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宗教情怀与历史态度：《王志谨学案》阅读体验

丁原明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外关于全真教的研究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哲学、历史以及宗教等各个学科的学者都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尤其是步入新世纪之后，受西方学者的启发和刺激，宗教学、历史学的视角逐渐取代传统的哲学以及思想史的进路，成为全真教研究中的“显学”，越发显示出强大的后劲和生命力。

之所以如此，除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逻辑和学理上的考虑:首先，全真教是一种宗教，我们只有采取“视宗教为宗教”的态度，才能真正理解作为宗教的全真教的深刻内涵;其次，全真教有其自身发展的客观历史，我们只有在理清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才能准确还原和定位作为文化传统的全真教的思想贡献。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赵卫东、王光福合著的《王志谨学案》^[1]显示出了其在当前全真教研究总体背景下问题意识和关注角度上的独特性与敏锐性。

《王志谨学案》共分为六章，依次分别是:生平事迹、心性理论、工夫理论、宗系传承、宫观网络和历史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全真学案》已出的大部分全真祖师和高道的专辑，全真教第二代弟子王志谨的《学案》专门增加了“宗系传承”和“宫观网络”两个部分，即第四章和第五章。恰恰是这两个独特的新增部分，彰显出了《王志谨学案》作者深沉的宗教情怀和严谨的历史态度。笔者不揣冒昧，以这两部分为主，兼及《王志谨学案》中其他殊胜之处，尝试窥探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动机，以求展示作者先行的问题意识和宏观的关注角度。

第一，深沉的宗教主义情怀。较之《全真学案》的其他高道专辑，《王志谨学案》的作者在写作过程中透露出了其“视宗教为宗教”的态度，即不再仅仅将全真教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和来源之一，而是从将全真教作为一种宗教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全真教。对此，我们通过《王志谨学案》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会有明显的体会。

在“宗系传承”一章中，作者详细列举了确属王志谨一系的亲炙弟子和再传弟子共计170位。^[2]就笔者所见，除《西北道教史》^[3]中曾以列表形式历数丘处机一系的弟子之外，《王志谨学案》所做的统计工作在诸《全真学案》专辑中尚属首次。这表明，《王志谨学案》作者已不再仅仅把王志谨诸弟子看作是必不可少的附翼和补充，用以反衬王志谨的道行与功业。相反，在金元全真教的整体发展过程中，王志谨及其身后众多弟子的存在，一方面构成了金元全真教团不可分割的部分，共同促进了全真教规模的壮大;但另一方面又表明王志谨一系众弟子似有自成阵营之嫌，为日后全真诸岔派的正式出现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作者在本章还颇具匠心地考察了王志谨一系“掌教”的传承，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除全真整体教团的“掌教大宗师”外，王志谨一系的“掌教”也同样获得了元廷的认同和许可。^[4]

在我看来，《王志谨学案》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之所以如此布局，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导向的。2014年，《王志谨学案》作者之一赵卫东教授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真道宗派问题研究”获准立项。《王志谨学案》中此种写作策略的运用，应该是受到了基金项目的启发和引导。正如文中所言:“至少自元初开始，王志谨一系就已经有了自觉的宗派意识，而且有较为系统明确的掌教传承。虽然，至今仍然不能确定，王志谨一系在元代的传承情况是否与后来奉郝大通为祖师的华山派有联系，但至少可以确定，全真道各系很早就有了自觉的宗派意识，而且这种宗派意识，对于以后七真道派的形成，必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这也就意味着，教团组织的形成与分化这一宗教本身所独具的问题，已经成为《王志谨学案》作者所非常关心的问题之一。

与之相似的是，在“宫观网络”一章中，《王志谨学案》作者又详尽地梳理了王志谨及其众弟子所创建、住持以及发生交涉的核心宫观、主要下院以及其他宫观共计49所。这些宫观以及相互之间隶属关系的存在，再次印证了王志谨一系自觉的宗派意识的存在。换言之，尽管“宗系传承”与“宫观网络”两章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但其背后所隐含的问题意识却是一致的，即全真教作为一种宗教其自身内部的组织和分化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提出，恰恰彰显了《王志谨学案》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深沉的宗教主义情怀。

