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秀丽 朱祥龙
摘要:孟子“四圣论”中所提出的“清”“任”“和”“时”四种圣人的形象，在历代士大夫不断的阐发诠释中获得愈来愈丰富的意涵，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风骨及社会关怀意识影响深远，经历明清变故的大儒李二曲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二曲在《四书反身录·孟子》中一方面盛赞伯夷，并以自身的实践呈现为“抱道以避势”誓死不事清廷的“清者”;另一方面又抬高伊尹的操守与事业，并以自身“表正人伦”的讲学实践呈现为“避世以行道”的“任者”。从而，在孟子那里充满紧张的“道”“势”关系，在二曲新的诠释中得到了统一。
关键词:清者 任者 道 势
作者:房秀丽，哲学博士，山东菏泽人，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朱祥龙，山东临沂人，山东工商学院学生处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众所周知，作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风骨及社会关怀意识影响深远。特别是孟子“四圣论”中所提出的“清”“任”“和”“时”四种圣人的形象，在历代士大夫不断的阐发、诠释中获得愈来愈丰富的意涵。明清鼎革之后，士大夫在易代的惨痛教训中痛定思痛，对士人的理想之境——圣人人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反思与建构。生于明末、长于清初的大儒李二曲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李二曲(1627—1705)，名颙，字中孚，世称二曲先生，与同时代的容城孙奇逢、余姚黄宗羲被誉为清初三大名儒[1]。二曲家世清寒，祖上绝无名人，是一位“生长西陲，崛起于荒崖寂寞之间，不由师资”[2]而自奋自成的穷学者，因其深厚的学识与讲学的影响特别是誓死不事清廷的气节为时人所重。同其他儒家士人相同，二曲的志操与社会关怀意识深受孟子的影响，但又打上明清易代之际的显著烙印。二曲晚年避居土室，阐发四书之意，弟子录之成书为《四书反身录》，对孟子的圣人观及士节多有发明，本文试图以《四书反身录·孟子》为基础，探讨一下李二曲对孟子圣人观及士节的新诠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孟子论士节及士的理想之境——“四圣说”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是一个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群雄并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活跃着对以后的历史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阶层——士。关于该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与士人自觉意识的凸显，余英时与杜维明两先生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3]，此不赘述。身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对士的自觉意识、价值理想的阐发最为深入。这种自觉意识、价值理想以及“正己而物正”、内圣而外王构架下的社会关怀意识在孟子那里凝练为士人的品节及从政热情，使得孟子成为战国时期士的精神的最优秀代表。“士希贤，贤希圣”[4]，圣人人格即是士人所追寻的理想境界。在圣人观上，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四圣说”: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在此，孟子的“四圣说”将圣人分为四种类型，即“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与“圣之时者”。那么，何谓“清者”、“任者”、“和者”与“时者”?这首先需要结合孟子其人及《孟子》一书的整个语境来分析。孟子作为儒家“亚圣”，坚守孔门“士志于道”(《论语·里仁》)、“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的神圣使命感，同时又秉承了“学而优则仕”“修己而安人”的社会关怀意识。然而，在“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下》)的战国之世，“内圣”的人格并非关联着现实之“位”，于是孟子对士人的品节、圣人之境的达成，全都围绕着两个相互联系又充满紧张的“道”(对应着士人的品节)与“势”(对应着现实的政治权利)之间关系而展开。下面，笔者将结合孟子对道与势的解决方式讨论一下孟子对士节的规定及“四圣说”里表达的圣人观。
