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荣
摘要:重西北而轻东南是古代中国王朝御边战略的基本特点，北宋亦不例外，当时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资源的配置都向西北地区倾斜，而东南地区则基本处于被牺牲的资源输出位置，以致当地国防力量严重空虚、治安状况日趋恶化。然而，北宋之时正值历史上南北变迁的过渡时期，东南地区的战略地位正日益凸显。身居江南的李觏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历史性的变迁，于是一反重西北的世俗之见，以战略性眼光指出当时天下之根本在于东南，朝廷忧西北不忧东南实在缺乏政治远见而且充满隐患。因此，李觏忧心忡忡地呼吁朝廷重视东南地区的治安，苦心孤诣地提出了以屯军、选贤和放权为主要内容的东南备御之道。李觏的东南战略论是南北变迁时代两宋御边思想的重要篇章。
关键词:李觏 东南 西北 御边 战略
作者:杜德荣，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儒家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
李觏，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殁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享年51岁。生前倡立旴江书院，“东南士人，推以为冠”[1]，尊称旴江先生。李觏一生嗜学勤思，虽身处草泽乡野，却关心时局世务，自述下笔属文“以康国济民为意”[2]，后世称其著作“皆指掌太平之规，蒿目当世之虑”[3]。作为紧贴时代脉搏的杰出思想家，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的李觏敏锐地洞察到东南地区日趋重要的战略地位，面对当时因国防战略的严重失衡所造成的东南各州县猖獗的贼盗之势，他“夙夜忧惧，寝食弗皇”[4]，遂一再上书执政，极论东南利害，呼吁朝廷及早防范，加强东南地区的备御。
最早在宝元二年(1039)写的《强兵策》中，李觏就强调要分辨东南之兵与西北之兵各自的特长和局限，开始提出在东南置军屯田以征捕盗贼的防御主张。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直关注东南问题。庆历三年(1043)，李觏作《庆历民言》，其中的《南略》篇从天下盛衰的历史经验角度专论东南战略之重要性与基本内容;庆历四年(1044)，李觏上书富弼，再言南方事，并提出详细的备御东南之策;庆历六年(1046)，李觏又作《长江赋》，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强调东南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满腹忧愁地再度呼吁加强东南地区的守卫以防备祸乱;皇祐四年(1052)，李觏又上书奉诏征讨侬智高的广南安抚使孙沔，条陈东南守备十事;至和二年(1055)，李觏再度上书富弼，着重指出官不得人给东南防务造成的重大损失，主张慎柬东南守官。只可惜朝廷并未因李觏的持续呼吁而重视东南防务，重西北轻东南的御边战略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
可见，东南战略论在李觏的政治思考中有着一贯突出的分量，是他的富强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宋御边思想的重要篇章。然而，关于李觏思想的现有研究成果中还缺乏对其东南战略论的专题探析和梳理。据笔者所见，仅有张春贵先生的《李觏政治思想研究》一书用简短的篇幅讨论过其东南战略。[5]鉴于此，本文特就此问题展开研讨，以期补充现有研究之不足，并求教于方家。
为了便于论述和比较，本文所说的东南地区主要是指包括北宋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路、广南路在内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等广大区域，西北地区则主要是指包括开封府、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在内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区域。
一、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
