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著录流传考与历代目录：重点剖析《儒家者言》

刘全波　晁芊桦

摘要:《孔子家语》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为二十七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一卷，《旧唐书》《新唐书》均著录为十卷。宋代以后，《孔子家语》长期以十卷本流传于世;元明时期学者对《孔子家语》又有诸多补注，出现了八卷本、五卷本和三卷本，情况更加复杂。本文根据河北八角廊出土的汉简《儒家者言》以及历代目录典籍、敦煌文书对《孔子家语》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考辨，认为《孔子家语》的卷数差异应为分卷方法不同所致，并不存在篇目等方面的结构性损伤。宋代以后，《孔子家语》虽有诸多不同版本，但王肃注本《孔子家语》一直流传至今，并未断绝。

关键词:《孔子家语》　《儒家者言》　著录　流传

作者:刘全波，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晁芊桦，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生，主要从事文献学研究。

一、研究史回顾

《孔子家语》(又称《孔氏家语》，以下简称《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载:“《孔子家语》二十七卷。”^[1]“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2]《隋书·经籍志》载:“《孔子家语》二十一卷。王肃解。”^[3]《旧唐书·经籍志》载:“《孔子家语》十卷。王肃注。”^[4]《新唐书·艺文一》载:“王肃注《论语》十卷。又注《孔子家语》十卷。”^[5]《宋史·艺文志》载:“《孔子家语》十卷。魏王肃注。”^[6]由于历代典籍对《家语》卷帙的著录不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录空缺，因此关于今本《家语》是否为王肃伪作广受历代学界的争论。宋代王柏、清代孙志祖均认为今本《家语》系王肃伪作，而朱熹、黄鲁曾、陈士珂则以为今本《家语》并非伪书。清代以来，随着考据学、疑古派的盛行，《家语》为伪书一说曾占据主流。然随着河北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等文献的出土，学界关于今本《家语》是否为王肃伪作又有了新的研究。

《家语》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王柏、陈士珂、清代四库馆臣为代表，主要通过目录考证、版本校勘及研究《家语》的序言来考证《家语》的真伪，如王柏在《鲁齐集》中对《家语》考证，认为《家语》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7]根据《汉书·艺文志》所载“二十七卷”、颜师古注解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载“二十一卷”的著录情况，判断汉唐之际二十七卷本《家语》业已佚失，二十一卷本《家语》系王肃为驳郑氏之学而托名孔安国伪作，王柏认同“非今所有之《家语》”的说法。对于以上考证，笔者认为，虽然王柏研究了《家语》的序言以及著录情况，但没有涉及《家语》内容和篇目的考证，因此易将分卷的不同视为篇目的结构性损伤甚至伪书，而《儒家者言》等出土文献的出现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陈士珂所撰写的《孔子家语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则认为《家语》非伪。陈在《疏证》中，主要通过援引《礼记》《春秋》《说苑》等其他古籍与《家语》记载相同之处以证明《家语》所记载之事并非空穴来风。这种考证虽有力地证明了《家语》所载史料的真实性，但却无法否定“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8]的说法。随着清代以来考据学的日益严谨以及疑古派的盛行，《家语》为伪书的说法几成定论。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家语》相合者，整理者定名为《儒家者言》，共十章。^[9]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双古堆也出土了与《家语》有关的简牍。^[10]这些出土汉简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家语》的研究也进入第二个阶段，主要围绕河北八角廊汉简(后由整理者定名为《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以及敦煌写本《家语》与今本《家语》的关系展开。关于阜阳双古堆一号木牍的研究以韩自强先生为代表，韩自强认为《儒家者言》当是一本产生于战国但已失传的单独的书，在阜阳汉简中有四十七章，其中有二十六章内容保存于《孔子家语》，韩自强又通过将阜阳汉简与《说苑》《家语》《新序》等书校考，得出结论:《孔子家语》于汉代已成书，其书引用《儒家者言》多篇，但在内容方面，修改较多，不如《说苑》保存的完整真实。^[11]至于河北八角廊汉简，李学勤先生认为，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而双古堆简牍和八角廊竹简都显示了《家语》发展、形成的链环，并且，孔氏一族在两汉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包括孔安国、孔僖和孔季彦在内的孔氏学者世守家学，形成了孔氏家学，因此《家语》应当是由历代孔氏学者编篡而成。由此，李学勤推断: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的《儒家者言》竹简是《家语》的原型。^[12]同时，还应注意到，《儒家者言》汉简的出土，为汉代《家语》的流传提供了校勘可能，至于宁镇疆所言《儒家者言》所载部分再次证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遭后人多次整理、重组，笔者却认为这些字词的修改并未涉及《家语》一书的篇章结构，因此也没有影响到《家语》的真实性。敦煌写本中关于《家语》的篇章有两篇，即英藏S．1891号和俄藏Дх10464号。S．1891号文献，早由王重民考证为六朝写本。近年，屈直敏先生通过将S．1891号写本以及新发现的Дх10464号写本与王广谋句解本、黄鲁曾覆宋本、毛晋汲古阁刊本、何孟春注本以及陈士珂疏证本等五种版本校勘，发现敦煌写本与今本《家语》的篇目数量、次第完全相合，只是在文字内容方面有删削改易痕迹，故认为今本王肃注《家语》在篇目结构上与六朝古本并无差异。^[13]再者，关于《家语》的具体文化内涵研究整理，杨朝明先生在《孔子家语通解》^[14]附录部分对《家语》三篇序言(即《孔子家语后序》、《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王肃《孔子家语序》)进行研究，通过三序互考、印证，认为今本《家语》序言所载内容应当可信，肯定了序言中所载的《家语》流传情况，此书正文通过对《家语》的篇章进行考证、注解，将《家语》内容与其他史料相校，也是对其内容真伪性的校考。总体看来，学界对于《家语》的研究主要围绕着真伪问题展开，通过《家语》序言、出土汉简、敦煌文书等多种史料对此书的源流、真伪、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卷数差异、版本流传、篇目次第已是研究《家语》的关键问题。