1．“出仕以道”:士人从政必须符合道义
相比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孟子活动的战国中后期是一个士阶层高度活跃的时期。一方面，士人的从政热情高涨，“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另一方面，士人的流品却高度分化，如何规范士人出仕的原则及面对政治权利的态度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孟子就此提出他著名的“出仕以道”的观点:
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
在这里，孟子以男女婚姻为喻，指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乃人之常情，但婚姻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及相应的礼节。在孟子看来，士人从政，同样需要符合道义，并遵循相应的礼节。那些违反道义而从政的人，就如同“钻穴相窥、逾墙相从”的男女一样没有廉耻。
士人的从政道德得到规范后，是不是就完善地解决了道与势的关系问题了呢?远非如此，因为士人除规范自己的从政道德之外，更要面对外在于己的现实权势——天子、国君等各级统治阶层，这才是士人从政面临的最大的考验与困难。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了道(士人的人格理想)与势(现实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断裂与紧张，孟子才提出了“四圣说”，作为士人理想境界的四种标杆。“四圣说”中，伯夷作为“圣之清者”，在道势关系上接近于“抱道以待势”[5];伊尹作为“圣之任者”，接近于“谋势以行道”，二者充分体现了道与势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道与势的紧张“不和”，使得孟子又推出了“尔为尔，我为我”，区分人我、内外的近于“出泥不染”的圣人形象——柳下惠，但这种人格有“轻忽时人”[6]之弊，所以孟子讲“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由于三种圣人都是“有病痛的圣人”，所以，孟子又预设了孔子这样的“圣之时者”的形象。虽然孟子讲了四种圣人形象，但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只是士人努力接近的理想类型，而“和而不恭”的柳下惠也与“泰山岩岩”“秋杀尽见”[7]的孟子不类，所以，下文只重点讨论“抱道以待势”的“清者”和“谋势以行道”的“任者”两种形象。
2．“抱道以待势”的伯夷:“清者”的自守
如果说“出仕以道”是孟子的原则，“得势以行道”是孟子的理想，但人类社会的现实却是道势的分离，内在人格上的“圣”与外在势位上的“王”从来就未完全合一过。当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抱道以待势”的伯夷便凸显了他独特的“清者”的价值。孟子为何称许伯夷为“圣之清者”?因为伯夷生处商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历史上最无道的暴君商纣王之时，在此时遇之下，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树立了一种抱道以待势、清洁自守的圣人形象。在这种形象的带动与感化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在孟子看来，伯夷这种志操高洁、超拔流俗、遗世独立的精神，正表现了儒家理想人格在德性优先基础上守道谨严的圣人形象。
伯夷虽被孟子赞誉为“圣之清者”，但同时也表露出些微的批评。所以，在另一处，孟子评论伯夷的“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孟子·公孙丑上》)过于清洁的行为为“隘”。对此，东汉赵岐解释为“与乡人立，见其冠不正，望望然，惭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污己也”[8]。今人杨伯峻将“隘”解释为“器量太小”[9]，都表达了伯夷因惧怕污染不愿打开心胸接纳世俗之人，缺乏任道担当意识的“清者”形象。
3．“谋势以行道”的伊尹:“任者”的担当
