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识下的《论语还原：旷野清音》——评杨义先生的研究

汪欣欣

摘要:杨义先生《论语还原》以现代意识还原与激活《论语》这部承载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并准确、丰富而大气地绘制了儒学文化地图，成为先秦经典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创见性的著作。本文在回顾有关《论语》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论语还原》一书蕴含的现代意识，包括打开学术深广境界的问题意识、流动视野下的生命意识、政治理念主导下的篇章意识以及综合性的全息意识。在此现代意识的指导下，该书重现了《论语》三次编纂的生命痕迹，并贯通儒家“五经”，对孔门传经特点和脉络进行考察;同时，缀合散落的材料碎片，对相关的历史事件进行逐年和逐时段的排比和考证，展现了杨义先生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学术方法、学术气魄以及学术理念。

关键词:《论语还原》　问题意识　生命意识　篇章意识　全息意识

作者:汪欣欣，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先秦是中国文化文学开启灿烂光辉的起点，其历史的风烟虽已消散于漫漫时空，诸子的生命实体也早已融于这片土地，然而，脱离于实体关照，诸子的著作却以文本的形式延续千年。在回溯中，我们看到，这些著述一直以强劲的文化姿态和鲜活的文本生命为后人展现着那个时代朗清的生命气象，其内在的思想渗透于这个民族的方方面面，在经过代代传承演绎后，成为我们的文化命脉和文明之根。因此，要重新认识我们这个文明大国的文化之根，寻找文化自信心，就有必要返回先秦经典。作为“还原经典”这一观点的提倡者，杨义先生近几年一直致力于诸子经典的还原，继“四书还原”之后，杨先生这次又带来了《论语还原》(中华书局2015年版)。这部百万余字的论著不仅以严谨的学术性和鲜活的生命力在重重历史迷烟之后追述了古远时代孔子及七十子真实的性情才智和音容笑貌，清理了七十子各家之学的脉络，让我们明晰地看到千百年前的时空转换中，孔门独特的生命姿态以及儒学壮阔绵延的传承历史和文化血脉;还为我们重新认识《论语》及七十子之学建构了一个宏阔而稳固的学术平台，其中展现的广阔的研究视野和蕴含的丰富新颖的研究方法开拓了文学研究的新境界。

一、还原的起点——《论语》研究的宏观历史和裂缝

正如杨义先生所言，“《论语》是中国文化根子上真正值得大写的书”^[1]，其精神绵延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并模塑代代社会众生，成为国人的精神标杆和安身立命的行动指南。故而，书写和传承《论语》成为国人千余年来的文化使命。自《论语》编辑成书后，从汉末郑玄，魏晋南北朝何晏、皇侃，直至民国姚永朴、俞樾、程树德、杨树达等都曾专为《论语》或作注疏，或进行解说与评点。他们的著作，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论语》研究的重要成果，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学术思想。

新时期以来，《论语》的研究也并未停止，继承清代的研究方式并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这个时期的经典之作多是译文、注解并称之作。比如杨伯峻《论语译注》(1958)、钱穆《论语新解》(1963)、方骥龄《论语新诠》(1971)、李泽厚《论语今读》(1994)、陈冠学《论语新注》(1995)、孙钦善《论语注译》(1990)和《论语本解》(2009)等。其中，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是中国第一本白话文《论语》译本，其详细的论证和流畅的表述使得此书成为《论语》译注的典范;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从义理、考证、辞章3个方面疏通各方，并以学术思想史的宏通视野，客观地梳理了儒学产生、发展以及嬗变的历史脉络;李泽厚先生则以哲学思想为主线贯穿整部著作。