宋代以前，历代中原王朝的边患都主要在北方，如唐人崔融曾对前代北方游牧民族为患中国作了如是总结:“北地之为中国患者久矣。唐虞以上为獯鬻，殷周之际曰猃狁，西京东国有匈奴冒顿焉，当涂典午有乌丸鲜卑焉，拓跋世有蠕蠕猖狂，宇文朝有突厥睢盱。斯皆名号因时而改，种落与运而迁，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连祸结，无代不有;长策远算，旷古莫闻。”[6]的确，由于北方地形条件和民族结构都比较单一，便于游牧民族迅速集结势力、发展壮大并进行长途奔袭、流动作战，因而中原王朝事实上从未能免于北方戎狄的进犯，也从来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北方边患。相比之下，南方的地形、气候条件和民族结构、风俗习性等都相当复杂，因而难以通过集聚、组合而形成强大的民族政权，且即便出现了较强的民族政权，也会有后顾之忧而不敢主动进攻中原，如王夫之所析:“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逾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7]因此，与北方游牧民族所造成的严重边患相比，南方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的统治构成致命性威胁的可能性很小，于是历代王朝的御边重点一直都在北方而不是南方。[8]
宋代的北方边患远甚于前代，并最终为北方戎狄所灭。北宋时期，西北地区东有积强之契丹，西有频扰之西夏，都兵强马壮且对中原虎视眈眈，又占据“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等有利地形，而中原自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故北宋在应对北戎的不断侵逼时始终处于“只守界壕，不敢与敌”的“自古未有”之弱势地位。[9]由于西北地区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边防压力，宋廷的国防兵力部署自然就向西北倾斜。以宋仁宗庆历年间为例，据王曾瑜先生考证，当时全国禁兵共1927指挥，其中1732指挥屯驻于西北，而江淮以南广大地区仅驻195指挥，且其中有124指挥是于庆历三年(1043)因王伦、张海等叛乱才添置的，之前南方许多州本无禁兵。[10]这也反映出宋初实行的强干弱枝国策严重掏空了南方的国防。咸平三年(1000)，知黄州王禹偁就曾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南方诸州武备废弛的情形:太祖、太宗为削平僭伪，“令江淮诸郡毁城隍、收兵甲、彻武备”，“名为郡城，荡若平地”，又以书生领州，“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如滁州一遇发兵漕运便无人守城，且“城池既圮，器仗不完”;维扬号称重镇，实与滁州无异，铠甲、弓弩“十损四五”，而“不敢擅有修治”;黄州城墙器甲，还不如滁、扬;可见，“城池堕圮”“兵仗不完”“军不服习”已成为江淮诸州的三大隐患，若不加强御备，一旦盗贼窃发，则朝廷难以抵挡。[11]同年，知泰州田锡也上奏说，今江浙“诸处城池，多不浚筑，兵士多非精锐，甲兵少有坚利，卒有盗起，官吏何以固守?”[12]
一方面是南方武备的如此松弛，而另一方面宋代的人口史已出现一个最重要的变迁，即南方人口迅速增长并超过北方人口。以李觏生活年代的前后为例，太平兴国五年(980)，北方户数约为254万户，约1272万人，南方户数约为387万户，约1937万人，比北方多52%;到元丰元年(1078)，北方户数增长了1．2倍，达到约566万户，约2832万人，而南方户数则增长了1．8倍，达到约1094万户，约5470万人，比北方多93%。[13]试想，以相当于北方十分之一左右的兵力统治多出北方近一倍的人口，南方焉得不社会动乱、盗贼四起?事实上，自庆历以后南方盗贼确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14]。其中，尤以王伦、侬智高两起叛乱最为典型地反映了重北轻南的御边战略之弊端。
庆历三年(1043)五月，王伦于京东路沂州叛，攻克密州，贼众仅四五十人，寇青州不得入，遂转掠淮南路，队伍迅速壮大，连克海、泗、楚、真、扬、泰等州，七月方被平定。当时，欧阳修分析了导致王伦贼众渐多并横行千里的三大原因:一是“江淮诸处先有盗贼，渐与王伦合势”[15];二是江淮诸州官吏不得人，遇贼皆丧胆，“或敛物献送，或望贼奔迎，或献其兵甲，或同饮宴”，致贼“入州入县，如入无人之境”[16];三是江淮州郡素无守备之兵，须自京师发兵追剿，延误战机，结果“孙惟忠等未离都下，而王伦已至和州”[17]。可是，宋廷并未从中汲取教训，而继续轻忽东南地区的守备。皇祐四年(1052)四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反，因当时广南路各州郡无备，守臣一遇敌大多都弃城而逃，叛军得以先后攻陷邕、横、贵、藤、梧、康、端、龚、封、昭、宾等十余州，直至次年正月才被剿平。[18]此次叛乱极大地震撼了宋朝在岭南地区的统治，但朝廷仍未因此而强化岭南的备御，迟至南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臣僚还上奏指出“朝廷每备西北，孰不知徭蛮冲突岭外，南邻交阯，势须经营”，而今“广南城隍，摧圮不葺，戍兵逃亡殆尽，春秋教阅，郡无百人，虽有乡兵、义丁、土丁之名，实不足用，缓急岂能集事”，请求巩固岭南要地的守御以“息徭蛮侵掠之患”。[19]
