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文献的多重社会用途及其优化

这种与商代甲骨文有关的神秘性，也为一些学者提供了一个窥视西周（前1045～前771）青铜铭文的有色镜子。在各种出版物中，至今总共收录了21014件铸刻于青铜容器或武器上的铭文。^[27]以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为代表的某些学者认为，青铜器是贵族家族置放于宗庙供奉祖先的宗教物品。铸铭的主要目的是向先祖传递信息，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给后代留下信息。因此，青铜器铭文就是这样的宗教性文书，而在天上的祖先则是它们预设的读者。^[28]这一观点的表达非常强烈，主要基于推理，但若全面思考青铜器的使用及铭文产生的社会背景，这个观点则是有严重缺陷的。但是，我们这里的重点不在于铭文的历史价值或者青铜器的功能，而是这种观点可能会怎样引导（或者误导）我们对于西周读写文化状况的思考。青铜器铭文是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利用的、最为广泛的西周时期的书写材料，因此，这无疑是研究古代读写文化中一个重要问题。

至少，以罗泰为主的观点明确地将拥有铸铭青铜器的周代社会贵族从铭文的读者群中排除了出去。那么就只需要一小群职业的书手专门通过铸造青铜器铭文来和祖先进行交流，这样就绕开了日常接触铭文的周代社会贵族。顺着这种逻辑，无论数量多少，青铜器铭文在西周社会简直就无法被视为读写文化的证据，因为它们并不期望被在场的任何人阅读或理解。如此，它们便与对西周读写文化的评价无关。但是，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观点，对西周读写文化的评估必须依赖于对青铜器铭文性质的清晰而且坚定的认识，它们是西周社会最重要和广泛的文字证据。

多年来，笔者一直持有一个立场，即在更广泛或多重社会背景下看待青铜器铭文的性质。^[29]我并不否认青铜器在西周宗教，或者在西周国家的政治-宗教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我主张青铜器在西周社会中扮演着更重要的社会角色，涵盖了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另外，青铜器铭文不仅与西周贵族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是他们为提炼、颂扬和诠释个人生活经历，乃至为影响他们的将来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换言之，那些曾经拥有、使用和目睹这些青铜器的周代贵族十分在乎青铜器上的铭文，他们期望这些铭文在它们所服务且能完全体现自身价值的多重社会背景中被阅读、理解和欣赏。这种对青铜器铭文性质（也许是多重性质）与社会角色的理解引导出在西周读写文化问题上的两大观点：①青铜器铭文是西周社会中实际书写与阅读的证据（而不是面向神灵世界揭示的宗教论题），因此它们是西周读写文化的证据；②青铜器铭文显示，西周社会读、写活动所见的读写文化，可能并不局限于职业书手这一小团体（“职业”意味着他们的社会作用完全与文字知识联结在一起），而是包括了西周贵族人口的参与，这是由那些富有权力，并乐于铸造有铭青铜器的贵族家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支持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说的还远不止于这些。

对铭文和青铜器所反映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用途的充分讨论需要一本书的篇幅。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此处我们只能对有助了解西周社会读写状况的有关铭文内容做一个简要的分类性总结。

a.铭文内在证据表明青铜器铭文具有“纪实”的目的。“记录”王命或训诰是许多青铜器生产的明确目的和意义所在；这些铭文本质上是供制作者阅读和自省的，正是这些人赋予了铭文生命，并视之为自己生活和事业中的重要向导。例如，这些铭文中最重要的是史簋铭文（《集成》：4031），它描述的是作器者将王命铸刻在青铜器上，以达到他“朝夕监”的目的。^[30]荣簋铭文（《集成》：4241）说的是器主荣，铸造这件青铜器实际上可能是为了“记录”（典）王的口谕（图七）。“典”的动词形态也同样见于倗生簋的铭文（《集成》：4262），但其背景是两个贵族家族之间的一次土地经济交易，铸铭的目的是“记录”（典）这次交易。无论如何，铭文的典藏或指示功能（这必然意味着阅读和理解的行为）都是清楚的。还有一些铜器铭文，例如太保簋铭文（《集成》：4140），表明铸造和展示这件青铜器的主要目的是对周王命令的回应。尽管在这些例子中没有直接提到文本生成的活动，比如阅读，但铭文的具体目的显然就是记录与周王及其臣民，或是与该件青铜器铸造者有关的社会事件。

