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宇是河北省的著名诗人,他早年虽然研习书法,却以诗名世,诗名掩盖了书名。他曾任《诗神》主编多年,未到退休年龄就主动让贤,提前离开主编岗位,可见其德业。退休后,他重操书法旧业,书名鹊起,如今书名掩其诗名。旭宇书法造诣甚深,风格独特,深得书家赏识,广受大众热爱。旭宇的书艺继承了中国文人的优秀传统,将中国文化与书法结合起来,使其书法艺术弥漫着特有的文化气息,其书法善于将碑帖融于笔端,古意直追前贤,天机流露,洒脱清丽,诗人之风骨和书卷之气息,溢于行间,沟通南帖北碑,融汇方圆,形成了宽疏纵逸的新书风,并在书法理论上提出今楷理念,诸多艺术,皆有独创。
旭宇热心传播书艺,普及书法知识,或在培训班上讲授书法,或在长短文章中论述书艺,努力弘扬书法文化,热心教人学习书法。他在《后记》里说,“在我书房南窗下有一方桌,上有一座墨绿色顶戴黄冠的浑厚雅石,常成为友人们的谈资,两侧置两把椅子,来访者便在此品茗聊天,兴之所至,上溯老庄,下到现实,云高地阔,无有尽头。而本人年纪较长,朋友们又常请我胡侃,其间,因受友人启示,难免有些新意脱口而出,给友人些许感受。于是大家忽悠我将这些新意感受整理成文章,与众人同享。也正巧合,去夏《当代人》杂志增设谈艺版面,他们提出要为我设个调侃的所谓‘旭宇艺术大讲堂’专栏,每期刊发拙文两三篇,这给我出了难题,我已是年近古稀之人,眼花手拙,写这样的稿子,实在有点儿逼上梁山,可朋友却逮言‘将你聊天的内容整理出来不就行了’,这些艺术随谈,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炉了。”这些随笔妙文读之,不仅令人得到艺术熏陶,也得到诸多启示。因旭宇是诗人,其随笔偶谈也处处闪现着诗情画意。书中有一则《秋水》答词可以代表他的诗歌和书法观。他认为:“诗是无声的书法,书法是有形的诗。但归根到底,文学与诗是书法之本,是书法参天之树扎根之沃土。这就是我对书法与诗歌关系的理解。诗歌使人联想飘逸,直接艺术内核,书法则让人情感静雅,追求平和与高尚。写诗是为情感而写,搞书法也是这样,因为书写能带来愉悦,因为愉悦才去书写。书法有内在韵律,有起伏跌宕,张弛有序,黑白相间,有起首与结局,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构想,使书写成为一种诗的抒情,这就是诗意的书法。书法也需要诗的意境,需要弦外之音。诗有诗眼,它是诗歌最精彩部分,书法作品也有像诗眼一样闪光的地方,以提升书作的品味。诗书在构思、抒情达意等诸多方面是一致的,可以相互借鉴与促进。理解诗的美才能懂得书法艺术的美,也才能提高作者的境界与修养。唯善解诗意,善品书韵,方能化诗之美为书之美,写出东方神韵。”纵观中国书法史,历代历朝,真正的书法家都是著名的诗人,可惜到了当代,一些自诩为书法家的人,却不懂诗词,少有诗作,其书作多见匠气、俗气。不可思议的是,那些没有书卷气、粗俗不堪的书作也得到不懂艺术真味者的追捧。
旭宇曾说:“我往往在书写创作之前读一读古诗,以及现代的诗,或回味一下自己的诗,这样就使自己进入一种境界,一种诗的境界,一种审美的境界,进入一种高品位的享受。此时的书法创作追求也就成为一种高品位的语言。在我的书房有一件乾隆年间的古磬,我写诗或泼墨之前经常敲击一下,听一听其悠扬的声音。很多学人、朋友到我书房都敲击过这个古磬,那悠扬的声音能把你带入一种悠远、超然脱俗的意境情态,那种说不清的韵律使你与艺术之境合拍,进入一种微妙的创作之境。我说:诗书原本一体,同出心源,主要指一种‘禅’的状态。所谓禅境,也就是清虚之境,诗书创作的高境界就是要追求自己的作品进入一种清虚、清净的境界和状态。因此,我们就要少一些烦躁的心情,少一些市场创作的心态。在清虚、禅的心态下创作就完全是一种感性的发挥,写诗作书就会脱俗,就会和魏晋进入同一境界,进入同一条河流,就会产生好的诗作,好的书作。”旭宇的书法深受魏碑和晋帖影响,其人生价值观也颇受魏晋玄学影响。他认为,魏晋是诗歌书法诸多艺术在内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源头。当然,在魏晋之前也有文学艺术,但只是到了魏晋,文人们的艺术创作方达到自觉,达到对文人主体自我个性的发现和抒发,真正实现了写人、写人性,达到对人本性的观照。正如鲁迅所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也说:“晋人以虚灵的胸襟、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莹之美之意境。”晋人风神萧散,不滞于物,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表现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因此,其后的唐、宋、元、明、清无不是以魏晋为宗法的源头,古人讲:“不入晋格,终成俗品”。
旭宇首讲“古镜照神”之义。他认为,把古人作为一面镜子常常照自己,就会使自己“修养性情,品味有所提高,就会脱俗。”我们常常把古人的诗,把魏晋陶渊明、谢灵运的诗拿来读一读,拿王羲之的书法看一看,这就是“古镜照神”。魏晋就是一面镜子,经常拿古镜照一照自己,就会使自己的心态、书写语言达到一种清净脱俗之境。魏晋时代崇尚老庄思想,艺术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状态,既是脱俗的,又是性情各异的。书法史上魏晋时代最典型的代表作就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和《爨宝子碑》,它们的形态大不一样,但却是脱俗的,都是返璞归真的,它们形态虽异,但精神境界是一致的。晋帖是行草,魏碑是楷书,这是它们形态上的不同,它们处于几乎同一个时代,形态风格各异,但精神层面是一致的,是脱俗的,飘逸的,古朴的。魏晋文人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直抒胸臆,都是自我个性的自然流露与表现。旭宇曾说:“我往往根据书写内容确定书作形态特征,或作楷或作行草。或楷多一点,或草多一点。而在意境上致力于升华到魏晋境界。”(www.xing528.com)
旭宇给自己定位为一介书生,他是一个文人,不刻意创作,而追求性情的自然流露。我认为他的书法属文人书法,可贵之处是充满书卷气,不足之处是缺乏燕赵大地之豪侠气,偏于清弱。旭宇先生的书法好像江南士子在杏花春雨时抒写的诗篇,清润秀丽。旭宇大器晚成,其成功之道证明了书之妙道,先文后墨。书法者,文人之艺也。古之文人无不为书,书者无不为文人,书者不为文,只是书匠而已,难成大家。为文必读经史辞赋,深谙国学。书法能流传千年,绵延至今,乃以诗文锦绣为其里,笔墨才华为其表,秀外慧中,方称佳妙。唐人张怀瓘云:“论人才能,先文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苏东坡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诗书相融通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今人所谓继承传统者,唯规摹古人笔法而已,纵能毕肖,无书卷气,岂能得其神韵气格耶?
2010年2月26日黄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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