针对重西北轻东南的御边战略给东南地区带来的守御危机，当时也不乏有识的士大夫如欧阳修、王禹偁、富弼、张方平、王拱辰等要求朝廷调整战略部署，迅速确立州县置兵、慎择守官、许州郡以节制之权等御盗之法，以巩固东南的统治秩序。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东南战略问题，从理论上对东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备御之道做出系统而详尽探讨的，在当时只有李觏一人。
二、“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
李觏在《庆历民言·南略》中指出，从天下分合的历史轨迹来看，“南北离合，系天下盛衰”:汉衰则离，逮晋而合;晋衰又离，逮隋又合;唐衰又离，逮宋又合。当天下盛时，南方受强大中原王朝的控制，南北统一;及天下衰时，南方奸雄趁中原动乱而自救不暇之机，“距长江之固”而割据自立，南北分离;待其后明王兴作之时，南方割据政权“业已成”“守已完”，没有数十上百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攻取南方，重新实现南北统一。[20]李觏从这种前事之验中看到了后事之忧，于是当举国上下都把目光主要集中于西北地区的边防情势时，李觏却一再撰文提醒当局东南地区才是今日尤为切要之重地，所谓“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21]。李觏分析认为，东南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东南地区据山川之险，地势易守难攻。李觏在《长江赋》中生动地描写了水深山高的长江天险:“深或无底，远或几千万里，……朝溪暮谷，刮骨磨肉，委之填之，而莫饱其欲。万山崔崔，将裹将束，如儿童之见犇马，缩头敛手，避路而踯躅。……操舟之老，尚不能自保，况乃远而行客，孰不椎心而太息?出如登山，入如沉泉，退无所止，进不得前。”在如此艰险难行的江面上，平日里“时清气和”、风平浪静之时，固然“无涛无波，千丈一席，可眠可歌”;一旦顷刻间天色怒变、风起云涌，则“前雷后霆，冰堆雪层”，此时“龙螭蛇鼋，固执杀生之权;虾蟹琐琐，犹或贾勇而争先”。[22]此处字里行间，李觏明显想要传达这样的寓意:当国家承平无事之时，东南地区固然呈现出一派歌舞祥和的气象;一旦天下风云变幻，则凭借此险要地形，不仅奸雄豪强将趁机篡夺朝廷生杀之权，即便是小盗小贼也将奋勇争先而骚动一方。后来元丰三年(1080)，曾巩也因有见及此而奏请东南益兵:“今东南之隅，地方万里，有山海江湖险绝之势、溪洞林麓深僻之虞，而此诸路之兵，各不过数千人而已。其于防逻，常患不足。万一有追胥讨捕之事，理必乏人。……东南之寡弱，盖可知也。……计今之宜……稍增兵屯，使缓急足用，以销奸萌，除患于未然。”[23]
其二，东南地区户口栉比，物产丰饶，财力富厚。李觏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过渡时期。一般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宋代，如最早张家驹先生指出，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可以说是南方的全盛时代”[24];李剑农先生也认为，“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25];郑学檬先生也同意，“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了”[26]。事实上，唐代中期以后，东南地区就是朝廷财赋的主要来源，如明儒丘濬所言，“东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27]。唐贞元十八年(802)，韩愈就曾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8]。到了宋代，东南地区更是朝廷不可动摇的财赋命脉，如元祐六年(1091)，王觌回忆说:“伏见东南诸路，曩岁财用最为足，故自祖宗以来，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29]李觏身居东南，对该地区的经济重心地位自是了若指掌。李觏指出，一方面“扬荆巴蜀，交广瓯闽，地有常产，物有常珍”，加上东南之民勤苦非常，“山高者鲜不凿，土深者鲜不掘”，“平原沃土，桑柘甚盛”，于是地方数千里财用不穷，“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而未闻取一物于北方，可见“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30]另一方面，只见东南地区的财货“水行陆走，馈运而去”，源源不断地供给北方，于是“汴口之入，岁常数百万斛，金钱布帛，百物之备，不可胜计”，而国家度支经费尚闻不足，可见“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31]
