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读写文化的发展及铜器铭文的性质和用途

李　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高凌艳　周靖芬　徐峰　翻译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摘要］为了解早期中国日常生活中读写文化（Literacy）的重要性，本文将帝国之前读写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石器时代南方良渚文化晚期和北方龙山文化书写（与阅读）迹象初现，到商代中期真正书写产生的条件臻于成熟（约前3000～前1250）；第二个阶段，商代晚期（约前1250～前1046），这个阶段以为了占卜而在兽骨或龟壳上进行契刻的成熟书写体系为标志，但这种能力仅限于职业书手群体和一些占卜者；第三个阶段，西周时期（前1045～前771），读写文化突破了职业书手的范畴而进入了更大的社会圈，书面文字的阅读和鉴赏也在周代社会精英中广为流传。本文尤其关注铜器铭文的性质，并且提供具体的证据来证明铜器铭文不仅在家内和法律经济背景下使用，即用于文书记录，而且超越了狭隘的宗教界限。由于铭文的文本内容往往与青铜器本身的功能无关，青铜器实际上是书面文字广泛流传于社会背景中的载体。换句话说，铸铭的青铜器不仅与西周精英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还是他们为提炼、颂扬和诠释个人生活经历，乃至为影响自己的未来所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www.xing528.com)

［关键词］读写文化；甲骨文；铭文性质

欲了解古人的读写状况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中国或许是可以用来做比较的一个理想对象。这一选择之所以必要，不仅在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发明并延续使用由特殊图形组成的独立书写体系的地区之一，还在于考古发掘或是民间偶然发现了大量早期书写作品。不过，无论是在中国本土的史学传统中，还是在西方的汉学中，以往均缺少可供我们对读写文化进行合理比较研究的任何基础。事实上，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开始对这个陌生的领域进行规模性的探索；在此之前，学界几乎从未将中国早期帝国时期的读写文化当作一个研究课题。^[2]即便在研究从公元6世纪到1911年中国的中古和晚期帝国时，读写文化的问题通常也只有在科举考试制度或古代教育的研究中被论及^[3]，也许只有一篇例外^[4]。由于先前的著作对于中国早期读写文化的研究几近空白，因而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学者在进行该课题的研究时，除了面对浩如烟海的传世典籍外，还必须分析考古发现的第一手书写材料，包括甲骨文、金文及简牍文书。

在我们比较分析地中海世界和中国的读写水平的共同研究中，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认为，前现代农业社会的成人识字率不太可能高于总人口的10%；笔者认为中国的秦汉时期也是如此^[5]。以这个数字作假定的最高值，并假定中国早期的读写文化发展与其他地方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将中国早期文字发展分为若干阶段：①第一阶段，从出现书写（以及相应的阅读）迹象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商代中期（约前3000～前1250）出现真正书写的条件得以成熟；②第二个阶段，商代晚期（约前1250～前1046），这个阶段以为了占卜而在兽骨或龟甲上进行契刻的成熟书写体系为标志；③第三阶段，西周时期（前1045～前771），书写突破了专职书手的范畴而进入更大的社会圈，并且阅读活动在西周贵族阶层中变得普及。虽然读写文化的扩张和书写体系的成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是平行发展的。没有书面文字作为基础，谈何读写文化？读写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文本导向事件”（text-oriented events）^[6]。另外，书写体系的发展可以被看作这个体系的实用价值不断随着文字库的扩充而增加的过程，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书写体系本身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其功能也变得更加灵活。除一些极特殊情况外，这个过程必然会促进读写文化（书写与阅读的统一）的扩张。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中国书写体系起源的现有材料进行简单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