在道与势的紧张关系中，伯夷是偏向于守道严毅的“清者”，“五就汤、五就桀”“治亦进，乱亦进”的伊尹则是孟子心目中偏向于“谋势以行道”的任者。[10]他“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的形象就与“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治则进，乱则退”的清者伯夷拉开了距离。“谋势以行道”是笔者对《孟子》文本中伊尹形象的归纳，但要想真正进行深层的分析，还有三点需要申说:第一，伊尹作为“圣之任者”，需要借助“势”(外在于己的政治权利及个人的人间爵位)，所以，伊尹需要“谋势”。第二，伊尹之“谋势”并非“枉道以从势”，而是坚守了“出仕以道”的原则。在《孟子·万章上》中，孟子明确否认流传的“伊尹以割烹要汤”的故事，认为伊尹处于无道的夏桀之乱世，本来“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同伯夷之志没有区别。但经过商汤三次敦请，他作为任者的担当意识突然被唤醒:与其隐居而乐尧舜之道，何如辅佐汤王伐夏安民、教化百姓，从而使当世之君成为尧舜之君，使当世之民成为尧舜之民?而要行此“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则必须要有相应的“势”的支撑，因此伊尹不再拒绝人间权势。第三，伊尹谋势的目的和归宿还是“借势以行道”。所以，他以“天民之先觉者”自居，以“将以斯道觉斯民”“非予觉之，而谁也”的行道热忱与担当意识施行起“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工作。
当然，伯夷与伊尹只是孟子心目当中人格理想及社会关怀意识的投射，在道与势的紧张当中，伯夷偏向于清，伊尹偏向于任。偏向于清，近“隘”;偏向于“任”，则很难保证道的原则性，“枉道以从势”在现实当中很难避免。虽然孟子极力否认伊尹之“割烹要汤”的传言，但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却不得而知，对这一点，孟子在竭力为伊尹辩护时，也不会没有觉察到。虽然，终《孟子》之书，也未见到孟子对伊尹的直接批评，但孟子在“清者”与“任者”之后，又讲到了“圣之和者”与“圣之时者”，还是不难窥见端倪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孟子本人并非完全符合“四圣说”中的任何一种类型。虽然，孟子的说法是“乃所愿，则学孔子”，内心当中也向往做一个“圣之时者”。但由于个人气质及时代的原因，孟子终究与孔子不类。结合《孟子》一书及其他相关史料，笔者以为，孟子是坚守着“以道谋势”的原则，怀揣着“得势以行道”的理想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公孙丑下》)的从政热情，而从事着游说诸侯的工作的。由于现实当中道与势的紧张关系，孟子如儒家的斗士一般，一生都在“谋势以行道”与“抱道以抗势”之间徘徊。这是孟子的悲壮处，也是孟子的伟大处，也是孟子留给中国传统士人的最大遗产。
清初的李二曲就是孟子这一遗产的承接者。由于明清易代的刺激，清初的学者大多数在反省理学的空疏中，主张返归先秦孔孟之学。身为理学家的二曲同样要求在“剖破朱陆藩篱”的基础上而“上接邹鲁之统”[11]。在其晚年之作《四书反身录·孟子》中，其弟子问及“孟子愿学孔子，先生何所愿”时，二曲的回答是，“愿窃比于我孟子而已”[12]，明确地表达了对孟子精神的继承。特别是对孟子论士节及士人的理想境界——“四圣说”，二曲继承与发扬孟子之旨尤其显豁。那么处于明清易代这一特定时期的二曲又是如何继承、发扬与改造这笔遗产的呢?
二、抱道以避势:“清者”新诠
对二曲的《四书反身录·孟子》深入研读，会发现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二曲同孟子一样，也特别重视“伯夷之清”与“伊尹之任”，把二者视作两种基本的圣人类型;二是二曲对孟子圣人观的诠释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不能停留于理论的阐发，而是要“切己自反，以身发明”[13]，所以整部《四书反身录》，“非疏《四子》也，于其言之有合于《四子》，或时感于《四子》之言，而偶有所发，其诸门人小子笔而存焉”[14]，推之二曲对自己所景仰的孟子的诠释，更是如此。所以，下文言及二曲对孟子圣人观的诠释，将结合二曲整个的生命践履来研讨。据此，我们会发现，二曲对“清者”的诠释为“抱道以避势”，对“任者”的诠释为“避势以行道”。
1．盛赞伯夷，以“清者”立基
直接谈到伯夷其人的，在《二曲集》中只有两处。一见于《四书反身录·孟子》，是二曲对《孟子·公孙丑上》所讲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的评论。二曲这样发表自己的见解: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学其清，而不同流合污，虽“隘”亦不害其为贤。若因孟子说“隘”，立身之初，便先从不隘处做去，鲜不流于乡愿。[15]
是春绝粮，几不能生。……先生每值困阨，则诵“伯夷、叔齐饿死”并“志士在沟壑”以自振。[16]
综合这两条，我们可以看出，二曲对伯夷极为推崇，对伯夷的评价也明显高于《孟子》中伯夷的形象。因此，二曲将“清者”的形象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初”的修养之基，并以之警策自身，勉励众弟子。这是因为二曲生于明末，东林之影响犹在，理学家的修养及东林精神的熏陶，使得二曲非常重视名节，对此，二曲又称之为“真品”，这既是对孟子中“伯夷”之清的继承，也是一位理学家回应清初特殊的形势而作的改造与发扬。
2．承接“出仕以道”，倡导名节与“真品”