此外，学界对《论语》出土文献的探索也颇为可观，如王素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1991)是研究敦煌出土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的集大成之作，陈金木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研究——以考据、复原、诠释为中心的考察》(1996)，李方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1998)，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释文、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校勘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2007)以及日本的金谷治撰《唐抄本郑氏注论语集成》(1978)等著述均以《论语》出土文献为研究对象，这些著述均为整个《论语》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语料资源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除了以上考释类的著作外，其他有影响的专著也不容忽视。语言类的如许世瑛《论语二十篇句法研究》(1973)从句法角度破析孔门先贤的话语结构;文史类的如南怀瑾《论语别裁》(1976)、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2002)、唐明贵《论语学史》(2009)、钱宁《新论语》(2012)以及钱逊《〈论语〉讲义》(2012)和《如沐春风:〈论语〉读本》(2015)等等。其中，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注重原文旨义及历史文化的阐发;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则是目前国内对《论语》源流问题阐释的比较系统详尽的一部学术著作;唐氏的《论语学史》在充分利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理清了《论语》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并展现了《论语》学在演变过程中与学术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2];而钱逊先生则以古今会通、儒马互补的方式探讨了孔子论为政、君子、修身、知命、中庸与和等若干问题，比较全面地诠释了《论语》的内容、儒学的内涵以及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等。

以上大体就是《论语》研究的宏观历史，先哲时贤对《论语》的研究可谓训解扎实且卓见时出，运用传统的分析视角和学术框架来解构《论语》，从训释或文学思想方面解读经典之作展现了学术的严肃性、严谨性以及客观性，这对新时期建构《论语》学大有裨益。

但是，从以上研究著述也可看出，研究者是以虔诚之心将《论语》当作“圣物”供奉，而在解读之时又以之为客观的文本，文字的解读和思想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剥离了《论语》本有的温度和生命，因此，七十子流动的思想脉络和原本洋溢的生命姿态隐没于客观而略显失去温度的文字之下。同时，诚如杨义先生所言，借助于“国学热”的浪潮，一些荒腔走板之论甚嚣尘上。

此外，关于《论语》亦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争议不断。譬如《论语》书名的含义，班固解为“编纂”;刘熙解为“有伦理也”;郑玄则认为含义众多，“论者，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更有后世学者刘义钦、李雁提出的新论“选择”说。又如在《论语》编纂问题上，存在《论语》编定者争议。大体有“孔子过目”说、“孔子弟子编定”说、“孔子门人编定说”以及今人赵贞信提出的“文景间博士编定”新论，可谓争论纷纭。再如有关定州《论语》的判定，历来也有争议，李学勤主张归属《齐论》系统，孙钦善认为其保留了《古论》的面貌，刘来成、单承彬将之定为《鲁论》系统，陈东、王素、李若晖则认为是“三《论》之外的另一个杂糅的汉代早期写本”^[3]。如此等等，造成后人对《论语》解读的不明晰，甚而存在着误读的现象，这成为传承经典、构建新时期学术体系的樊篱。

鉴于《论语》研究的种种裂缝和千古疑问，杨先生《论语还原》一书本着建设学术大国、革新研究方法的理念，重返经典的本源，“以发现历史真相、激活生命潜力之心”^[4]，将儒门七十子从枯死的材料这个定位解放出来，于历史现场中还原他们鲜活的个体生命，以开阔的视野赋予他们行走的姿态，让两千年前智慧的生命去牵引后人的目光，以此透视到问题的起源地，并追随问题的演变过程，从而破除有关《论语》的千古疑惑，理清文化之根。于此，激活整部《论语》的文本生命。

二、问题意识——以智慧之钥开启《论语》

《论语·八佾》篇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说明了在经典中问题意识的显像存在。而在《论语还原》中，杨先生首先突破了以往学者按照流派、学者、著述的时间维度排比章节的著述模式，而是立足于文化之根，直面七十子提出的问题，以问题意识开启《论语》并贯通还原的整个脉络。“还原和诠释经典，实际上是今人对经典生命的一种对话性参与。”^[5]而参与度则往往取决于是否善于提问。面对厚积的资料和七十子闪现的神圣光辉，作者以丰沛的知识能源和探究精神，凭借着深邃的洞察力发现空白和裂缝并提出追问，从而和经典形成对话，破析隐藏于经典中的生命密码，发现隐秘的风采，展现了“奋乎百世之下，而追千古之绪”^[6]的学术追问精神，深刻诠释了追问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由此打开的深广的学术境界。