其三，从夷夏内外之辨的角度看，东南地区属华夏之内，为天下腹心。李觏认为天下就好比人的身体，“诸夏，内也，为腹心;夷狄，外也，为手足”，若“腹心安宁，气和而神旺”，则手足之疾不为大祸;若“腹心不宁，役其气而疲其神以专治手足”，则“手足未愈而腹心殆矣”。孰轻孰重，一目了然。昔日“秦备胡而陈胜起事，唐戍蛮而庞勋肆毒”，终致国家土崩;如今，朝廷为了抵御北方夷狄，牺牲东南守备以全力供给西北边防，也属于护手足而不护心腹，难免将来不会重蹈秦、唐覆辙。[32]
总之，东南地区作为朝廷腹心之地，据有“山川之阻，土地之富”，自然“足于财用，而利于守御”，于是“天下有道，则王之外府;天下无道，则奸雄所处”。历史上，周衰则有吴、楚之霸;汉乱则有孙策、孙权创立东吴基业，虽曹操用兵亦有赤壁之败，直至孙皓暴虐才自取灭亡;司马睿于建康开创东晋，其后苻坚以八十万大军伐晋而兵败淝水;刘裕得东南之地以北伐中原，功高盖主后灭东晋而建刘宋;南北朝时期萧道成建南齐、萧衍建梁朝、陈霸先建陈朝，皆自取自守，独霸一方，久而后失国。[33]李觏认为，凡此前朝兴亡之迹虽有历数，亦事势之必然。如今，北方已有辽、夏的侵扰，万一南方又生变，则朝廷将失去米帛金钱之赋入，这如同“疾将病而绝之食”，必为“庙堂之忧而奸雄之幸”。[34]
三、“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
鉴于东南地区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朝廷本应当早为之备以弥祸于未形，但事实上国家却“重西北而轻东南”[35]。在至和二年(1055)给富弼的上书中，李觏忧愁万分地说:“祸以忽而生，势以激而动。……朝廷忧西北而不忧东南，无寇贼之备，是所谓忽也。用力于西北，则势不救东南，生奸雄之心，是所谓激也。窃恐燕、赵有举烽之变，则荆、扬无安堵之氓。”[36]李觏揭示了重西北轻东南的御边政策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表现。
其一，西北之官则特举，东南之官则累资，导致东南地区庸人并进，官不得人。宋朝君臣大多认为，国家于南北诸路选拔官吏应有轻重、远近之差，“河北、陕西、河东三路为重路，……成都路次三路，……京东西、淮南又其次;江南东西、荆湖南北、两浙路又次之;二广、福建、梓、利、夔路为远小”[37]。于是，朝廷为西北地区铨选的官员多为能力强干者，如景德二年(1005)河东转运使鲍中和上表请求，“河北、河东、陕西路供给边备，其知州、通判、幕职、州县官，望令审官院、吏部铨选年六十以下强干者充”，获得了宋真宗的采纳。[38]相比之下，“南国卑薄，隔以江湖，朝士亦不欲来，比于四方，最为少人”，而官不得人正是东南地区守备空虚的最重要体现，所谓“无备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39]因为官不得人对东南守备造成的后果几乎是致命性的:第一，凡居位者皆“但行文书，不贵实事;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40]，缺少图国忘身的公忠之臣为朝廷守卫南方国土。这在侬智高之乱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智高未起之时，邕州知州陈珙不听人言，对叛乱之萌充耳不闻，视修城池、教士卒如儿戏，遂致智高轻易袭取邕州;此后智高数月之内连克岭南十余州，多是因诸州守臣除赵师旦、曹觐外都贪生怕死，“众欲距之，而主者开门之不暇”，以至“数百千里之中，无一人可与计事者”，这才使得“百越之地，千里无烟，积尸成山，流血成川”。[41]第二，东南地区吏治腐败，官吏鱼肉百姓，致使本地内生的盗贼日益增多。李觏在家乡就曾目睹了官吏欺压百姓以致民冤难伸、怨愤载道的惨痛情形，“吾邑之在江表，……自政不得人，二三年来，尤为昏乱。公庭攘攘，塞耳不闻怨声。民钱狱理，交手为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问”，凡“朝无亲党，袖无金贝”者皆不能“自达其冤”，结果“穷夫细人，拷棒且死，噤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愿雪活”。[42]据欧阳修所言，庆历三年(1043)建昌军一伙强贼400余人，“建旗鸣鼓，白日入城”，为害尤甚于王伦。[43]当时李觏家乡这种逼民为盗的现象，在整个东南地区无疑只是冰山之一角。