二、《儒家者言》引《家语》文献校考

如上文所述，汉唐期间关于《家语》的卷数、篇目变化以及真伪问题的争论在学界不断，其中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的出土使得汉代《孔子家语》的篇目问题有了新的文献证据。《儒家者言》之中与《家语》有关的篇目共计十章，笔者认为，通过将此十章内容与今本《孔子家语》相校考，可以在字词、篇数、目次等方面证明汉代的《儒家者言》与今本《孔子家语》的关系，并可以进一步证明汉代《孔子家语》的篇数、目次与今本《家语》的异同。下面笔者将对《儒家者言》中和《家语》有关的篇目与今传《家语》相校勘，以补充《孔子家语》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并由此考察《家语》的真伪与篇目等问题。由于今传《家语》版本诸多，且无佳刻定本，本文主要以王广谋句解《孔子家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长庆四年古活字印本，采自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汉籍善本全文影像资料库，文中简称王本)、王肃注《孔子家语》(《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文中简称黄本)、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丛书集成初编据湖北丛书排印本，文中简称陈本)、《古本孔子家语》(一照王氏旧于程宋本正，京师书坊，风月堂刻，文中简称宽永本)等为之校勘。^[15]

(一)

子赣(贡)［1］问孔子曰赐为人下如不知为［2］　　910

〔得五谷焉蕨（撅）之得甘泉焉草木植〕［6］　　1069

禽兽伏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7］　　708

□其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8］　　930

注：本章“子贡问为人下”，见《孔子家语·困誓》（王本《家语》并未见此记载，故不再赘述王本之记载情况。）。

［1］“子赣（贡）”，子赣（贡）本名端木赐，赣或贡为其字，赣者古音“gong”同“贡”音，《说文》载：“赣，赐也。”“贡，献功也。”又《尔雅》有记：“赍、贡、锡、畀、予、贶，赐也。”故古文中“贡”与“赣”当同音同义。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指出：“贡者，赣之假音也。”则“赣”与“贡”应为通假字。

［2］“赐为人下如不知为”句，宽永本、黄本与陈本记为“赐既为人下矣，而未知为人下之道”，《说苑》记为“赐为人下而未知所以为人下之道也”。

［3］“下”字，宽永本、黄本与陈本《家语》诸本记为“之”。

［4］“孔子曰”，《家语》各本皆记为“子曰”，《说苑》与《类说》皆记为“孔子曰”。

［5］“种”字，《家语》各本皆记为“汩（gu）”，全句为：“汩之之深则出泉。”“汩”者，《说文》载本义“治水，疏通”；而《周义古象通》与《绎史》则记为“抇”，意为“挖掘”；《尚史》记为“相”。联系全句，则以“抇”字为宜，故疑因“汩”“抇”音同而致《家语》误记；因“抇”“相”形近，而误记为“相”。