以这种追问力为开端，杨义先生在《论语还原》中首先提出了激活文本生命的52个问题，正是这52个问题打开了《论语》封闭的瓶状形态，将问题的头绪牵引出来，进而所有的问题勾连了章节，从而破解暗藏于每章的篇章密码，并依次廓清了七十子的生命线索，这是本书区别于先哲时贤著述的重点所在。因此，《论语还原》可以称得上是一本追问孔门的书。譬如面对《论语》文本，杨义先生直截了当地提出经典疑问，《论语》何以称为《论语》?书名选定，与原始编纂程序关系若何?问题简单明确而直抵本源，它不仅打开了还原《论语》的瓶口，还拉出了《论语》诸多问题，沿着这些蛛丝马迹，问题接二连三，它们配合《论语》文本逐章展开，以链式追索的形式追出文本中隐藏的问题，由此形成了内编19章的问题框架。可以说，正是这种直抵古人之心且绵绵不断的追问力，激活了远古的材料，启动我们对遥远生命的思考和探索，给日渐僵化的学术思维注入新鲜的空气，从而引发《论语》中孔子及七十子生命的百花齐放。

而在下编中，杨先生从《论语》自身文本分析中走出来，直面《论语》之外七十子之学和孔府之学，以更为宏大的视野和敏锐的学术透视力发出疑问。孔子没有入选《论语》的大量言论材料散入于《孝经》、诸子、《春秋》三传中，这些“子曰”的材料经后世有识之士搜集汇总可谓繁杂浩博，那么面对这些蔚为大观的“子曰”材料，在辨析原委，聚散为整，勾连比对中，如何打通《论语》与这些丰富、深厚、具有多棱镜特征的学术资源的关系，从而绘制完整而充满生机的孔子文化地图则成为重中之重的问题，它和儒学经典形成视野上的对话，体现了大文学史观下追问宏大问题的学术气魄。

然而，《论语还原》不仅仅只具有关注大问题的学术气派，是书还展现了宏观视野下研究者的微观思考和探求，尤其是对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中的缝隙之处的追问，显示出了前人所不及的学术洞察力。譬如《学而》篇前六章，首篇“子曰”系列中断后隐现着细微的裂缝和深意，“为何‘子曰’后接着‘有子曰’，再一个‘子曰’后接着‘曾子曰’?这种与弟子称字的‘公共称谓’不同的体例变异，与《论语》多次编纂过程有何关系?”(第51页)正是因为对这种“问题裂缝”的关注，作者才追踪出有子和曾门弟子相继编纂《论语》留下的历史文学地层叠压的痕迹。又如针对“孔门四科十哲”的名单，十哲无有子，非有子主事所拟，那么这个名单由谁定?它暗藏的又是怎样的玄机?凭着对小问题的直觉和灵敏的思辨，再从汉儒的字里行间打捞证据，综合考量七十子的生平与时代文化氛围，最终追踪出仲弓在《论语》最初编纂中的作用。

立足于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独具宏通的史学视野，作者又能发现历来为他人所忽视的“问题裂缝”。《论语还原》一书将学术大气魄和学术严谨度灵活巧妙地结合，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和调节的情况下，对经典进行全方位地分析对比，以此展开追问，辨明真伪。这或许是《论语还原》最鲜明的特色。

三、生命意识——在流动中还原经典(www.xing528.com)

