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王学的研究：明代中后期的回顾与前瞻

彭耀光

摘要:明代中后期阳明学风行天下，山东也受到了影响，出现了穆孔晖、王道及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一批阳明学者，成为北方王门的重要组成力量。相对于江南王门特别是“浙中”“江右”等阳明后学学派，北方王学略显凋敝，在阳明后学中地位相对不高。大概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近些年来兴起的王学与阳明后学研究热潮中，北方王门特别是山东王学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截至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对山东王学做了零星初步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还很不够。积极推进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通过专题个案的形式推进山东王学研究的深入开展，研究中注意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以及对山东王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是今后山东王学研究所应着力的方向。

关键词:阳明学　北方王门　山东王学

作者:彭耀光，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及儒家哲学。

一

明代中后期阳明学风行天下，山东也受到了影响，出现了穆孔晖、王道及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一批阳明学者。穆孔晖(1479—1539，字伯潜，号玄庵，山东堂邑人)在南京任职期间聆听王阳明讲学后，遂弃文章之学，精研义理而后皈依王学，并将阳明学说带入山东，成为王学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播者。穆孔晖门人甚众，著有《读易录》《前汉通纪》《玄庵晚稿》等，《大学千虑》为其心学代表作。王道(1476—1532，字纯甫，号顺渠，山东武城人)也是在南京任职期间向王阳明学“良知”说，后又向湛若水学“随处体认天理”之说，最后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建立了独具特色的“良知”学理论，著有《大学亿》《老子亿》《顺渠文录》。张后觉(1502—1578，字志仁，号弘山，后学尊为弘山先生，山东聊城茌平人)年轻时闻良知之说于阳明弟子颜钥，后王阳明再传弟子泰州学派的徐樾来山东任参政，张后觉拜其为师，归入泰州门下。江右王学学者邹善(邹守益之子)所建愿学书院，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所建见泰书院，皆聘其主持讲席。孟秋(1525—1589，字子成，号我疆，山东茌平人)、赵维新(1525—1616，号素衷，山东茌平人)皆为张后觉弟子，在发扬王学方面成绩卓著。特别是孟秋，被黄宗羲视为北方真正的王学传人，“如冰壶秋水，两相辉映，以扶家学于不坠，可称北地联璧”(《明儒学案·师说》)。后人将张后觉的《弘山集》，赵维新的《感述录》《感述续录》，孟秋的《我疆集》，集合出版为《茌邑三先生合刻》。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阳明后学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粤闽”“北方”六大派系，穆孔晖、张后觉、孟秋被纳入《北方王门学案》。《北方王门学案》列北方阳明学者7人，山东占3位，可见黄宗羲对山东王学的重视。但黄宗羲明确把王道排除在王门之外，谓:“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认为王道背离师说，不应算作阳明后学。在对王阳明良知学的态度上，王道确实没有独守阳明之学，而是在阳明学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建立了新的理论体系，黄宗羲因此将王道排除在阳明后学之外难以成立。事实上黄宗羲也承认王道“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明儒学案·甘泉学案》)。此外，黄宗羲在北方王门中没有提到过赵维新。按照当今学界的一般看法，所谓阳明后学，从广义上说，凡是阳明以后信奉阳明心学或在思想上受阳明心学影响的学者都可以纳入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从狭义上说，阳明门下及其再传弟子(包括与阳明有明确师承关系者)可以算作阳明后学的研究范围^[1]。准此，无论从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王道、赵维新都是名副其实的阳明后学。