规范从政道德，讲究“出处行藏”的原则与操守，是历代士人特别重视的问题。二曲之重视出处行藏，倡导士人之名节，也是承继了孟子“出仕以道”的路线，晚年在《四书反身录·论语》中诠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时，就直接引用了孟子的观念:
“用之则行”，可以仕则仕;“舍之则藏”，可以止则止。行藏惟道是徇，进退不失其正。道苟见用，则进而行道以济时，进非希荣;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万钟有所不顾焉。[17]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是孟子对孔子圣人人格的称述，二曲以孟子此语去诠解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为了表达他心目当中士君子出处行藏应遵循的准则，即“行藏惟道是循”，这是对孟子“出仕以道”的继承与弘扬。
相对于其他时代的儒者，二曲特殊的明遗民身份及早年父亲殒命于王事的特殊经历，使得他更加重视品节问题。在南行讲学中，他就对学人强调说“义命廉耻”是士人立身之基，在解释孟子“不受百镒、不受万钟”时，二曲又直倡“名节”与“真品”，他说:“名节者，卫道之藩篱;辞受者，立身之大节。学者谈仁义、服道德，必须有此操守，然后学为真学，品为真品。”[18]从二曲对“真品”的重视，又依稀窥见晚明东林学者的影子。东林诸儒在朝纲日颓、阉党日炽的晚明就特别强调一个“真”字，如顾宪成尝言，“人须是一个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只以不真之故，便有夹带。是非太明，怕有通不去、合不来的时节，所以须要含糊。少间，又于是中求非，非中求是。久之且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无所不至矣”[19]。
因为对“真”的强调，二曲与东林皆有黜乡愿而进狂狷的倾向。顾宪成之弟顾允成有言:“平生左见，怕言中字，以为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也。”[20]这种斥乡愿进狂狷的倾向为二曲所继承，如他特别称述伯夷之“清”，认为“立身之初，便先从不隘处做去，鲜不流于乡愿”[21]。但由于二曲与东林所处的时代不同，东林处于明之季世，仍希望挽狂澜于即倒;而二曲则处于明清鼎革之后，故不得不以清者自处。所以，东林士人近于“狂者进取”的形象，二曲则是狷介有守的“圣之清者”形象，如他讲“士患立身有瑕，不是美玉;果是美玉，售与不售，于玉何损”[22]，就可看出二曲比之东林更加强调士的清品介节。
3．反对“身事二姓”，誓死不事清廷
由于讲学影响，二曲中年以后，已经声名大震，这也给他招致了两次大的麻烦——清廷的两次征召。一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二曲47岁时，陕西总督鄂公以“山林隐逸”荐二曲;一次是康熙十七年(1678)，52岁时，兵部主政房廷祯又以“海内真儒”荐，二曲两次都是以疾病力辞。第二次征召时，形势极其严峻，官府以锁拿相威胁，二曲不为所动。当时二曲之族弟李因笃亦以“博学宏词”被举荐，临行时涕泣以劝，二曲以“人生终有一死，患不得所耳。今日乃吾死所也”[23]笑答，并留下遗嘱给其子及门人，绝水绝食五昼夜相抗。时人讶为“铁汉”，顾炎武亦为诗志感，称述二曲“读书通大义，立节冠清流”[24]。考察二曲誓死不仕清廷的真实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明遗民的身份及理学家的操守使然。在与友人秦灯岩的书信中，二曲透露了“身事二姓，大节有亏”[25]之语;另在《四书反身录·论语》的《微子》篇里，二曲表达了“后世若德非微子，分为臣仆，主昏不能极谏，国亡不能殉节，跳身远去，俯首异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仁之大者”[26]的看法。二是其母苦节育孤、艰困而死在他生命当中烙下的心灵隐痛，“仆痛先母贫困而死，誓终身不独享富贵，若将来强之不已，势必以死报母”[27]。
二曲之声名不仅给他招致了朝廷举荐的麻烦，就连吴三桂乱军也慕名想拉拢他。对此，二曲以迁居数百里外的富平县来表示不与之同流合污。[28]经历了荐举风波和吴三桂乱军的拉拢之后，二曲深以不能藏身敛迹为悔。学人张起庵慕名来访时，语及乾之初爻，二曲深有感触，谓“学须深潜缜密，埋头独诣，方是安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学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谓‘生我名者杀我身’，区区今日，便是榜样”[29]，张起庵叹息而去。
自47岁至53岁这几年间，二曲一直处于朝廷举荐和吴三桂乱军的困扰之中，因是二曲撰《谢世言》以绝人事，并自建“土室”，晚年一直避居其中，研读四书，除门弟子及二三好友外，不与他人交接。只是，二曲“虽闭户幽居，而一念己饥己溺之心，未尝一刻少忘”[30]，所以，二曲在实践伯夷之“清”后，还要力求“避世以行道”，走向“圣之任者”。
三、避势以行道:“任者”新诠
二曲对“圣之任者”的向慕与实践，是从对伊尹的独特诠释开始的，在二曲那里，孟子笔下的“任者”伊尹，呈现为一种“清者”之“任”。那么，二曲是如何具体诠释伊尹的呢?