追问打开了文本新的思想空间，在先秦茫远的时空中，对经典的叩问如同旷野清音，唤醒文本沉睡的生命。但是，还原的目的不单在于拨开沉积在经典之上的黯然烟尘，显示出它鲜活的面目和独立的姿态，还在于以流动的视角关照文本的生成过程和演变轨迹，以及触摸个体生命思想的传承或者与时代的碰撞。而这样深层次的还原就需要研究者有深厚的生命体悟，以便能够设身处地地领悟文本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内核;同时还要有独特而丰富的破解方法，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以纵横而充满灵性的笔触点醒文字，去赋予《论语》及七十子生命张力。杨先生无疑兼具二者，他在这本《论语还原》中启动了多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去诱发文本的触角，在纵横坐标轴上立体展示孔门的精神面貌和思想传承。

《论语还原》一书将这些方法综合而成三种重要的方法论，包括使用精确的编年学定位系统对本有的历史生命形态进行复原性碎片缀合，使用“年代叠压分析”的方法对秦汉书籍制度的过程性进行年代层面的剖解与辨析，以及全息性的梳理整合。这些方法无一不蕴含了作者关照文本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历史文献地层叠压分析”的方法。因为宋以后的书籍版本具有固定性，而秦汉书籍具有过程性，作为传承千年的秦汉文献材料，大量的文本信息残缺散乱，故而，以考察宋代的版本意识去衡量秦汉书籍往往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因此，有鉴于五四以后史学界“疑古派”对原始信息的怀疑否定所造成的历史混乱现象，在研究秦汉书籍过程中，杨先生提出“必须将口授和传抄交织、简组和汇辑整理并行的简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辨析其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群体间发生、传播、变异之始末原委，考察其详略异同的理由，及转录、整理中后起文化成分渗入的成因”(第10页)。正是因为有清晰而明断的认识，是书才能从传承的变异情况和不同时代的文化转型对传本的取舍增删情况中，深入理解文本隐藏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的流动变迁，从而对已经沉积的文化生命整体性做出合情合理的发生学考定，这是还原经典的一个重要维度。

以定州简书《论语》为例，简书《论语》的归属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杨义先生在《论语还原》一书中对定州简书《论语》和汉代三种《论语》传本进行比对，在篇章、文字上发现定州《论语》与其他三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考虑到秦汉的书籍制度，这个传本定是经过了口传口授的传播过程，应该是属于未见的另一种《论语》传本。使用人文地理学对之定位，地缘上，定州与赵地文化或中山国有文化上的因缘;文本中，简书《论语》“辂”“冕”等字的异写方式，在用字习惯上与赵人荀子更为接近，它们可能处于同一个语言方域，因此应定位于《中山论语》，也即《赵论语》。使用年代学对之定位，简书《论语》中“政”字一面倒地改用“正”字的用字避讳，推出在秦灭赵而推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简书《论语》曾经应该在赵地转抄过;秦破赵后，可能有一种《赵论语》在士人间流布和传抄，将所有的“政”字以避秦始皇讳的特例，改作“正”字;汉初惠帝、文帝时取消书禁，大开献书之路，这种《赵论语》又在中山王国被征集抄录，加入了汉初的避汉高祖之讳惯例，改“邦”字为“国”字。至此，我们发现杨义先生以生命意识解构《论语》的痕迹，作者回到先秦书籍制度的真实状态，以类乎考古学的地层叠压分析简书《论语》，将《论语》的传承和转录看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并且以流动的视角去考察文本在不同时期的流传演变、文本在增删变动的错综组合中介入的不同时期的思想及价值趋向。这是一种“深度的生命分析”和文本考察理念，为后来的研究者复原秦汉古籍原貌提供了新颖而富有生命力的角度和方法，而这种方法对于解决《论语》中的其他问题及梳理七十子的学术脉络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篇章意识——探索政治学密码

