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中国文物的途径及优化建议

3～4世纪，东亚各国在接纳中国文物的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对于追求规范的汉文化的地区，往往通过引入、继承的方式接纳中国文物；而以自身独特形式接纳汉文化的地区则基于本地区的价值观、思想背景，模仿、吸收中国文物。采用细金工艺加工而成的带有立枝状装饰的兽首形冠饰是源自三燕鲜卑慕容部的文物（图六：1）。在这类文物中，可以见到将兽首形装饰替换为汉式芝草纹饰板的样式。这种饰板上施有錾刻的列点，被认为是代替了细金工艺中金粒、嵌玉等装饰的表现形式（图六：2）。另外，辽宁省房身村2号墓出土的金铃，其制作手法、形状等与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和南京仙鹤观东晋高氏家族墓出土的金铃极为相似，由此可见其与江南间的关系（图六：3、4）。这些现象反映出中国周边民族对于汉文化的模仿，其中作为模仿对象的汉文化展现出强烈的江南地区东晋样式的特征，这一点笔者在此前已经指出^[8]。

图六　汉地与鲜卑间文物交流示例

1、2.内蒙古西河子乡出土冠饰；3.南京仙鹤观M6墓出土金铃；4.辽宁北票房身村2号墓出土金铃

此外，像晋式带具、蝉纹龛形冠饰这样基于王朝制度、样式的中国文物中的少部分，在流传过程中呈规律的点状分布。与此相对，像青铜镜和一部分六朝青瓷那样对于需求方而言显得十分珍贵的文物，在中国一方却不过是高级的日用品而已。此外，如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铅器所表现的那样，还存在着基于社会风气与宗教等活动相关的文物的流动。在中国周边地区流通的中国文物中，存在着性质上的差异，以及接受方在引进目的上的不同。

总之，六朝江南和周边诸民族、诸国之间文物往来的形态是极其多样的。可以推断文物的流动存在着诸多因素，如政权间在政治上的交涉，民间范围内人口、思潮的转移，商业活动，或大量吸收汉民族士人、工匠而形成的人口迁移等。各地区接纳中国文物的方式，根据自身立场的不同存在着显著差异。然而，试图吸收汉文化的周边民族、国家并不仅限于中国大陆的范围内，这一趋势广泛兴起于中国周边的东亚各地。也就是说，如东方的朝鲜半岛、倭，南方的越等也应视作所谓“十六国”的一部分来认识。在日本列岛各地的考古资料中，很可能还存在着像博多遗址群出土铅觚那样，尚未被广泛认知的中国文物，希望将来能对此类文物重新展开认真的调查。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考虑到近畿地区对于舶来品的垄断，以及基于政治的一元化分配方式，倭国的中国文物可能会存在少许地域性上的差异。此外，为了探讨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间的联系，有必要尽快整理各类文物的编年与各地区文物的地方特点。

（编辑：刘可维）

【注释】

[1]本文的日文稿《三国両晋時期の中国文物と古墳時代前期の倭》原刊于中国四国前方后圆坟研究会编《前期古墳編年を再考する》（六一書房，2018）。内容、图片略有凋整。(www.xing528.com)

[2]榧本杜人、町田章：《漢代紀年銘漆器聚成》，《楽浪漢墓》第一册《大正十三年度発掘調査報告》，楽浪漢墓刊行会，1974，第96～122页。

[3]町田章：《古代帯金具考》，《考古学雑誌》第56巻第1号，日本考古学会，1970。

[4]藤井康隆：《晋式帯金具補考》，《古代》第119号，早稲田大学考古学会，2006。

[5]藤井康隆：《晋式帯金具の成立背景——南京東呉薛秋墓帯金具とその系譜》，《古代文化》第60巻第1号，古代学協会，2013。

[6]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第157～178页。

[7]福岡市教育委員会：《博多21—博多遺跡群第50次発掘調查概報—福岡市埋蔵文化財調査報告書第249集》，1991。

[8]藤井康隆：《中国江南六朝の考古学研究》，六一書房，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