1．“清者”之“任”:伊尹新诠
关于伊尹的评价，在二曲的《四书反身录·孟子》中出现了三次，一次是在解释《公孙丑上》孟子所讲的“不可召之臣”时:
“不可召之臣”，伊吕而后唯诸葛武侯庶几此风，故士必自重，而后为人所重。[31]
一次是在解释《滕文公下》孟子回应陈代“枉尺直寻”时: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业;若操守不真，则其事业可知。伊、傅、吕、葛一出，而事业卓越不群，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32]
一次是在解释《万章上》孟子否认伊尹“割烹要汤”，称赞伊尹躬耕乐道、取严不苟的节操时，二曲发挥道:
伊尹躬耕，惟道是乐。“禄之以天下，弗顾;系马千驷，弗视”，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乐道。吾人居恒非不谈道，非不自谓“乐道”，不知胸中果超然无欲，皭然无滓，于凡非道之物，略无少动乎?取严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处不慎，而曰“乐道”，道可知矣。[33]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觉觉后觉”，故先觉之觉后觉，实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觉而置斯世斯民于度外，不以之觉人，便是旷天工。
问“天工固不可旷，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后得以斯道觉斯民，否则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曰:“只患不觉，果能自觉觉人，遇不遇非所论也。王心斋，一盐丁耳，偶有悟于圣贤之学，即以先觉自任，挺身号召，随机开导，万众咸集，人人意满，虽皂隶臧获，莫不欢若大梦之得醒，初曷尝藉名位?”[34]
一介不苟之操，万物皆备之量，此伊尹之所以为圣也。周子所谓“志伊尹之志”者，此志而已。[35]
深入分析以上这三段材料，我们明显可看出，伊尹在二曲心目中的形象与孟子相比又发生了一些转移。第一，在二曲这里，不再出现“五就汤，五就桀”“治亦进，乱亦进”“何事非君、何使非民”等《孟子》书中出现的字眼，反而强调了本来就可能已被孟子所歪曲的“躬耕乐道”“取予不苟”(上引第三段材料)，于是，伊尹的形象，就首先偏向了一个重视品节、抱道守身的“清者”。第二，伊尹不同于伯夷那种纯粹的“清者”的地方，是他有“事业”，只不过，伊尹之“事业”是“真事业”，是由其“真操守”发出的。伊尹同样是坚守“道高于势”的“不可召之臣”，是以“清节”为根基的，这点，二曲比孟子强调的更甚。第三，伊尹之所以为圣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的“事业”，更在于他具备“一介不苟之操，万物皆备之量”，所以，即使无伊尹之“遇”，依然可以以“先觉自任”“随机开导”，在民间从事“化民成俗”“表正人伦”的讲学工作，用二曲的话说，就是“在朝在野皆有事”。
2．在朝在野皆有事:“清者”与“任者”的圆融
二曲中年时曾经南下讲学，门人录之为《锡山语要》，在这次讲学活动中，二曲就明确表达了这种看法:(www.xing528.com)
士人立身，无论显晦，俱要有补于时。在位，则砥德砺行，表正人伦于上;在野，则砥德砺行，表正人伦于下。所谓在朝在野皆有事是也。[36]
在二曲看来，儒者最重要的活动是“表正人伦”，教化百姓，那么，无论在朝在野，士人便应当而且可以去推行这一工作。所以，二曲才可以强调“士人立身，无论显晦，俱要有补于时”，在位则砥砺德行，表正人伦于上;在野，则砥砺德行，表正人伦于下，总之是“在朝在野皆有事”，而非是在野便可如佛老一样独善其身。伯夷之“清”完全可以走向伊尹之“任”，也必须走向伊尹之“任”;反过来，伊尹之任也必须以“清者”之“清节”为根基。这样一来，“清者”与“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得以化解，二者成了一种圆融无碍的关系。
3．避势以行道:二曲的“任者”之路
二曲早年的经世意识，与历代大部分儒者并无实质性的不同。未过而立之年的二曲就博览群书，不但于经、史之书广泛涉猎，而且有志于政治、军事之学。据《年谱》载，二曲30岁时，因目击流寇劫掠之惨，是年究心兵法，称赞太公、武侯、阳明之为“有用道学”，这可以看作明末延续到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的一部分。但是二曲步入中年以后，其经世思想却发生了重大转变。此一转变，二曲友人骆锺麟在为二曲《匡时要务》作的序中有详细的记载:
《匡时要务》，关中二曲先生语也。先生甫弱冠，即以康济为心，尝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测》《时务急着》诸书，其中天德王道，悲天悯人，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既而雅意林泉，无复世念，原稿尽付“祖龙”，绝口不道，惟阐明学术，救正人心是务。贤士大夫咸师尊之。叶郡伯辟关中书院，延以式多士，终不就。抚军白大中丞，欲疏荐于朝，以隆大任，毅然力辞。[37]