还原《论语》的原初面貌，探寻文本蕴含的生命密码，除了强化问题意识和赋予材料以生命意识外，《论语还原》一书还尤为强调要注重对《论语》篇章的分析。因为儒家与道家不同，道家崇尚玄思妙想、天马行空，儒家则重秩序，且《论语》又是在“语论互动”的编纂模式中诞生的一种建立学理道术、传承儒门主张的著述，因此它必然存在着篇章秩序的排列。尤其是这种编纂模式可能包含着七十子及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选择性理解，它“折射着记录者的文化取向、价值选择、知识结构、情感权衡”(第93页)。因此，杨义先生的《论语还原》从《论语》客观文本的篇章结构出发进行回溯，直抵《论语》本源，解读出在编纂过程中添加的许多附加的意义，探索出《论语》中保留着的原初信息。

鉴于此，作者首先提出了篇章政治学理念，“所谓篇章政治学，就是篇章结构中突出什么、强调什么、隐含着什么行为政治学的密码”(第96页)。这是一种透过篇章布局对编纂者思想进行解码的学术研究方式，它考量的是今人对古人思想的探访能力，需要研究者对经典传承的理念及七十子之学有无比清晰明了的理解，并能够对篇章内部的脉络及章节之间的布局进行准确而细密的勾连。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今人与古人在思想层面的探寻和碰撞。以《论语》的编排体例为例，《论语》发生了不止一次的编纂，诸弟子无不以自己最解夫子之意，最得孔子真传为宣导，而在篇章安排中暗示或隐含自己所理解的儒学之道。譬如开宗明义第一篇的开头六章，是以子曰“学而”开始，有子、曾子之言穿插其间的篇章布局，这样的布局究竟隐藏着儒学怎样的秘密?历来学者鲜少对之进行解密，而《论语还原》一书从篇章政治学出发，解读出至少三种政治学密码。

第一，首章以“学”揭示传承道统，树立悦学乐教的崇高学理，进而第五、六章有将儒家的核心理念“仁”推到开宗明义的位置倾向。那么《论语》初始编纂时则蕴含的宏大抱负，“编纂者的初衷是想在全书的开头就阐明夫子明训，推举儒学思想大纲，作为众弟子分散后的思想根据和精神维系”(第99页)。而如此编排可以形成“儒学的道术—政治—道德的完整体系”。从篇章学角度看，此即为彰显首章的高妙韬略。但是第二章“有子曰”中断了“学”和“仁”的递接关系，而以“孝弟”插入，它虽然分散了对“仁”的聚焦专注程度，但随之言“孝弟”为“仁”之本，缝隙弥补的殊为紧密。《论语还原》一书通过这两章的文本内容顺理成章解析出，这样的编排一方面彰显了有子自身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意味着在《论语》编纂过程中，有子曾一度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所以才能在“榜眼”处称子，此即为第二层政治密码。从篇章学角度看，特殊位置彰显特殊的意义是篇章政治学理念中最重要的观点。第三，第四章曾子一则的插入，尤其是最后一句讲究传习师学的勤勉诚切，呼应着孔子开宗明义的乐学理念，孔子三问之始与曾子三问之末一气贯穿。曾子此章的设立，实际上是《论语》中曾子路线的确立。从篇章学角度看，显目的插入是篇章政治学另一层深意。

儒学博大精深，譬如“儒分为八”就展现了儒门具有多元发展的可能，而这种潜在的因素有可能隐藏于七十子后学共同编纂的《论语》文本中，比如从上文所论的首章布局探析出不同的儒门主张。因此，透过《论语》的篇章结构，勾连其间深层的逻辑关系，追踪其原始编纂过程的若隐若现的政治线索，就需要极为敏锐的篇章意识。这样才能从篇章结构的安排中探寻出儒家早期编纂中奉行的共同理念和道术主张，以及窥视派中有派的某些端倪，并寻找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博弈和妥协、介入与剔除。《论语还原》以这种新颖的观察角度揭示了《论语》中蕴含的丰富复杂的政治学密码，这是有别于其他《论语》研究著述鲜见的视角。