其二，敛东南之财以输于西北，“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唯恐不支”，结果东南之民产业多隳。[44]李觏指出，如今在东南地区，“赋敛之烦，数倍常法，旱灾之作，绝异曩时，民力罢羸，众心愁怨”，加上州县官吏贪暴不法，率敛无名，导致百姓陷入饥寒境地，也是逼民为盗贼。[45]此外，为佐西北军费，朝廷还在东南列郡实行盐茶禁榷，“官自斥卖，舟运衔尾，仓储如坻。商旅之行，敛手无措”。[46]李觏坚决反对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因为欲将山海之货属之官府而使民不得措手足，则必立重法禁止私贩，但法重则利亦重，利重则总会有人铤而走险，及其陷于罪而董之以严刑，则亦无异于驱民为盗，所以应当释禁通商、与民同利，以使民不至为盗。
其三，世俗议者以为东南之兵怯弱，不敌西北之兵勇猛，这是国家兵力部署重北轻南的一个直接依据。按照世俗观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高则寒，“其民体厚而力强，气刚而志果”;地低则温，“其民体薄而力弱，气柔而志回”，故西北之兵“能辛苦，有成功”，东南之兵则“少所立”。李觏则认为这不过是“老生之论”，地理环境的确会导致民之性情和气质的差别，但教而使之则在于君主与将帅，“圣王不择民而教，贤将不择士而使”，全赖所用之方略如何。从历史上看，虽然江南风俗卑柔浮薄而荆楚风俗剽悍轻捷，但“楚若敖筚路篮缕”，其后世常与晋争霸;“吴太伯断发文身”，其后世亦先晋而歃;项羽以八千人起于会稽而杀秦王子婴，驱刘邦至巴蜀，分裂天下而成为霸主;刘裕以百余人起于丹徒而诛桓玄而正晋室，后平定齐地而长驱关洛。可见，东南之兵尝与西北兵较高下，只在其将帅之才与不才。以南北之军言之，也是各自“习有所多，技有所长”，北军擅长在沙平草浅、一望无际的平原作战，以骑兵进行远距离奔袭，左右驰射，风驰电骇;南军则擅长在山地丛林和江流巨浪中作战，“徒步相搏，短兵相击”;因此，用北军南征和用南军北征一样都是可笑的。然而，当时朝廷却偏偏犯了南征而用北军的愚蠢错误，东南郡国无精兵，一旦遇有盗贼肆虐，则由京师发兵以捕之，“去平地而即险阻，出中国而入瘴疠”，是以己之所短攻敌之所长，故纵然以多击少、费且甚厚，结果不但无功反而“狡穴未堙而吾军殆矣”。[47]
此外，世俗议者轻东南之兵，还因为只见宋太祖开国时轻易攻取东南割据之地，便以为“事势常然”，殊不知当时南唐李氏残杀忠良、祸害百姓、享乐无备，宋乘其失政之余而攻之，兵叩城下而彼犹未知之，才得以取之如反掌。然而，今后哪还能遇到如此“愚暗之贼”，又哪还能有如此“神武之师”?[48]以治讨乱尚且难以为计，以乱攻治就更不可能取东南之寸土。事实上，东南之民是“为官军则怯，为乱贼则勇”，因为他们虽未必都体力劲健，但必少有财力以营索衣食，只有生活无依靠者为避死才不得已而从军，自然在军旅中表现怯弱;然而东南之民固有“骁悍之资，狡猾之性”，一旦因怨愤而起则必有所觊觎，又岂会无勇。[49]遗憾的是，直到南宋时仍有身居相位者认为，“中原之人强悍壮实，东南之人柔脆怯弱”[50]。既如此，宋廷在御边重点上难有实质性调整也是可想而知的。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战略失衡表现，李觏认为重西北而轻东南的国策实在是不明智的，厚此薄彼的结果必将使朝廷腹背受敌。昔日曹操用兵不可谓不善，然而终不能“以一矢加于孙权”，不仅是因为东吴有山川之险，也是“马超、韩遂在关西为后患”的缘故;如今东南地区亦不乏虽“辍耕垄上”而实怀“鸿鹄之志”者，他们之所以“伏而未起”也是在等待时机，一旦西北边鄙戒严而战事吃紧，他们就会乘衅而起，届时“长淮大江壍其前，西戎北虏猾其后”，朝廷必将“畏首畏尾，力屈货殚”，即便是“周公为相，太公为将”，恐怕也难以为计。幸而眼下无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正当其时，若能早备之得所则隐患可除，若继续轻忽则必起奸雄、生大祸。[51]
四、“宿师树贤以扼其咽”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李觏始终在提醒当局注意防范东南地区可能趁群盗作乱而起的奸雄，他们才是使朝廷可能丧失东南宝地的真正敌人。李觏分析说，“群盗者，初不足畏，或数人，或数十人，或数火，或数十火，然后以小合大，以近合远，遂成千人万人耳”，但即便如此，盗贼之举措亦不过杀人越货而并不像奸雄一样以割据一方、谋取天下为目的，故而盗贼本身并不足以成大事;然而，若盗贼荼毒生灵而朝廷不能及时诛灭，则有才能、实力出众的奸雄便会“以诛盗为名”，“假忠借义，以讨贼为功，以要王爵，以归民望”，“因天下之心，收天下之权”，积久便难以控制，这才是朝廷的心腹之忧。可见，盗贼虽不能祸乱天下，却能“召天下之祸”，而“奸雄不得盗贼之资则不敢起”，所以“防奸雄莫若除盗贼”。[52]为了在东南地区实现省盗、备乱的基本防卫目标，李觏认为当今先务“莫若使甲兵不阙，盗贼不起，民不至无告，士不至失职”[53]，简而言之，就是“宿师树贤以扼其咽”[54]，其具体内容则包含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应在东南地区建立屯军与乡军相结合的军事防卫体制，“屯军以征戎，乡军以守备”[55]。朝廷以往不能有效剪除南方盗贼的首要原因是由京师发北兵征讨，以侬智高之乱为例，当时由京师派往岭南诸州征讨智高的将领，都是“乘驿会师，与士卒未尝相识，昏至晨战，挺身入贼”，毫无恩义以使士卒用命，结果“以侯伯富贵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远近之人闻见王师之败，皆以为贼军乃鬼将神兵，非人可敌，故兵刃未接而心胆已碎，遂“后败甚于前败”。[56]鉴于此，李觏认为今后若能“置军屯田，随便兴发”，同时以名将领之，“以骑战之法教之”，舍南军之所短，从北军之所长，则不仅所征必服、所讨必诛，即便“运之天下亦犹袵席间”。[57]