《匡时要务》作于二曲44岁时，此时已是康熙九年(1670)，清廷统治渐趋稳定。结合此种时代背景，再细思二曲从“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到“雅意林泉，无复世念”的转变，或能些许察觉到明清之际儒者从志存经世、欲图复明到不得已而埋头治学、守先待后的心路历程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迫于政治高压，也是眼见复明无望，事无可为，不得不将家国之痛深藏于内心，其中所饱含的沉痛与酸辛，不难推知。这是二曲及其他同时代儒者最后放弃武装抗清的最重要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二曲的“雅意林泉，无复世念”真的说明他从此走向佛老遁迹山林的哲学，而于世道治乱、生民休戚不闻不问了吗?我们从他晚年所作的《司牧宝鉴·小引》中便可窥见并非如此。二曲说:“余闭户养疴，久与世睽，虽居恒绝口弗及世事，而世道人心，未尝一日忘怀。”[38]《司牧宝鉴》作于二曲晚年，此时二曲已经因屡蒙征召而闭户不出，久与世隔，但仍没有放弃世道生民之念，这说明，二曲终究是一个有深切救世意识和担当感的儒者。那么，他之所谓的“雅意林泉，无复世念”只能作如下的解释:第一，“雅意林泉”并非真正的要遁迹山林，而是明遗民的身份使得他采取了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不愿身仕二姓而为清臣。第二，二曲虽不愿出仕为官，但他并未放弃志存经世的儒家立场，只是他对现时代的根本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并由此而转换了经世的具体思路。他说:
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昧义命，鲜羞恶，而礼义廉耻之大闲，多荡而不可问。苟有真正大君子深心世道、志切拯救者，所宜力扶义命，力振廉耻，使义命明而廉耻兴，则大闲借以不逾，纲常赖以不毁，乃所以救世而济时也。当务之急，莫切于此。[39]
二曲认为，儒者倡道救世皆是针对当下具体的时代问题，所以皆是“随时补救”。在他看来，晚明以来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便是人心的蛊坏、士风的寡廉鲜耻，也即“昧义命，鲜羞恶”导致的伦理纲常的败坏，这是造成明亡最内在、最根本的原因。而明清易代之后，清廷又实施了文化上威慑利诱的分化瓦解政策，更加剧了人心士风的堕落与蜕化。所以，二曲认为，当下一个有担当感的儒者所最应做的事情便是提撕人心，表正人伦。而要提撕人心，表正人伦，首推讲学。所以，二曲从中年频繁的讲学活动，至晚年的避居土室，依然传授弟子、接引来学，都是此一担当感的具体表现。
二曲晚年最得力的弟子王心敬通过称述其师之言，对二曲的为人与为学做了一个总体的评价:
盖先生之心，万物一体之心;先生之学，万物一体之学。尝自言曰:“离人无所为我，此心一毫不与斯世斯民相关，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学，便是自私自利之小人儒，便是异端枯寂无用之学。吾辈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达则开万世之太平，以泽斯世。岂可自私自利，自隘其襟期。”[40]
王心敬将二曲之学定位为万物一体的大人之学，与二曲对伊尹“一介不苟之操，万物皆备之理”的定位不谋而合。而二曲之言“此心一毫不与斯世斯民相关，便非天地之心，便非大人之学”，正说明了他所做的“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的文化传承活动，同时也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即是“为万世开太平”的“任者”的事业。在此种意义上来说，“穷则阐往圣之绝诣，以正人心”的社会教化与文化传承活动，也就一样有功于天下，有功于万世，也就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经世方式。二曲又称颂伊周孔孟之事迹，认为他们是“得志则经纶参赞，兼善天下;不得志则绍前启后，兼善万世”[41]，尤其是当时不得志的孔孟，反能“绍前启后，兼善万世”，这既是对孔孟所做的文化传承活动的称颂，也凸显出二曲传承道统、担当世运的“清者”与“任者”兼备的圣者情怀。
总之，对孟子的“四圣说”，二曲以自己独特的“反身实践、以身发明”的方式进行了全新的诠释。由于孟子生活于士的地位日益凸显、士的自觉意识日益高涨的战国时代，孟子的“四圣说”是建立在道、势紧张关系上而提出的圣人观，清者与任者的距离即是道与势紧张关系的呈现。到了清初儒者李二曲这里，在专制制度、改朝换代、异族统治带来的政治高压下，应当说道与势的关系更为紧张，在此种情境下，二曲以“抱道以避势”“避势以行道”的高超智慧圆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二曲为易代之际的士人人格的独立、社会关怀意识的承续所探索到的一条出路，也是二曲通过承接孟子“圣人观”而贡献给士人的最大财产。
【注释】
[1]全祖望在《二曲先生窆石文》中称:“当是时，北方则孙先生夏峰，南方则黄先生梨洲，西方则先生，时论以为三大儒。”(见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14页。)当然，现在关于三大儒的说法，学界争论不一，亦有四大儒、五大儒之说。张岱年先生指出，清初最有名望的三大儒是:孙奇逢、黄宗羲、李颙。到了清末，人们讲清初三大儒，就改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讲清初五大儒: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到梁启超那里，又去掉了孙奇逢，称为清初四大家。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80页。
[2]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709页。