图七　荣簋及其铭文

b.贵族聚会（如家内宴飨）是青铜器和铭文所服务的最重要社会活动之一。很多青铜器上都明确记载了青铜器的铸造目的是在贵族宴飨或娱乐中使用，无论是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如多友鼎（《集成》：2835），还是为了巩固同僚或家族亲属之间的友谊，像麦方鼎（《集成》：2706）、命簋（《集成》：4112）和令簋（《集成》：4300）。尤其是麦方鼎的铭文具体说明了该器皿是与朋友宴飨时使用的“簋饲”。命簋的铭文则指明其制作目的是供招待同一政府部门的官员（寮人）而使用。还有一件青铜器，敔簋（《集成》：3827），其铭文直接说明了该青铜器的用途是给家族中的幼辈盛食。这些青铜器是否曾经用于宗教场合是另一个问题（没有理由证明它们不能如此使用），但是，它们和其铭文制作的主要目的，或者说它们被寄予的社会价值是严格地由西周贵族的家内生活背景界定的。还有大量铸铭的媵器是供已婚女性在内室梳洗使用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的在家族宴飨或娱乐场景中使用青铜器的情况也被传世的周代文学作品所佐证，譬如《诗经》中的《伐木》即描述了这样的家族宴飨场景，几件青铜器摆放在家族招待的客人面前。^[31]

c.大量的饙器是家族中用来盛食的器皿。有超过50件青铜器，其铭文清楚地表明它们是饙器，其中还有许多是内容丰富的长篇铭文。据古文字学家分析，“饙”字在本质上与古代汉语中的“饭”字相同。^[32]尽管对带有“饙”字铭文的青铜器作为盛食器皿的性质大家均无异议，但是有一点经常被学者们所忽略：在超过50件的饙器中，没有一件声明是奉献给某位祖先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某些青铜器在特殊情况下被用于祭祀祖先的可能性，但这类青铜器的这种用途始终是次要的，且偏离了其作为周代贵族家族生活成员盛食器的主要目的。这类铭文中的典型例子是伯康簋铭文（《集成》：4160），它可能是由西周中期的一位王子所铸，其铭文具体内容为：伯康铸造了这件珍贵的簋，他希望用它来宴请朋友，并为王父和王母盛食（图八）。这一现象也印证了这类青铜器作为盛食器的既定用途。毫无疑问，这些青铜器主要是供周代贵族家内使用的。

图八　伯康簋及其铭文(www.xing528.com)

d.铭文显示某些青铜器的铸造是为了招待周王。有一组青铜器特别有趣，它们的铸造和铸铭的唯一目的是记录周王来访时的宴请场景，如仲爯簋（《集成》：3747）和伯者父簋（《集成》：3748）。这样的青铜器大约有10件，对了解周王的行政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过去曾提及，与后世的中国君王不同，周王频繁出宫旅行，有时会去访问官员的住所或官署。^[33]这些青铜器的存在似乎很好地应和了周王的这种行为方式，因为在周王出席的场合，这些盛放食物的青铜器以及青铜器上的铭文都会充分取悦来访的周王。

e.有些铭文保留了在法律或其他背景下使用书写文档的真实特征。一个典型例子是散氏盘（《集成》：10176）（图九）。铭文描述的是（更确切地说是传递了）陕西西部的散氏宗族与夨国签订的战后条约。但是它对商定的新边界的地形特征的非常详细的记载，很不易理解。与其他长铭在文末以半行字结束的惯例不同，在散氏盘上，最末的半行文字并未顶铭文最上格书写，而是写于最末一行的下半，明显与条约文本正文分离。这半行文字说的是：“厥左执史正，中农。”它实际上是夨国大臣在条约上的正式签名，从而确认这个条约的内容。这一现象暗示，一方面，原先可能有一份写于简牍或纺织物上的文档（条约），它达成了两国之间的和平协定；另一方面，将文档转铸于青铜器上显然是因为青铜的耐久性，可将这一重要文档保存到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氏盘铭文真实地保留了原书写于易腐材质上的原始条约的文本特点，故其典藏或参考价值也是毋庸置疑的。