为了有效守卫东南，除置军屯田外，各郡县还应建立乡军，招募乡勇，并“明战阵之法以授之”，用训练好的乡军负责日常的捕盗守备工作。李觏指出，“爱亲戚，重财物”是人的天性，盗贼一来便杀戮其亲戚、蹂躏其田宅、掠取其金帛，故凡活人皆有战斗的决心，君主若能“因民心而利导之，既训练之，又将领之”，则不需赏罚而民皆“守战至死”。可是，本朝“自非方镇”以来，乡野皆无军目，“人不知武事，家不藏兵器”，于是寇贼一来如同“以袒裼之躯投饵于虎口”，寇贼已去而追捕之兵方至，既无所获又多劳弊。[58]然而，宋廷对东南乡军建设的轻忽，从庆历元年(1041)的一次军事政策调整中就可窥知一二，当年“诏京东西、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军”而放罢“江、浙、荆湖乡弓手”[59]。李觏反对这种军事政策，认为对乡闾的守备而言，宣毅远不如弓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一者弓手皆守令亲自拣选的强壮之士，而宣毅则是募人充数的驽怯之辈;二者弓手本是替公家服差役的良民，或家产富厚，或亲属众多，故知自重而不敢作恶，而宣毅则常以罪犯囚徒充数，他们无产业、妻孥之后顾，易于为非;三者弓手不脱离生产，“训练有时，团结有处”，散归田舍，不费军饷，而宣毅名额约十余万，每年耗费巨万;四者宣毅人数虽多，但徒有疲软之容、骄盈之气，本无战功却自称禁军，若失于抚循则心存怨恨，他日自为蝥贼亦未可知。因此，虽不必尽废宣毅军，但应“于不可去之中删其尤无用者，降隶于厢，既减资粮，且实役使”，同时把保留下来的部队分别驻扎于不同地区，以防止其朋比为奸。[60]此外，李觏还认为当州县官府不能组织乡军备御时，可以允许乡里富民置兵自防，待民兵几度试胜，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或擒拿的盗贼达到一定数量时，再对这些富民“授以某官，仍寝进纳之令，以一其志”[61]。应该说，在奉行强干弱枝国策的当时，这种主张确实是比较大胆的。
李觏并非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上述两个方面的备御策略都是他经过考察当时东南地区内州县、乡闾之间的真实御盗情形及所面临的现实难题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应对办法;而且，李觏自幼为学有余力就“读孙吴书，学耕战法”[65]，所以熟谙军阵之法和战略战术，这从他对侬智高之乱中敌我双方失策的分析中就不难看出。在李觏眼里，侬智高实无远略，不过是打家劫舍的跳梁小丑。侬智高的失策在于拖延日久，观其自邕州南下，“所过诸郡，突如破竹”，若能乘胜速战速决，“因其仓库，抚其民人，分留同恶，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实攻虚，直趋英、韶、南、雄以扼大庾，使江南之兵不得过”，则“虽广西兵来，而东路之势已盛”，由此整个广东都将成其囊中之物;然而，侬智高却只知肆虐逞暴，“夺人财物，烧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妇女”，又妄想占据广州以图长久之计，于是在“无馈粮、无外援”的条件下仍孤军深入，驻兵于坚城之下连月不去以待王师之至，如此焉得不败。朝廷的失策则在于急欲救广州，试图速与叛军决战，而不知深入主国的贼军粮食有限，“越月逾时，自当干死”，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坚壁清野以待之”，使贼军“求战则不听，欲走则无路”，待其军心涣散、力尽势穷之时，再严赏罚以进兵，则不难取侬智高之首级。[66]综观李觏关于国家战略的宏观设计和战阵对敌的微观策略，便知他对于备御东南之道的思考是全面和成熟的。
五、结 论