[3]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杜维明:《孟子:士的自觉》，《国际儒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周敦颐撰，徐洪兴导读:《周子通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5]“抱道以待势”是借鉴黄石公《素书·原始》“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不同之处，一为道家作品，讲“待其时”;一为儒家主张，是处理道势关系时所表现的一种态度。
[6]汉赵岐注“柳下惠不恭”为“柳下惠轻忽时人，禽兽畜之，无欲弹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参见《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7]朱熹、吕祖谦撰，严佐之导读:《朱子近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8]《孟子注疏》，第98页。
[9]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4页。
[10]伊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真实的形象多有争议，本文只讨论伊尹在《孟子》文本中的形象。
[11]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399页。
[12]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4页。
[13]此语出自时人刘青霞等为《四书反身录》作的序，载《二曲集》，第397页。
[14]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398页。
[15]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14页。
[16]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665页。
[17]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457页。
[18]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44页。
[19]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83页。
[20]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第1472页。
[21]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14页。
[22]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470页。
[23]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677页。
[24]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678页。
[25]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187页。
[26]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典集》，第505页。
[27]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187页。
[28]据《年谱》四十九岁条载:“(康熙十四年乙卯)八月初六日，先生挈家避兵富平。是时，云贵构乱，蜀汉尽陷。盩厔密迩南山，敌人盘踞于中，土人往来私贩者，传敌营咸颂先生风烈。先生闻之大惊，亟拟渡渭远避。会张参戎升总镇，肃舆迎送富平。”见《二曲集》，第672页。
[29]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670页。
[30]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210页。
[31]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15页。
[32]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17页。
[33]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22～523页。
[34]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23页。
[35]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524页。
[36]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39～40页。
[37]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103页。
[38]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369页。
[39]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76页。
[40]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368页。
[41]李颙撰，陈俊民点校:《二曲集》，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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