二

山东王学在北方王门中占有较大分量，但就整个北方王学来看，相对于江南王门特别是“浙中”“江右”等阳明后学派别的兴旺景象，北方王学确实略显凋敝。这表现在不但北方王门学者人数不多，规模、声势不大，而且多为江南王门的支系与流裔，如张后觉、赵维新、孟秋一系，实为泰州学派在山东的发展，理论原创性相对不高，所以在整个阳明后学群体中影响不大。诚如黄宗羲所言:“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庵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明儒学案·北方王门学案》)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近些年来兴起的王学与阳明后学研究热潮中，北方王学特别是山东王学的研究却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甚至处于被忽略的地位。如在一些有代表性的系统整理、研究阳明后学的成果中，诸如钱明主编的《阳明后学文献丛书》^[2]、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3]以及吴震所著《阳明后学研究》^[4]等，都未涉及北方王门。大陆以外地区阳明后学研究情形也与此大致类似。截至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对山东王学做了零星初步的研究。如吕景琳1993年发表了《明代王学在北方的传播》，比较全面地梳理了北方王学的传播情况，并对北方王学在当时学界的地位及北方王学的传承脉络与思想轨迹做了介绍，其中对山东王学学者穆孔晖、王道、张后觉、赵维新、孟秋都有涉及^[5]。其后，吕景琳又发表了《明代东昌王学述论》，从东昌王学的缘起、东昌王学家及王学的传播、东昌王学的思想3个方面，对东昌王学(穆孔晖、王道、张后觉、赵维新、孟秋都是东昌府人)也就是山东王学做了介绍^[6]。这些研究可谓是山东王学研究的开拓之作。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几篇关于山东王学的专题性研究。如刘俊梅的《浅析茌邑三先生学术思想》对茌邑张后觉、孟秋、赵维新三先生的生平、学术思想及历史地位进行了简单介绍^[7]。邹建锋的《赵素衷哲学思想引论》^[8]，黄巍魏、邹建锋的《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9]，从哲学的角度切入分析了赵维新的思想特色，指出赵维新以顿悟为教，以道援儒，汇通佛儒，体现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镇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及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赫兰国的《〈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对张后觉、孟秋、赵维新师徒的著作《茌邑三先生合刻》的版本流传进行了考察，指出《弘山集》并非赵维新编次，而是孟秋所为。^[10]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后期北方王门思想析论》对北方王学重要人物的思想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涉及穆孔晖、张后觉与赵维新，而王道、孟秋未列入其中。^[11]

此外，一些山东地方史(思想史)及地域文化史的著作中也有对山东王学的介绍和论述。如安作璋主编的《山东通史》^[12]，安作璋、王志民主编的《齐鲁文化通史》^[13]、周立升、蔡德贵主编的《齐鲁文化通论》^[14]，其中都有部分章节涉及山东王学，大体揭示了山东王学在山东思想史、文化史的地位，及其对山东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但这些论述多是简单介绍，缺乏系统深入的阐发。

整体而言，山东王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主要表现为:(1)研究数量少。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对山东王学的研究成果数量相当有限，至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而论文不过数篇，与浙中、江右等其他王门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相差甚远。(2)研究不够深入。在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中，除个别文章分析有一定深度外，其余多是对山东王学家及其思想著作的简单介绍，缺少深入的理论分析。如山东王学的理论特色，山东王学对阳明学的理论创发及学术贡献，山东王学与其他王门的比较，等等，均无深入分析。(3)研究不够系统、全面。目前的研究多为专题研究，尚没有将山东王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系统性研究。而专题性研究也多集中在张后觉及其弟子赵维新、孟秋等人身上，对穆孔晖、王道均无专题个案性的研究。(4)研究方法和视角也比较单一。

三

作为北方王门的重要力量，山东王学虽不似浙中、江右等其他王门后学那样声势显赫，但也并非如黄宗羲评价的那样无足轻重。事实上，山东王学在推动阳明学说发展及在北方的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山东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举例而言，在理论创发方面，山东王学对王阳明“良知”学说进行了独具特色的阐发，丰富了王学理论形态。如穆孔晖通过研读佛老来印证心学，并基于融通儒释的立场，以佛老之学诠释良知。张后觉的弟子孟秋借助佛教禅宗的顿悟说，进一步发挥良知现成的思想，被人称为是“禅学化的王学”。张后觉的另一位重要弟子赵维新则援道入儒，以“真心”“真性”诠释良知，并借鉴佛老空、无思想建立了以无心、无思、无为、无我、无意为基本方式的工夫论。王道在王阳明“致良知”说基础上建立了气化流行的宇宙论和气本论，并以之为良知说提供理论基础，对良知、人性做出了新的诠释。山东阳明学者的这些努力都丰富和发展了王学的理论体系。又如，山东王学对王学在北方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动儒学平民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穆孔晖是王学在山东的第一个传播者，在山东王学的传播中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张后觉则是王学在山东传播的关键性人物，他以愿学书院和见泰书院为传播基地，“务以亲贤讲学为事”，“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明史·儒林二》)。他的门生将其所言汇编成《弘山教言》，使其思想影响得以广泛流传。张后觉的弟子孟秋和赵维新，通过对良知学新诠释，加之独特的教育方法，使儒学日用化、生活化和自然化了，有效地推动了儒学的民间化和平民化，从而扩大了王学的社会影响。山东王学的传播，改变了朱子学在山东一统天下的格局，对后来山东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山东儒学发展史的重要事件。

