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庄西周墓葬性质详细分析

针对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26座西周时期墓葬的墓主人身份问题，发掘者在简报的结语中认为：

这一带的殷墓和西周墓，无论是布局还是葬俗上都有明显差别。从布局上看，殷墓相对集中于发掘区的东部和北部，西周墓则偏于西南部（仅四墓分布于北端），而且殷墓的墓圹大都相对略宽，西周墓则大都较窄。殷墓以南北向为主，也有少数东西向墓；西周墓则90%都为南北向。殷墓均带腰坑，26座西周墓中有腰坑的仅7座。殷墓的随葬品以陶觚、爵为主，陶鬲和罐不多；西周墓的组合则以陶鬲、罐为主，不见陶觚、爵。上述葬俗的显著差别，或许说明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一带的西周墓葬不是殷遗民墓，而是灭殷之后进入殷墟范围内的“周人”墓葬。

事实上，对于这批墓葬的墓主人身份问题还需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讨论。根据空间分布和随葬陶器组合的情况，可将这批西周墓葬分为4个墓群：甲墓群皆随葬单鬲，乙墓群流行鬲、罐组合，丙、丁墓群流行鬲、簋、豆、罐组合。甲、丙、丁三个墓群包含商墓和西周墓，尽管各自以群相聚，却又相互夹杂，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空白地带（图六）。

甲墓群：共有6座墓葬，其中发表随葬器物的有4座。西周早期偏早的M85位于甲墓群东部，年代稍晚的M135位于甲墓群西部，之所以将这2座墓葬归为同一墓群原因有二。其一，两墓皆随葬单鬲，且器物形制十分接近；其二，两墓皆位于同一处商代晚期族墓地范围内。西周早期偏晚的M140位于M135南侧，西周中期偏早的M126位于M135北侧，均随葬单鬲，且墓向相同。由于M148和M150没有发表出土器物，暂无法判断年代。结合空间分布与随葬陶器形制、组合等情况，甲墓群应是商代晚期族墓地的延续，自西周早期偏早延续至西周中期。

乙墓群：共有11座墓葬，其中发表随葬器物的有5座。西周早期偏晚的M97和M75位于乙墓群的中部，随葬陶器组合均为鬲、罐，且墓向相同。西周中期偏早的M129位于乙墓群北部边缘，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罐。M98仅出土1件陶壶，暂不进行年代判断。M95随葬单鬲，简报中发表的陶鬲M95∶1无领，但据笔者对该件标本实物的观察，实为有领，年代应不早于西周早期偏晚。M95位于乙墓群的东部边缘，应是受到了皆随葬单鬲的甲墓群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殷墟族墓地的发展特点是“衍生分裂”，即原有墓群继续发展的同时，在其近旁分裂出与之具有亲缘关系的新墓群^[20]。甲墓群中年代最早的墓葬年代可至西周早期偏早，而乙墓群中年代最早的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联系到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偏晚的M95随葬单鬲的情况，可知乙墓群应是由甲墓群衍生分裂出的新墓群，自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西周中期。

图六　刘家庄北地商周墓葬形态

1.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区；2.1995～1996年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发掘区

丙墓群：共有4座墓葬，其中发表随葬器物的有3座。西周中期偏早的M104和M81墓向相同，随葬陶器组合均为鬲、簋、豆、罐。简报中发表的西周中期偏晚的M82的随葬品有豆、罐各1件，但简报结语中提及“西周墓的两组打破关系，以M82→M81最为重要，由此我们知道：BⅡ式鬲早于BⅢ式鬲、Ⅰ式豆早于Ⅱ式豆”，据此可知M82应出有陶鬲，其随葬陶器组合很有可能也是鬲、簋、豆、罐。

丁墓群：共5座墓葬，其中发表随葬器物的仅有1座。西周中期偏晚的M79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豆、罐。

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西周时期带腰坑墓葬的墓主人通常被认为是殷遗民^[21]。简报指出这26座西周墓中的7座墓有腰坑（其中4座殉狗），但通过简报仅可知位于丙墓群的随葬陶器组合为鬲、簋、豆、罐的M81有腰坑、殉狗，据此可知M81的墓主人应为殷遗民。根据相同的随葬陶器组合推测丙墓群和丁墓群的墓主人应是殷遗民。由于简报发表的材料有限，并不清楚除M81之外的6座腰坑墓是否全部分布于丙、丁墓群之中。就已发表的材料而言，甲墓群出现于西周早期偏早，是该处商代晚期族墓地的延续，延续至西周中期，乙墓群是由甲墓群衍生分裂出的新墓群，出现于西周早期偏晚，延续至西周中期，据此推知甲、乙墓群的墓主人也应是殷遗民。