［6］“得五谷焉蕨（撅）之得甘泉焉草木植”句，宽永本、黄本、陈本《家语》记为“树其壤则百谷滋焉草木植焉”，《说苑》记为“种之则五谷生焉掘之则甘泉出焉草木植焉”。

［7］“禽兽伏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句，《家语》各本皆记为“禽兽育焉生则出焉死则入焉多”，《说苑》为“禽兽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

［8］“□其言为人下者其犹土乎”，《家语》各本皆记为“为人下者以此也”，《说苑》“为人下者其犹土乎”。

（二）

曾折［1］援〔木击曾子□［2］〕　　2490

曰参来勿内〔也［6］曾子［7］自〕　　1127

之未尝可得也小箠则待笞［8］大　　1839

□怒立壹（殪）而不去［9］杀身以〔□父□［10］〕　　2487

之民与［11］　　312

杀天子之民者其罪［12］　　1864

杀天子之民者其罪［12］　　1864

注:本章“曾子芸瓜”，见《孔子家语·六本》。

［1］“曾折”，陈本、黄本、宽永本作“曾晳”，王本无此记载。据《礼记注疏》卷九“曾点倚其门而歌”注:“明己不与也。点字晳，曾参父。”然“晳”为误字，且不与“折”通假，释文作“折”，故“晳”乃“折”之误。

［2］“援木击曾子□”句，陈本作“援大杖击之”，黄本、宽永本作“建大杖以击其背”，《说苑》卷三记为“援大杖击之”。“□”原释为“门”字，今观之，疑为“背”字。

［3］“者参得罪夫=子”句，陈本作“曩者参得罪于大人”，黄本、宽永本作“参得罪于大人”，《说苑》与陈本记载同。此句为曾参对其父语，据文义当称“大人”，则“夫子”应为重文之误。

［4］“毋(病)”，《家语》各本皆作“无疾”，《说苑》与《家语》记之相同。

［5］“退而就”，黄本、宽永本记为“退而就房”，陈本记为“退屏鼓琴”，《家范》《先圣大训》记与黄本、宽永本同。

［6］“也”字，陈本有，黄本、宽永本无。

［7］“曾子”，陈本同，黄本、宽永本作“曾参”。

［8］“小箠则待笞”，陈本与释文同，黄本、宽永本“箠”记为“棰”，“笞”记为“过”，《韩诗外传》卷八记载与释文同。“箠”从竹，从木则为“棰”，“笞”从竹，以竹条罚之曰笞，故“小箠则待笞”更为准恰。

［9］“□怒立壹(殪)而不去”此句，陈本作“暴怒立体而不去”，宽永本、黄本记“暴怒殪而不避”，故“□”当为“暴”。殪，亡也，当为“壹”之通假，“殪而不去”与下文“杀天子之民”文义相符，故今当从“殪”。

［10］“杀身以(□父□)”句，陈本记“杀身以陷父不义”，《说苑》《孔子集语》同，原释文只定左旁从“阝”，故“父”上有字当为“陷”，“父”下疑字为“不”;黄本、宽永本记为“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疑仿《曾子全书》。

［11］“与”字，陈本作“邪”，黄本、宽永本作“也”。

［12］“杀天子之民者其罪”句，陈本作“杀天子之民罪”，黄本、宽永本作“杀天子之民其罪”。

(三)

□［1］渔者曰天暑而得［2］〔之不□□〕　　760

将［3］祭之□〔乎［4］孔子曰〕　　128

注:本章“孔子之楚”见《孔子家语·致思》。

［1］此处于汉简中不可识之，陈本、黄本记“受”。前文为“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故此处缺字当为“受”。

［2］疑字左旁从“弓”，陈本、黄本、宽永本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故应为“鬻”。

［3］“将”字，陈本、黄本、宽永本作“以”，《孔子集语》卷上作“将”，《孔子编年》卷三作“以”。

［4］陈本、黄本、宽永本作“何也”，《说苑》作“将祭之何也”，故汉简缺字当为“何”，“乎”字应为“也”。

(四)

〔闲处〕［1］喟然叹曰［2］铜鞮柏□［3］　　1123

者［4］周公旦聂(摄)天下之政［5］　　782

也夫有道及无下于天下哉［6］　　578

注:本章“孔子闲居”，见《孔子家语·贤君》。

［1］王本正文记载为“孔子喟然叹曰”注解为“夫子闲居，兴叹而言”，陈本、黄本、宽永本记为“孔子闲处”，于《春秋臣传》与《先圣大训》亦载为“孔子闲处”，故王本应为误漏。