第二，严谨的历史主义态度。自全真教研究兴起之后，就研究的基本思路而言，“六经注我”的思想性阐释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我注六经”的历史性还原则相对较少。不过，正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种研究思路和方法竞相出现。具体到《王志谨学案》来说，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严谨的历史主义态度，虽然以文献资料为主，但却首先勘对文本的起源与创作年代，其次分析文本创作的主观性和意图性，进而借用严格的历史考证，力求还原真实的全真历史脉络。

在王志谨著作的版本问题上，《王志谨学案》作者考证认为目前有四个版本流传至今，分别是北图(即国家图书馆)元刻本、《道藏》太玄本、《修真十书》本以及《道藏辑要》本四种。在这四种版本当中，《道藏》太玄本与《道藏辑要》本实为同一个本子。至于北图元刻本和《修真十书》本，《王志谨学案》作者则在与杨讷教授辩论、商榷的基础之上，得出了与杨讷教授不同的结论:“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它们极有可能是依据同一或不同底本编订而成的，即使依据的是不同的底本，两个底本之间也并不存在谁早谁晚的问题。”^[6]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北图元刻本的原貌呈现，《王志谨学案》作者还曾于2014年夏天亲自前往国家图书馆，比照缩微胶片一字一句校对，堪称定案之作。由此，作者对于文本历史性、客观性、真实性要求之严格可窥见一斑。

在王志谨师承的归属问题上，《王志谨学案》作者也提出了与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不同的看法。在《长春道教源流》中，陈教友认为王志谨先师郝大通，后礼丘长春，且深受丘长春的影响，因而将之归属于丘长春的弟子。然而，这一做法却有为强调长春法脉绵长而曲解历史事实之嫌。因此，《王志谨学案》作者更倾向于依据时人记述，即元人刘将孙《汴梁路栖云观记》中的“栖云(即王志谨)父郝太古，从丘长春”一语，认为“虽然王志谨的思想深受丘处机的影响，但从宗派归属而言，其始终属于郝大通一系”^[7]。《王志谨学案》作者依据历史、尊重史实的态度再一次显现无疑。

在笔者看来，深沉的宗教主义情怀和严谨的历史主义态度，正是《王志谨学案》所显示出来的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尤其是在当前全真教研究的背景之下，这种情怀和态度更加具有前瞻性和重要性。(www.xing528.com)

尽管如此，《王志谨学案》在写作过程中仍存在些许不尽之处。首先，在“视宗教为宗教”这样一种视角之下，全真修炼的技法和手段应该属于一个独立的部分，而《王志谨学案》作者却将之依附于工夫理论，着重阐述其对于心性修炼的功用和价值。当然，住丛林、坐环堵、战睡魔等修炼方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心性修炼。但是，这些方法本身也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如王志谨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坐环堵在全真教之前就已经拥有悠久且广泛的实践历史，可惜的是，《王志谨学案》中对此并没有展开讨论。其次，《王志谨学案》创作在当前全真教研究的背景之下展示出了自身的亮点与特色，但在讨论王志谨一系的“宗系传承”和“宫观网络”时，该书并没有细致提供当时状况之下更为广阔的宗教生态背景，进而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展现王志谨一系弟子与其他全真高道及其诸真弟子的关系，换言之，没有展现王志谨一系对于包括所有宗系传承和整个宫观网络在内的全真教总体宗教版图之形成的贡献。

当然，之所以说《王志谨学案》仍有未尽之处，笔者是依据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背景而发出的一家之言。依据文本解释理论，文本一旦形成之后，便为随之而来的阐释提供了无尽的空间与可能。虽然如此，“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获赠书稿之后，笔者便已然无法还原《王志谨学案》作者创作时的动机与意图，希望笔者所言，能够以一种“他者”的视角，为《王志谨学案》提供一种认识和解读的可能。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

[2]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第181～216页。

[3]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第140～144页。

[5]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第144页。

[6]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第46页。

[7]赵卫东、王光福:《王志谨学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