李觏是一位关切时局、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家，他身居江南草野，对于东南地区承平安逸的外表下所隐伏和已发的防御危机有着比同时代其他儒士大夫更真切的体会与感知，因而往往发常人所未发，言俗儒所不敢言。作为对所处历史环境的“意识反应”，他的东南战略论无疑准确地把握到了当时南北变迁的时代脉搏和发展趋势，与仍然瞩目西北地区御边战略的执政当局与世俗议者相比，尤显视角的独异性和思想的前瞻性。他晚年曾自诉这一理论之夙愿:“未知余年有几，唯未死间不逢乱贼，是所愿也。”[67]遗憾的是，李觏虽有经纶东南之志，却始终未能得君行道而无路以通，这就决定了其东南战略论对当时国家御边战略的选择不能有实际性的影响。事实上，重西北轻东南的国防观念直至南宋时仍是不容轻易颠覆的。如宋高宗欲迁都东南以避金敌，名相李纲极论其不可:“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则东南不能必其无事，虽欲退保一隅，不易得也。”(《宋史·李纲传上》)李纲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李觏也无意否认西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他只是力图提醒统治者东南地区的稳定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所以须及时扭转过度失衡的御边战略。尽管李觏的这一主张并没有获得当局的重视，但从历史的长远发展来看，这并不足以掩盖其东南战略论的思想光芒。
【注释】
[1]《告词二首》，《李觏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92页。
[2]李觏:《上孙寺丞书》，《李觏集》，第311页。
[3]《泸溪县新建泰伯公祠碑记》，《李觏集》，第575页。
[4]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20页。
[5]详见张春贵:《李觏政治思想研究——儒家功利学派在宋代的发展》，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137页。
[6]王溥:《唐会要》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27～1328页。
[7]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页。
[8]参见方铁、邹建达:《论中国古代治边之重北轻南倾向及其形成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册、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67、3099页。
[10]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1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册，第1037页。
[12]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3页。
[13]吴松弟:《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2～135、156页。
[14]欧阳修:《再论置兵御贼劄子》，《欧阳修全集》第4册，第1539页。
[15]欧阳修:《论沂州军贼王伦事宜劄子》，《欧阳修全集》第4册，第1509页。
[16]欧阳修:《论江淮官吏劄子》《再论置兵御贼劄子》，《欧阳修全集》第4册，第1503、1538页。
[17]欧阳修:《论京西贼事劄子》，《欧阳修全集》第4册，第1503、1537页。(www.xing528.com)
[18]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4页。
[19]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76页。
[20]李觏:《庆历民言·南略》，《李觏集》，第252页。
[21]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7页。
[22]李觏:《长江赋》，《李觏集》，第1页。
[23]曾巩:《请西北择将东南益兵劄子》，《曾巩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0页。
[24]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57～158页。
[25]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3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页。
[26]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7页。
[27]丘濬:《大学衍义补》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28]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31页。
[2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31册，第11141页。