［2］“喟然叹曰”，王本同，陈本、黄本、宽永本记之为“喟然而叹曰”，《说苑》、《春秋臣传》与《先圣大训》皆记有“而”，释文无。

［3］“柏□”，各本皆记为“伯华”，《春秋名号归一图》卷上载“铜鞮伯华”，释曰“昭五铜鞮所封之邑也”，即为晋大夫羊舌赤之邑。故“柏”当为“伯”，“□”当为“华”。

［4］“者”王本作“昔”，陈本、黄本、宽永本记为“昔者”，《说苑》《先圣大训》皆记“者”上有“昔”，故疑释文前缺“昔”字，而王本无“者”当误。

［5］“周公旦聂(摄)天下之政”，《家语》各本皆作“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说苑》记为“周公旦制天下之政”，释文疑字“政”应无误。

［6］“也夫有道及无下于天下哉”句，王本记“恶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黄本记“恶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宽永本记“恶有有道而无下天下局君子哉”，陈本记“恶有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哉”，释文疑字“哉”当无误。

(五)

于［1］大［2］庙右陛［3］之前有铜［4］　　825

□其口［5］如［6］名(铭)其背(□□=□=)　　844

〔之为人也［7］多〕言多过［8］多事多患也　　604

注:本章“孔子之周”，见《孔子家语·观周》。

［1］“于”字，陈本、宽永本、王本、黄本皆作“入”，句为“孔子观周，入(太祖)后稷之庙”，故应为“入”。

［2］王本正文无“太”或“大”字，句为“入后稷之庙”，注中记为“太”，陈本、宽永本、黄本作“太”，古“大”“太”通用，形近而误。

［3］“陛”字，陈本、宽永本、黄本作“阶”，王本正文和注释皆无“阶”字，注释记曰“庙中有金铸人”，与“右陛(阶)之前有金(铜)人”皆不同。《孔子编年》中记作“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故金人确应在太庙右阶之前，此处“陛”字当为“阶”。

［4］“铜”字，陈本、宽永本、王本、黄本皆作“金”，且《说苑》与《新说》皆作“金”，故当为“金”字。

［5］此处于陈本、宽永本、王本、黄本皆作“缄其口”，与《孔子编年》卷一、《孔子集解》卷上校之，相合。

［6］“如”字，各本皆作“而”。

［7］“之为人也”句，《家语》各本作“古之慎言人也”，《说苑》、《新说》与《家语》同。

［8］“过”字，《家语》各本作“败”，《论语全解》卷二记“周庙铭曰，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将此铭文与《春秋别典》《孔子编年》校，相合。故释文所载铭文中，“过”当为“败”，余字疑缺。

(六)

子曰犊主泽鸣［1］晋国［2］之贤□　　9 2 3　963

闻君子重伤□［3］　　627(www.xing528.com)

注:本章“赵简子杀泽鸣、犊信犨”，见《孔子家语·困誓》。

［1］“犊主、泽鸣”，《说苑》记为“泽鸣、犊犨”，《家语》各本记为“窦犨鸣犊舜华”，且又记有“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二人”。因此“窦犨鸣犊舜华”当为两人的名字。《史记·孔子世家》载:“窦鸣犊、舜华。”《索隐》曰:“《家语》云‘闻赵简子杀窦犨、鸣犊及舜华’，《国语》云‘鸣铎、窦犨’。则窦犨字鸣犊，声转字异，或作‘鸣铎’。庆华当作‘舜华’，诸说皆同。”《汉书》卷七七颜师古注:“《战国策》说二人姓名云‘鸣犊、铎犨’，而《史记》及《古今人表》并以为鸣犊、窦犨盖铎、犊及窦，其声相近，故有不同耳。”且据《山西通志》卷一一○载:“窦犨，字鸣犊，晋大夫。”据此，可知鸣犊当为窦犨的字，释文所载“犊主”原疑为“犊犨”，因音近而异为“主”，因此“犊主”与“窦犨”疑为同一人。

［2］《家语》各本均无“国”字。

［3］“闻君子重伤□”此句，家语各本皆记为“君子违伤其类者也”。黄本有注:“违，去也，违或为讳也。”

(七)

