东汉中晚期。根据冈村秀典先生的研究,从六环状乳向八环状乳(即四神四兽镜)的转变大致发生于160至170年前后。[30]此后以八环状乳镜为主流,并逐渐向Ⅱ式镜转变,即环状乳作为兽形的前后肢关节,与C型镜的兽形十分接近,仅仅存在关节是否以环状乳表现的差别,后逐渐被C型镜取代。C型镜所见最早的纪年铭为建安二十一年,孙吴前期其与多种神兽镜并行,孙吴后期至西晋被大量生产,纹饰有粗疏简化的倾向,神像兽形表现出不同风格,应是出自不同工匠之手。同向式神兽镜(D型镜)所见最早的纪年铭为建安十四年,最晚的为嘉禾六年,几乎与A型镜同时发展起来,与之关系密切,发现数量不多而集中于孙吴早期。(www.xing528.com)
四叶镜类中,兽首镜(A型镜)始于东汉中期,目前所见最早的为元兴元年(105)铭广汉西蜀所造尚方镜。以此为嚆矢,至东汉末年出现了一系列带有纪年铭的兽首镜。随之,以钮外四叶分割镜背主纹区,其间配置纹饰,外围一周内向连弧纹带的样式逐渐流行并丰富起来。扁平四叶八凤镜(B型镜)出现于东汉晚期,其中Ⅱ式镜流行时间极短且发现于一定区域内;Ⅰ式镜较为简洁,流行时间更久、范围也更广。桃形四叶八凤镜(C型镜)与A型镜相比,明显反映出B型Ⅰ式和Ⅱ式镜的影响,是汉末孙吴新创的镜式,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即六朝核心统治区域。C型镜中,有的在四叶内描绘有佛像,是汉以后新出现的纹饰题材(图二:4)。
第三,东晋以后六朝镜的面貌出现较大变化:一是随葬镜的数量大幅度减少;二是镜的质量整体下降,镜体轻薄且较小,保存状况较差;三是出现了一批创新简化镜式。吴晋时期大批制作的神兽镜和四叶镜数量骤减,以南京地区东晋墓出土铜镜为例,除少量神兽镜和四叶镜,其余为方格T字纹镜、四乳禽兽镜、多乳神佛镜、简化云纹或线条镜,以及相当比例的纹饰难辨的粗制镜。鄂城东晋墓出土镜仍以神兽镜为主,较吴晋时期大幅减少,有少量兽首镜但不见桃形四叶八凤镜。这似乎反映出镜背设计工艺的中断,仅在早期制镜中心仍有余绪。这涉及六朝铜镜地域风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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