五、全息意识——大文学观的还原视野

早在“四书还原”时，杨先生就已经提出了“全息”的概念，“所谓全息，起码应该包括诸子书的完整真实的文本与诸子全程而曲折的生命，以及上古文献、口头传统、原始民俗、考古材料所构成的全时代信息。这一系列信息源之间相互参证、相互对质、相互阐发、相互深化，用以追踪诸子的生存形态、文化心态、问道欲望、述学方式，由此破解诸子篇章的真伪由来、诸子思想的文化基因构成、诸子人生波折在写作上的投影、诸子著作错杂编录的历史过程及具体篇什的编年学定位”^[7]。这是具有大文学观视野的研究方式和学术研究方法。在这本《论语还原》中，杨先生继续沿用并丰富这种方法。譬如在对诸多千古疑问的解答中，是书就全方位地启用了史源学、历史编年学、人文地理学、文献学、天文历法学、简帛学以及考据学等各领域的方法，对大量材料碎片进行全息性的梳理整合、参照，从而破除疑惑，解决悬案。

以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为例，这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拉开帷幕的一个历史性事件。但是由于老聃职位不显，孔子尚未为大夫，没有达到官方文献同步记载的政治级别，因此，诸如《春秋》《左传》等史书均未记载此事;《史记》虽有记载，但误用《左传》史料，造成了孔子见老子年份的混乱;《庄子》外篇、杂篇有六处记老孔会面问学，但是以“重言”方式贬孔扬老。如此种种就给没有考虑官方文献内含价值选择的疑古者，留下了质疑孔子是否确实见过老子的文献裂缝。《论语还原》启用史源学，认为孔子见老子必须满足孔子有时间、南宫敬叔随行以及孔子随老子参加出殡遇上日食三个条件。当代有学者对此问题多有关注，但对孔子见老子的时间定位出现了偏差。杨义先生对历史文献中的各家之说进行深入的史源学和文献学辨析，使用排除法与聚焦法，清楚地推断出了孔子适周问礼的年份当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孔子41岁，南宫敬叔20岁。从国家政局分析，鲁国之前出现三桓叛乱，昭公流亡在外，但孔子坚持周礼承认昭公为国君，故而派南宫敬叔向鲁昭公请准适周。从孔子适周的车马之资看，一车，两马，一竖子，相当寒碜的适周之资进一步推论出鲁昭公当时还流亡在外，且南宫敬叔未为大夫，故而能跟随孔子适周。从日食发生的时间推断，“该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第530页)。作者又启用现代天文方法查知该年洛阳可见日食的准确时间，为答案的确定提供了科学精确的依据。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杨义先生全方位缀合孔子及南宫敬叔的生命信息、鲁国和周室的政治信息、周人丧礼信息，以及古代天文信息等，沟通这些散乱文献内在的生命脉络，在学术方法高度综合中给予严密的排除和聚焦，从而去妄存真，从历史编年学上确定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年份，廓清了这个千古之谜。总而言之，《论语还原》一书始终贯穿着这种全息的意识，这种学术意识对学者在材料的丰富性、视野的开阔性以及方法的综合性等方面均有极高的要求，而这也正显示出大文学观视野下大国学术的气魄。唯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还原这部民族的“大写的书”。

《论语还原》一书煌煌百万余字，它以《论语》文本为起点，深入篇章学的价值取向，打开七十子后学的学术脉络，从而建构相对完整的儒学文化地图，史料丰富，触角深广，如同布局严密而又开阖阔大的大江大河，携带着先秦健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可以说，这部著述在谨严而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识中，真正复原了我们古远的历史和文明。

【注释】

[1]杨义:《〈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2]孟伟:《游走于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论语〉学研究——〈论语学史〉书评》，《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唐明贵:《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概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2期。

[4]杨义:《〈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5]杨义:《论语还原》，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页。下引此书只在正文中括注页码。

[6]杨义:《〈论语还原〉的方法论效应》，《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7]杨义:《老子还原》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