之［1］匡间(简)子［2］欲杀阳虎孔子似之［3］　　666

□□孔=子=□舍［4］子路怒夺戟欲下［5］　　725

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意□□〕［6］　　644

诗书不习礼乐不修则是丘之罪［7］　　715

阳虎如为阳虎则是非丘□［8］　　905

注:本章“孔子之宋”，见《孔子家语·困誓》。

［1］此处《家语》各本记为“之宋”，《说苑》与《家语》同为“之宋”，后世《太平御览》则记:“《说苑》曰:孔子之匡简子。”则《太平御览》为漏抄，释文疑为缺字。

［2］此处《家语》各本记为“匡人”，《说苑》记之为“匡简子”。“匡人”一为周代官名，《周礼·夏官·匡人》有记:“匡人掌达法则，匡邦国而观其慝，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另一为春秋卫国匡地的人，《东周列国志》有“阳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杀之”。故《家语》所记“匡人”当是后者之意，“简子”疑为“赵简子”之误;至于《说苑》所记“匡简子”，此人并无史籍记载，故疑为将“匡人、赵简子”漏记所致。

［3］“欲杀阳虎，孔子似之”此句，《家语》各本记为“以甲士围之”。《说苑》记载:“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舍。”《韩诗外传》与《说苑》记载相似，曰:“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故疑《家语》与汉简此句遗漏。

［4］此处《家语》未有记载，而《说苑》有记:“甲士以围孔子舍。”《韩诗外传》则记:“带甲以围孔子舍。”

［5］“夺戟欲下”，王本、宽永本《家语》记为“奋戟将与之战”，陈本与黄本记为“奋戟将与战”，《韩诗外传》与《说苑》则记为“奋戟将下”。“下”者，往也;“奋”者，舞动意。“夺”，强取也，故以为“奋”更为准确;又“奋(奮)”“夺(奪)”古字相近，故疑“夺”乃误记。陈本与黄本所记尚见于《先圣大训》《春秋战国异辞》，而王本、宽永本所记不见于其他古籍，故认为王本、宽永本记载系后世添加为“奋戟将与之战”。

［6］“何仁义之不意□□”此句，《家语》各本均记为:“恶有修仁义而不免世俗之恶者乎?”《说苑》记为:“何仁义之不免俗也。”

［7］“诗书不习，礼乐不修则是丘之罪”句，黄本、王本、陈本《家语》记:“夫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宽永本记为:“诗之諌，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諌”与“谏”异体相通，在此句中，“谏”与文义不通，又因“谏”与“讲”音相近，故疑为宽永本将“讲”误记为“谏”。整句观来，疑因抄写失误，宽永本将原句“诗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误记为“诗之諌，书之不讲，礼乐之不习是丘之过也”。此句在《说苑》记为:“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也，是丘之过也。”《韩诗外传》记:“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

［8］“阳虎如为阳虎则是非丘□”此句，在陈本《家语》中记:“若吾非阳虎，而以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黄本、王本、宽永本记为:“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为咎者，则非丘之罪也。”

(八)

君子道四［1］彊(强)于行弱于辞□［2］　　965

注:本章“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见《孔子家语·六本》。

［1］“君子道四”句，《读书纪数略》中记载:“颜子君子道四，强于行已，弱于受谏，怵于持禄，慎于治身。(见于《说苑》)子产君子道四，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见于《论语》)”与竹简释文相校，可知释文当为“颜子君子道四”。陈本、宽永本、黄本作“回有君子之道四焉”。《说苑》作“回若有君子之道四”。

［2］“彊(强)于行弱于辞□”句，陈本作“彊于行义，弱于受谏”，黄本、宽永本作“强于行义，弱于受谏”。古“强”“彊”通也，后半句“弱于辞□”则尚未有与之相符之记载，故缺。

(九)

何中(仲)尼曰新交取亲［1］　　9 6 6　668

注:本章“子路行”，见《孔子家语·子路初见》。

［1］“何中(仲)尼曰新交取亲”此句，与《家语》诸本所记相差甚远。王本不见此句;陈本记为“何。孔子曰:汝所问也，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宽永本记作“何。孔子曰:汝所问，包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黄本记作“何。孔子曰:汝所问，苞在五者中矣，亲交取亲”。“苞”通“包”，故黄本与宽永本所记相同;陈本所记“汝所问也，在五者中矣”，“汝所问也”句见于《家语·庙制第三十四》。《说苑》记为“何。仲尼曰:新交取亲”，“新”通“亲”，《书·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故“新交取亲”与“亲交取亲”同。至于“仲尼”与“孔子”，此为称谓之异。