除上述分析外，还有三点理由可以进一步夯实这一观点。

第一，商墓与西周墓的墓向均以北偏东为主，应是“殷人尊东北方位”^[22]观念的反映。

第二，商墓与西周墓墓圹大小的差异更有可能是社会地位的差异。简报指出，商墓“长3米以上者有6座”，西周墓“仅M119长3.2、宽2.1米”，商墓出有鼎、觚、爵等铜容器，西周墓未出铜容器。这批西周墓的规模和规格都明显不如此前的商墓，应是本地的商人及其后裔在改朝换代后社会地位下降所致。

第三，随葬陶觚、爵是殷墟商墓的重要特征，但随着周人禁酒政策的实施，殷遗民不得不放弃以陶觚、爵为核心的随葬陶器组合。简报中提及的“殷墓的随葬品以陶觚、爵为主，陶鬲和罐不多；西周墓的组合则以陶鬲、罐为主，不见陶觚、爵”并不足以证明这批西周墓葬的墓主人是周人。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简报结语中的举证并不能说明这26座西周墓是“灭殷之后进入殷墟范围内的‘周人’墓葬”，这批墓葬的墓主人应是本地的商人及其后裔。文献记载，周公二次东征后，曾将“殷顽民”从“大邑商”大举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献中并未提及此后的殷墟遗址范围内是否仍有殷遗民居住，因而不能排除西周时期的殷墟遗址范围内仍有少量本地的商人及其后裔的存在。

前文已通过随葬陶器形制特征论证了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实为西周时期墓葬。与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26座西周时期墓葬的情况相似，M27与另外20座商墓集中分布于居址周围，与多数墓葬均保持北偏东的墓向（图六），且墓圹较商墓窄，据此可知M27的墓主人也应是殷遗民。

刘家庄南地85AQMM64更为上述认识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墓随葬陶鬲85AQMM64∶2为殷墟四期晚段以来典型的“商式鬲”，柱足陶鬲85AQMM64∶3则属于“商式鬲”的变体。此墓有腰坑，是将墓主人判断为殷遗民的又一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是，与此墓所出朱书玉璋类似的墨书石璋亦见于刘家庄北地殷墟四期晚段墓葬M1046^[23]，朱书玉璋之上书有“祖甲”^[24]（图三：4），这为判断墓主人为殷遗民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证据。

综上可知，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材料，殷墟刘家庄可辨识的西周墓葬有28座。这些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核心为陶鬲，凡随葬陶鬲者必有柱足鬲，其最初形态为殷墟四期晚段肥袋足无实足根鬲附加柱足而成，属于“商式鬲”的变体。这些墓葬皆无铜容器随葬，表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这些墓葬中有8座墓葬带腰坑（其中4座殉狗），这是属于商人的葬俗。从空间分布上看，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26座墓葬和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皆为商代晚期族墓地的延续，根据简报提供的信息，刘家庄南地85AQMM64也应是商代晚期族墓地的延续。刘家庄南地85AQMM64所出朱书玉璋之上所书“祖甲”为判断墓主人为殷遗民提供了关键的文字证据。据此可知，刘家庄西周墓葬的墓主人应是本地的商人及其后裔。

（编辑：徐峰）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年第1期。

[2]安阳市文物工作队：《1995—1996年安阳刘家庄殷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市西高平遗址商周遗存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6年第4期。(www.xing528.com)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5]李宏飞：《安阳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7]李宏飞：《孙家城H29陶器群及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7年第3期。

[8]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5册，1951，第1～62页。

[9]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第1期。

[10]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曹定云：《论安阳殷墟发现的“易卦”卜甲》，《殷都学刊》1993年第4期。

[11]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12]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的两个西周墓》，《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3]邹衡：《论先周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第297～367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10—201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12期。

[15]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载《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36～47页。

[16]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载《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36～47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刘家庄北地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7期。

[18]李宏飞：《安阳地区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

[19]殷墟孝民屯考古队：《河南安阳市孝民屯遗址西周墓》，《考古》2014年第5期。

[20]Tang Jigen，“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2004.

[21]张明东：《商周墓葬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22]杨锡璋：《殷人尊东北方位》，载《纪念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第305～314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载《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第359～390页。

[24]孟宪武：《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载《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第8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