总之，山东王学是阳明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王学理论发展和社会传播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是阳明后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在推动三教合流及儒学宗教化、平民化方面，山东王学所进行的宝贵探索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钱明在《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揭示了阳明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指出:“作为集明代哲学、宗教、文学、史学思想于一身的阳明后学，深入的个案研究依然相对薄弱，有不少甚至还是未开发的处女地。”^[15]具体而言，对阳明后学中第二、三代弟子的研究尚未展开或进行得很不够，像孟秋这样的学者应该进行专题个案研究。阳明后学三教关系研究亟待推进，阳明学者大都是悠游于三教之间而自得的高手，然而除个别人物外，还鲜有能够同时立足于佛道二教与阳明后学这两个互动的领域予以共时性之剖解和历时性之阐释的。文献资料整理有待加强，关于阳明后学的文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还远远落后于其他相关的领域。没有突出地方性研究的特点，阳明后学涉及8个省，各区域性的研究都开展得很不够，有些重要的流派如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黔中王门均阙如。

钱先生的分析不但印证了推进山东王学研究的价值与必要性，而且点明了山东王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对山东王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具有指导意义。我们觉得，推动山东王学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山东王门学者穆孔晖、王道及张后觉、孟秋、赵维新等都有自己的著作，如穆孔晖有《读易录》《前汉通纪》《玄庵晚稿》《大学千虑》等，王道有《大学亿》《老子亿》《顺渠文录》等，张后觉有《张弘山集》，赵维新有《感述续录》，孟秋有《我疆集》。这些文献资料，除了《大学千虑》、《张弘山集》、《弘山先生教言后续》(《感述续录》)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外，其他均需做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并且一些新的版本还在不断发现之中，如最近发现了《茌邑三先生合刻》康熙丙午年(1666)重刻本。目前，所有这些资料都还未经点校。推进相关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做好山东王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第二，通过专题个案的形式，推进山东王学深入研究。当前山东王学研究的深度还很不够，山东王学的丰富内涵和学术价值远远没有挖掘出来，应通过专题个案的形式推动山东王学向纵深发展。一方面，以人物为对象分别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思想特色，及在阳明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等等。特别是王道、孟秋，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应给予特别重视。另一方面，就山东王学的理论特色开展专题研究。如山东王学在推动三教合流及儒学宗教化、平民化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这些探索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分别进行专题研究。(www.xing528.com)

第三，多视角审视山东王学。山东王学作为阳明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集哲学、宗教、文学、史学思想于一身。过往研究多注意从哲学的角度审视山东王学的思想特色，缺少多元的研究维度，如从宗教、史学(地域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加以审视。特别是，山东王学作为在齐鲁大地上兴起的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发展及呈现出的特色，均与齐鲁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齐鲁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对山东王学进行研究，分析其与齐鲁文化的内在关联，对齐鲁文化、山东儒学的影响，及在齐鲁文化发展史和山东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深化山东王学研究亟待开展的工作。

第四，全面系统推进山东王学研究。将山东王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阐明山东王学与阳明及阳明后学的关系、山东王学的传衍、山东王学对阳明学的理论创发及学术贡献、山东王学推动王学在山东及北方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山东王学在北方王学及整个阳明后学中的地位、山东王学在山东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等等，是推动山东王学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特别是深入揭示山东王学在融汇佛老、推动三教合流所形成的系列理论创建，以及山东王学对王学在北方的传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推动儒学平民化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不但对弄清楚明代中后期山东王学的发展情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前儒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及儒学重新回到民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注释】

[1]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综述》，《国学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3～294页。

[2]钱明:《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

[3]吴光:《阳明学研究丛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吕景琳:《明代王学在北方的传播》，《明史研究》第3辑，合肥，黄山书社，1993年。

[6]吕景琳:《明代东昌王学述论》，《东岳论丛》1993年第2期。

[7]刘俊梅:《浅析茌邑三先生学术思想》，《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8]邹建锋:《赵素衷哲学思想引论》，《船山学刊》2009年第2期。

[9]黄巍魏、邹建锋:《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0]赫兰国:《〈茌邑三先生合刻〉版本源流考及其他》，《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11]孟成刚:《明代中后期北方王门思想析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2]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13]安作璋、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通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4]周立升、蔡德贵主编:《齐鲁文化通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15]钱明:《阳明后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