(十)Дх10464号)与今本《家语》进行对读，并附以《群书治要》所载录《家语》进行考证，认为敦煌写本所存的篇目为“贤君第十三”“辩政第十四”“郊问第二十九”“五刑解第三十”，与今本《家语》篇目次第完全相合;虽《群书治要》引《家语》列篇目而不序次第，但从所存篇目来看，从靠前的“始诛第二”“王言第三”到靠后的“正论第四十一”“子夏问第四十三”均有引录，篇目并未减少，在此情况之下再与《孔安国序》中篇数记载相对照，可知汉、唐两代《家语》篇目并无减少。由此可见，唐初所存《孔子家语》的篇目应为四十四篇无疑。^[16]故，隋唐时期的《家语》篇目与后世的《家语》当为一致。因此，“二十七卷”与“二十一卷”之差异当是分卷所致，而不存在篇目内容差别。通过上述对《儒家者言》以及敦煌《家语》写本的考证，笔者认为汉唐期间，《家语》确有少数字词乃至部分内容遭后人整理修改，但其主要内容、篇目结构并未受损。^[17]

路［1］行辞于孔　　458

孔=子=曰曾(赠)若以车乎［2］　　38

言乎子路请以言［3］孔〔子曰［4］不彊［5］不〕　　706

注:本章“子路将行”，见书同上章，《孔子家语》本章与上章合为一章。

［1］“路行辞于孔”句，《家语》各本均作“子路将行，辞于孔子”。《尚史》卷八四载:“《家语》: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于孔子。”与此句类。

［2］“曾(赠)若以车乎”句，陈本、黄本作“赠汝以车乎”，王本作“赠汝以车”，宽永本记为“予赠汝以车乎”。宽永本所记“予”不见于诸籍，且古“予”“子”形近相通，故应为误抄所致。“曾”字，不见诸本记载，《说苑》记为“赠”，而“曾”“赠”不通，当是异体字，故应为“赠”。“若”者，此处应为选择意，《国语·晋语》:“吾谁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然“若以车乎”不见于其他古籍。

［3］“子路请以言”句，《家语》诸本记为“子路曰，请以言”。

［4］“孔子曰”，王本记为“子曰”，黄本、宽永本、陈本与释文同。《太平御览》《皇王大纲》记作“孔子曰”，故疑王本所记应为漏抄。

［5］“彊”与“强”通，《家语》诸本均作“强”。

目前所知，秦汉时期与《家语》有关的文献主要有双古堆汉简和河北八角廊汉简，其中河北八角廊汉简中所见《儒家者言》关于《家语》的记载有十则。经学者考证，这十则文字在《家语》中分别见于《致思》、《贤君》、《观周》、《困誓》、《六本》和《子路初见》六篇(其中《困誓》有三则，《六本》有两则);从篇章目次来看，与今本相比对，这十则分属于卷二之八、卷三之十一、卷三之十三、卷四之十五、卷五之十九、卷五之二十二。根据上文的文献校勘可知，《儒家者言》所引《家语》篇章在很大程度上与宋代以后的《家语》版本内容一致，只有部分鱼鲁亥豕之误，因此可以推测西汉时期《儒家者言》所引《家语》部分篇章与宋代以后《家语》(以陈本、黄本、王本、宽永本为例)内容相似，并且没有篇章结构损坏。其实，本文之所以对《儒家者言》所引《家语》内容进行繁琐的校勘，其主要目的亦是证明西汉时期《儒家者言》所引《家语》内容与宋之后《家语》内容的一致性。

又据《孔安国序》:“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逐泯灭，……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可知，汉代《孔子家语》篇目当为“四十四篇”^[18]，经大小戴整理后分卷为“二十七卷”，并被记载于《汉书·艺文志》。近年有学者于敦煌文书中发现《家语》写本(即俄藏写本Дх10464号)，遂将英藏、俄藏敦煌写本《家语》部分(S．1891号和

至于《家语》一书的来历，《孔安国序》有载:“《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者，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之曰《孔子家语》。……始皇之世，李斯焚书，而《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多有古文字。及吕氏专汉，取归藏之。其后被诛亡，而《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亦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于时士大夫皆送官，得吕氏之所传《孔子家语》，而与诸国事及七十二子辞，妄相错杂不可得知，以付掌书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问礼》一篇，自别属《曾子问》，故不复录。其诸弟子书所称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语》，亦以其已自有所传也，是以皆不取也。”宋代王柏最早提出《家语》为伪。其《家语考》提出:《家语》弃精取粗，为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前后，织而成之，而且《孔安国序》、孔衍《奏言》也属于王肃伪作。但与王柏同时代的史绳祖在《学斋古毕》中，通过仔细考证，认为《家语》一书用词较古，应属善本。再观王柏的《家语考》，全文并未提出特别确切的证据，故其观点的可信性值得商榷。将出土文献与《孔安国序》对比来看，《家语》在孔安国之前业已成书，只是版本不一，鱼鲁亥豕之误较多，至汉武帝时，孔安国作为孔氏家学的继承者，为防先人之典辞将遂泯灭，故对《家语》做了重新整理，集为四十四篇。

