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庄北地（同乐北区）西周遗址的年代辨析与优化

在刘家庄北地（同乐北区）2010～2011年发掘简报^[14]中，发掘者开始注意到部分遗存有可能属于西周时期。如在介绍TG1T4109～T4309北壁剖面时，指出第④层包含“陶器以鬲、盆、罐等为主，属殷周时期”；在介绍道路时，指出“叠压在路面上的是静水湖相沉积的黑淤黏土，包含物不多，有殷周时期的残陶片”；在介绍沟渠时，指出“共发现殷周时期的沟渠多条”等。

关于G1，发掘者具体指出：

根据殷墟分期的传统标准判断，打破G1的M15出土的陶觚、爵、盘及被G1打破的M858所出仿铜陶礼器和陶器的年代均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这样，G1的年代按理应属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但如果综合考虑到道路系统的使用、废弃的年代，G1的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

G1的年代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已有的研究表明，殷墟遗址的墓葬随葬仿铜陶礼器的现象出现于殷墟四期Ⅳ5段^[15]，故被G1打破的M858的年代应属殷墟四期Ⅳ5段。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发现的26座西周墓、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以及刘家庄南地85AQMM64均以陶鬲为随葬陶器组合的核心，这些墓葬中已不见陶觚、爵，应是周公二次东征后的禁酒政策的直接反映，故亦应将打破G1的M15归入殷墟四期Ⅳ5段。据此，可将G1的年代卡在殷墟四期Ⅳ5段，考虑到“殷墟第四期文化Ⅳ4段以前都属晚商时期，而Ⅳ5段文化跨商末周初”^[16]，故可将G1的年代定为商末周初。

关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的绝对纪年是否进入西周初年”的问题，发掘者列举F79东部庭院窖藏坑H2498以及2008年发掘的J30、J31、H326^[17]等单位，指出：“如此多的青铜重器突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内被打碎、弃置或埋藏，加之此时的大型建筑被焚毁，这些事件绝非孤立发生，可能与周人灭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

然而上述单位的年代并非均为商末周初，J31的年代便可晚至西周早期。圆肩旋纹罐J31∶3与其他遗物共出于井底的木质井框内（图四）。

图四　刘家庄北地（同乐北区）J31所出遗物(www.xing528.com)

1.J31：12；2.J31∶5；3.J31：13；4.J31∶6；5.J31∶3；6.J31∶4；7.J31∶1；8.J31：11b；9.J31∶11d；10.J31∶11a；11.J31∶2；12.J31：11c

殷墟文化流行圆肩绳纹罐，有少量圆肩近折的旋纹罐，素面的圆肩罐出现于商末周初，肩部饰旋纹的圆肩罐出现于西周早期^[18]，孝民屯发现的西周早期墓葬M687、M788、M882便出有这样的圆肩旋纹罐^[19]（图五）。据此可将J31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而非商末周初。

图五　随葬圆肩罐的墓葬

1.GM233∶6；2.GM233∶26；3.GM233∶41；4.GM233∶40；5.GM233∶29；6.GM233：24；7.GM233：25；8.GM233：8；9.GM233∶16；10.M788：1；11.M788∶2；12.M788∶3；13.M687∶3；14.M687∶2；15.M687∶1；16.M882∶3；17.M882∶1；18.M882∶2

前文通过对刘家庄北地（电业局）西周居址遗存的分析可知，之所以判断年代已进入西周，主要是由于西周早期周式联裆鬲（如96T2⑧∶1、95T1J1∶1）和“易卦”卜骨（95T1J1∶4）等标志性器物的出现，而与之共出的商式鬲（如96T1⑧∶1、95T1⑧∶1）、簋（如96T1⑥∶1、96T1⑥∶2）、盆（甑）（如95T1⑧∶2、95T1⑧∶3、95T1⑧∶4）等多数器类仍然保持殷墟四期晚段特征。刘家庄北地（同乐花园）J31也因出有进入西周早期才出现的圆肩旋纹罐J31∶3而将年代定为西周早期而非商末周初。考古发掘往往具有随机性，若无上述标志性器物的出现，则这些西周遗存的年代很有可能被误判为商末周初甚至商代晚期。这为相关研究提供警示：在判断文化面貌上呈现殷墟四期晚段特征的单位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其年代下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