[30]李觏:《长江赋》《富国策第三》《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1、142、317页。
[31]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7页。
[32]李觏:《长江赋》《强兵策第二》，《李觏集》，第2、159页。
[33]李觏:《长江赋》，《李觏集》，第2页。
[34]李觏:《庆历民言·南略》《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252、317页。
[35]李觏:《长江赋》，《李觏集》，第2页。
[36]李觏:《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21页。
[3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28册，第9833页。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5册，第1378页。
[39]李觏:《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21页。
[40]李觏:《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第323页。
[41]李觏:《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21页。
[42]李觏:《上孙寺丞书》，《李觏集》，第310页。
[43]欧阳修:《论盗贼事宜劄子》，《欧阳修全集》第4册，第1540页。
[44]李觏:《长江赋》，《李觏集》，第2页。
[45]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9页。
[46]李觏:《富国策第九》，《李觏集》，第153页。
[47]李觏:《强兵策第四》，《李觏集》，第163～164页。
[48]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7～318页。注:后来，王夫之所见也与李觏相合:“江南、蜀、粤之君臣，弄文墨，恣嬉游，其甚者淫虐逞而人心解体，兵之所至，随风而靡，宋于是乘之以有功。彼未尝誓死以守，此未尝喋血以争，……乃天下已收其八九”。(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6页。)
[49]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7页。
[5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7页。
[51]李觏:《庆历民言·南略》《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252、318页。
[52]李觏:《庆历民言·省盗》，《李觏集》，第251页。
[53]李觏:《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第325页。
[54]李觏:《庆历民言·南略》，《李觏集》，第252页。
[55]李觏:《强兵策第三》，《李觏集》，第162页。
[56]李觏:《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第323～324页。
[57]李觏:《强兵策第四》，《李觏集》，第164页。
[58]李觏:《强兵策第三》，《李觏集》，第162页。
[5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第3104～3105页。
[60]李觏:《寄上富枢密书》，《李觏集》，第318、319页。
[61]李觏:《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第326页。
[62]李觏:《寄上富枢密书》《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19、322、324页。
[63]李觏:《庆历民言·崇卫》，《李觏集》，第250～251页。
[64]李觏:《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21页。
[65]李觏:《上孙寺丞书》，《李觏集》，第311页。
[66]李觏:《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第322、323页。
[67]李觏:《寄上富相公书》，《李觏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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