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江南地区
以长江中下游南岸一带为中心的江南,从孙吴开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东晋立都于建康,江南成为中国南方的核心地区。六朝时期江南的代表性文物包括青瓷器、金银器、青铜镜、玻璃器、绢、棉、麻纺织品等。其中青瓷器、青铜镜、绢、棉、麻纺织品是属于江南核心产业的产品。此外,玻璃器和各种珠类则是江南地区海上贸易活跃的象征(图一)。
图一 六朝时代前期中国文物的分布
特别是江南的青瓷器,自孙吴以降进入了成熟阶段,开始出现大量优质的产品,并迅速向以中国南方为中心的地区普及,是一种可以作为江南特产的文物。其生产中心是位于会稽郡东部曹娥江中游的上虞窑,其产地广泛分布于其周边的绍兴、余姚、萧山、余杭、宁波、奉化、临海等地,被统称为越窑。并且,这一时期,北部的德清窑(浙江湖州)、西部内陆地区的婺州窑(浙江金华)、南部的瓯窑(浙江温州)等均获得了显著的发展。会稽郡逐渐成为青瓷的一大产地。此外,其他地区如太湖西岸的宜兴均山窑(江苏宜兴市),洞庭湖南岸的湘阴窑(湖南湘阴),鄱阳湖西南、赣江流域的丰城窑(江西丰城)等陶瓷产地也蓬勃发展。概览江南的六朝瓷器,根据此前的分期编年能够成功展开断代的情况仍较为有限。同一墓葬的随葬瓷器中可能会混有多个产地的瓷器,加之每个生产地在发展变迁过程中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江南六朝瓷器具有复杂的体系(图二)。对于墓葬之类的遗址、遗迹,是否能够通过个体瓷器来进行断代,笔者仍持怀疑态度。目前来看,不得不将出土的瓷器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近年来,在朝鲜半岛的百济遗址中也出土有江南的青瓷器,百济的研究者们积极地探讨这些瓷器的时代,以及百济获取它们的途径,然而情况似乎并不简单。
图二 六朝青瓷器举例(以纪年墓出土资料为主)
1.安徽马鞍山孙吴朱然墓(249);2.湖北老河口市李楼西晋墓(272~273);3.江宁索墅西晋太岁庚子墓(280);4.南京石闸湖永宁二年墓(302);5.南京象坊村东晋墓(319);6.马鞍山马钢二钢厂M1东晋墓(332);7.马鞍山林里东晋墓(344);8.湖北枝江市拽车庙东晋墓(345);9.温州瓯海区东晋纪年墓(367);10.南京郭家山东晋墓M12(371);11.南京雨花台东晋纪年墓(379);12.南京西善桥贾东M23(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13.镇江谏壁油库M1(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14.东晋谢温墓(406);15.东晋谢琉墓(421);16.黄岩秀水岭M49(447)
六朝时期,制镜业以吴郡吴县(江苏苏州)、会稽郡山阴县(浙江绍兴)和江夏郡武昌县(湖北武汉)为中心,大量生产铜镜。另外,在金银器方面,盛行细金等高技术的金银器制作工艺。此外,孙吴时期玻璃器从西方不断传入。一般认为,金银器、玻璃器之类的器物,以及其制作技术是汉代以来通过岭南传入的,甚至很可能在同时已有胡人到达了江南。
2.乐浪地区(www.xing528.com)
乐浪郡是中原王朝统治东北边境的据点,当地居住着大量从中国内郡移居而来的民众。被认为属于汉至西晋时代的乐浪汉墓及部分出土物中,含有多样的地域因素(图三)。
1~4.乐浪·土城洞45号墓;5.南寺里29号墓;6.贞柏墓24号墓;7.养洞里5号墓
土城洞45号墓(东汉后期,2世纪后期)、南寺里29号墓(东汉末至公孙氏政权时期,2世纪末~3世纪前半)出土的陶瓷器均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的风格。土城洞45号墓的双耳陶罐、青瓷直身罐带有岭南地区的特征,双领陶罐表现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格。硬陶罐则具有长江中游西南部洞庭湖、湘江流域,乃至长江中游东南部赣北地区的特征。此外,与南寺里29号墓出土的陶质盘口壶同类的器物,也曾发现于淮南、皖南、苏北、会稽。贞柏里24号墓、养洞里5号墓出土的陶灶形明器也见于会稽、岭南一带,虽然难以确定所属的具体地区,但这种器型应属于江南乃至岭南地区文物的谱系。乐浪汉墓还出土大量精品的漆器,这些漆器主要为在正月朝会中下赐的以蜀郡、广汉郡为中心的各地工官的制品。其展现了乐浪郡与中原中央朝廷之间物质资料上的流动[2]。
众所周知,乐浪汉墓包括木椁墓与砖室墓两类。木椁墓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长江中下游和辽宁地区。乐浪汉墓中的木椁与山东至江淮地区的木椁较为接近。至于砖室墓,乐浪最早期的砖室墓土城洞45号墓与长江下游流域至江淮地区的墓葬形制相似;以南寺里29号墓为首的乐浪砖室墓大多与辽东半岛至山东地区的砖室墓相似。
也就是说,在乐浪汉墓中,除有早期土著汉人、辽东汉人、朝鲜半岛三韩之人的文化因素外,还受到了山东、淮南、长江中下游地区至岭南地区的影响。乐浪汉墓展现了来自上述地区的人以及贸易者相互杂居的情况。由此可以推定其交流范围极为广泛,而且这样的情况至少持续到了西晋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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