三、隋唐以来《家语》著录流传考

在《家语》的篇数和卷数方面，宋代的《衢本郡斋读书志》《崇文总目》皆有著录。《衢本郡斋读书志》载:“《孔子家语》十卷，右魏王肃序注，凡四十四篇，刘向校录止二十七篇。”^[19]《鲁齐集》有载:“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20]可知宋代《家语》篇目为四十四篇，与汉唐时期的篇目相同。《崇文总目》载:“《孔子家语》十卷。东垣按，孔子二十二世孙猛所传，王肃注，即肃所依托也，今本二十一卷。”^[21]《宋史·艺文志》载:“《孔子家语》十卷。魏王肃注。”^[22]可见，宋代《家语》卷数有二十一卷及十卷之差。《崇文总目》系宋代三馆官修书目，所集书目远盛于《衢本郡斋读书志》及《鲁齐集》，故其所记“《家语》二十一卷”当为大内所藏唐代《家语》本，而“十卷本《家语》”因其与“二十一卷本《家语》”篇目上皆为四十四篇，故应是分卷方法不同导致的卷数差异，而非篇章损伤。

综合可知，《家语》应与《论语》同源，皆系孔门弟子所记，于秦昭王时期传入秦地。秦始皇焚书时因《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后传至西汉，有好事者以自己理解之意增损其言，造成《家语》内容出现差异。因此，孔安国对《家语》进行了删繁、整理，集为四十四篇，分为二十七卷，著录于班固《汉书》。后至隋唐，因为分卷方法差异，《隋书·经籍志》著录王肃注《家语》二十一卷，两宋期间《家语》十卷本与隋唐时期的二十一卷本无篇目差异。

明清时期，关于《家语》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宋版王肃注本《家语》是否存在以及何本为《家语》善本两个问题。

首先是宋版王肃注本《家语》是否存在的问题。明初，宋版王肃注《家语》十卷本极其稀少，而元代王广谋注本广为流行，诸多目录书籍皆有所著录。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二载:“《孔子家语》总目:自《相鲁》至《公西赤》，共四十四篇，猷堂王广谋句解。”清《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录:“《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一函三册。”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王广谋《孔子家语句解》四卷。字景猷。延祐三年(1316)刊。”《经义考》载:“王氏(广谋)《家语句解》三卷，存。”可见，明清时期，王广谋注本《家语》流传广于宋版王肃注本，且王广谋注本《家语》有三卷、四卷的差异，已有多种版本。正因如此，明代何孟春才会认为，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自何孟春之后，又有清人陆陇其、四库馆臣等诸多学者认为王广谋本即为今本，宋版王肃注本《家语》或已佚失。而事实上，王广谋注本流传广并不意味着宋版王肃注本已经佚失。据《传是楼宋元版书目》载:“《孔子家语》十卷，四本，宋版(《标题句解孔子家语》三卷，王广谋，一本元版)。”^[23]显然宋版《家语》与王广谋本《家语》同存于世。而且，孙殿起《贩书偶记》载:“《新编〈孔子家语〉章句》十卷，魏王肃注。元刘祥卿刊。首有原序。次目录，卷一首页第二行题‘并依王肃注详义为注解’等字。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十九字不等。小字双行。两截楼版式。上列评语音义。版心上下黑口。”《贩书偶记》的记载证明了当时书籍市面上还是存在宋本王肃注本《家语》的，因此，不存在宋版王肃注本《家语》绝本的情况，而王广谋《句解家语》实为王肃注本之衍生，而非别本。