图九　散氏盘及其铭文

f.铭文中的证据表明了书写的广泛用途。虽然它们自身并不是它们讲到的这些特定形式的书写作品的承载物，但是青铜器铭文证实了在多重社会背景下书面文档/契约的使用，包括在官方册命仪式上将书于简牍上的王命转交到官员手上。例如，在颂鼎（《集成》：2829）铭文中就有相关记载。有超过100件青铜器铭文是将以竹或木制文件形式承载的“王命书”全部或部分地复制到青铜器上，这些文件是铜器的铸造者在周廷收到的。在土地契约方面，例如，吴虎鼎（《新收》：0709）铭文描述了一个僚属把称为“书”的土地文书正式移交给土地领受者。六年琱生簋（《集成》：4293）铭文中记载的是王廷将土地登记簿交给一个贵族望族召氏。倗生簋《集成》：4262）的铸造是为了保存一次经济交易记录，在它记载的土地换马的交易中也使用了契约。西周铭文中也有关于军事活动中惩罚士兵的书面记载，例如，师旂鼎（《集成》：2809）。以上青铜器为评价西周社会青铜器铭文以外的读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石，笔者以前对此有过详细的讨论。^[34]

以上证据表明，在西周社会中，铸造青铜器和铸铭的目的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显然，从青铜器铭文的“宗教性”来解释所有青铜容器和武器的铸造及铭文是行不通的。从根本上说，利用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即有铭青铜器是服务于西周贵族需求的场景）来决定青铜器的所谓“性质”，这从认识论上讲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冒险。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铭文的文本内容是完全独立于（当然不是源自）承载这些铭文的容器功用的。在青铜器上铸铭的真正原因特别在于其使用的广阔社会背景（兼含宗教和非宗教的），在这些背景中，周代贵族需要这些宝器为之服务；并且，这也是因为耐久的青铜器能更好地保存和延续铭文文本中所记载的有关家族威望以及体现个人社会价值的重要信息。当然，这些信息也不局限于个体事迹，同时也包括需要长久保存的集体成就，比如散氏盘的铭文。换言之，青铜容器只是将书面文字呈现给广阔的周代贵族社会的一种工具。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青铜器铭文能否体现西周书写文化的全貌。当然不是；相反，铭文仅是因为幸存下来而得以成为西周读写文化最重要的一种证据。事实说明，还存在其他类型的书写作品（上面的f），以及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青铜器铭文都复制了最初写在易腐材质上的文字，并且在铸造之前被刻于陶范上，^[35]毋庸置疑，西周时期的书写除了以青铜器为载体外，还有相当数量见于其他材质。除青铜器铭文外，我们还多少可在少量传世作品，如《易经》《尚书》和《诗经》中看到这些书写内容。^[36]尽管如此，青铜器铭文仍然向我们传达了西周时期书写活动的一个精练的现实。根据青铜器铭文的表现及其描述的内容，书写至少以15种不同的方式满足了西周贵族的需求（表一）。

这样一来，相比于威廉·哈里斯所描述的还处于“书手读写”（scribal literacy）阶段的商代读写文化，西周的读写文化则要广泛得多。对书写作品得以形成或使用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背景的识别，显示了有相当多的西周贵族一定可以处理相关文书和欣赏对他们生活很重要的书面文字，这也是他们生产青铜器或铸铭的意义所在。总的说来，周王很可能具备读写能力，有些青铜器铭文实际上清楚地表明周王正在阅读书于竹简上的诏令。在中央政府和许多地方机构任职的大部分周代官员都很有可能识字。铭文记载的文书官员数量是西周各类政府官员中人数最多的，他们一定是识字的社会精英成员。青铜器铭文本身就是西周社会读写文化无可争辩的证据。笔者认为，这种读写文化现象最好被定义为“精英读写”（elite literacy），因为用“精英读写”的概念可能比用“书手读写”（scribal literacy）更具有广泛意义。在笔者看来，“精英读写”是读写文化的一种现象，即整体规模与总人口相比仍然很小的大量社会精英具备了熟悉和欣赏读写艺术的能力，并且许多人确实能够在需要时使用这项技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局限于安阳和王都以外两三处遗址，西周铸铭青铜器的发现却遍布中国北方和南方部分地区。因此，西周读写文化不仅在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内传播，且跨越多个社会领域，使得西周成为中国乃至东亚读写文化扩张的关键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