四、结语

自汉至今，著录《家语》的典籍多不胜数，本文将所能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总，并做了初步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家语》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之，是将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的言论进行收集整理而成。秦朝焚书时，《家语》因于诸子之列而免于焚毁，在剪灭诸吕之后，《家语》散落民间，有学者以意增损，使得《家语》内容多有不一，武帝时期，孔安国对《家语》进行整理得四十四篇，之后分为二十七卷，并被记载于《汉书·艺文志》。至魏晋时，王肃自孔猛处得《家语》并为其作注，以抗衡郑氏经学。因为分卷方法不同，王肃注本《家语》为十卷，之后历代《家语》卷数均为十卷，再无变化。至于版本问题，明清时期，《家语》出现了元王广谋本和明何孟春补注本，王广谋句解本《家语》虽自元中叶以来流传甚广，但宋本王肃注《家语》也并未失传，且王广谋本亦是王肃注本之衍生，而何孟春本则只是《家语》的补注，并非是另一个版本，宋王肃注本《家语》命运虽为多舛，但仍一直流传未断。至崇祯末，毛晋始得北宋本刻之，故崇祯以前明人少见旧本。如此可知，王肃注本《家语》流传直至明清两代。近代以来，学者对《家语》版本有了更为精确的记载，虽然对于当时所传《家语》是否为宋本有所争议，然通过上文论证，笔者认为《家语》王肃注本在当时仍有流传，且当时所流传的黄鲁曾刊本、汲古阁本、同文书局石印本等皆脱胎于王肃注本《家语》，其中当以黄鲁曾本为善本。而诸位学者所得到的版本不同，校勘、注文也有所不同，因此出现刊印误差、字词缺漏也在所难免，但王肃注《家语》流传链条始终未断，因而笔者认为王肃注宋本《家语》十卷即为今日所存《家语》。

【注释】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6页。

[2]班固:《汉书》，第1717页。

[3]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37页。

[4]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82页

[5]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43页。

[6]脱脱:《宋史·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69页。

[7]王柏:《鲁齐集》卷九《家语考》，《四库全书》第11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6～151页。

[8]王柏:《鲁齐集·家语考》，第146～151页。

[9]《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儒家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

[10]《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

[11]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附〈儒家者言〉章题、〈春秋事语〉章题及相关竹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12]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13]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敦煌学》第27辑，2008年，第74页。

[14]杨朝明:《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

[15]释文字体改用现代通行文字，不可识别的字用□代替，疑字加下行线;1976年地震前经释文抄录而后原简损失的加六角括号“〔〕”;异体字、通假字随文注出，写入括号()内。校记文字分别标以［1］［2］［3］……。

[16]屈直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校考》，第74页。

[17]河北八角廊汉简出土以来，已有多位学者对这批竹简进行考证，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以李学勤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八角廊汉简就是古本《孔子家语》;二是以宁镇疆、何直刚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八角廊汉简虽然可以解决诸多《家语》争议，但是客观来讲，它并不能算作古本《家语》，反而可以证明今本《家语》不惟没有竹简古初，甚至比《说苑》都来得要晚。(参何直刚:《〈儒家者言〉略说》，《文物》1981年第8期;宁镇疆:《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与〈孔子家语〉相关章次疏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

[18]关于《孔安国序》的真伪，学界已有颇多研究。因何孟春、王广谋等注本《家语》并未全载《家语》三序，以至于明清时期诸多学者并未得见《孔安国序》，故《孔安国序》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王肃伪作。但将今传宋本《家语》孔安国序中所载内容与《七略》《汉书》等书进行考证，其序言当不为假。(参魏玮:《〈孔子家语〉“三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19]晁公武:《衢本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20]王柏:《鲁齐集·家语考》，第146～151页。

[21]王尧臣:《崇文总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页。

[22]脱脱:《宋史·艺文志》，第5069页。

[23]徐乾学:《传是楼宋元版书目》卷一《子部》，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载于《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526页。

[24]有的学者认为今传宋本《家语》主要源出三大系统，分别为汲古阁刊本、玉海堂影宋本以及《四部丛刊》的明覆宋刊本。玉海堂影宋本实际上就是据汲古阁旧藏，据《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中记:“《孔子家语》十卷，(魏)王肃注，明汲古阁校刻吴郡宝翰楼藏版印本，顾柏年题记，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顾洪、张顺华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0页。)因此，这三个源出实际上可能是两个本子。(详见宁镇疆:《今传宋本〈孔子家语〉源流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

[25]《新式标点孔子家语(魏王肃注)》，源记书庄印行，序言部。

[26]瞿镛:《铁琴铜剑楼藏宋元本书目》卷四《子部》，《宋元版书目题跋辑刊》第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

[27]黄鲁曾:《孔子家语后序》，载于《孔子家语》，上海涵芬楼景印明翻宋本。

[28]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