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棋书画是传统文人必备之技，可是到了现代，很多文人却没有掌握这些技能，擅琴棋不懂诗画或擅书画不识琴棋大有人在，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把琴棋逸兴视为封建余习，小资情调，为当代一些文人所不齿。进入新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讲究情调，对琴棋书画又重视起来了，有此技的文人被视为稀客奉上宝座，不少文人也趋之若鹜，“回头是岸”，纷纷弃文而染书画琴棋之习。
汪曾祺老先生善书法，喜绘画，这是其为文之余事，遣兴自娱。但因他的字画有相当功底，又加之写字绘画常有奇思妙构，向他求字画的人渐多，也成了有传统文人余习者的代表。汪曾祺对书画颇有研究和心得。他在《写字》一文中说：“写字，除了临帖，还需‘读帖’。包世臣以为读帖当读真迹，石刻总是形似，失去原书精神，看不出笔意，固也。试读《三希堂法帖·快雪时晴》，再到故宫看看原件，两者比较，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看真迹，可以看出纸、墨、笔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运墨’，‘纸墨相得’，是从拓本上感觉不出来的。但是真迹难得看到，像《快雪时晴》、《奉橘帖》那样的稀世国宝，故宫平常也不拿出来展览。隔着一层玻璃也不便揣摩谛视。求其次，则可看看珂罗版影印的原迹。多细的珂罗版也是有网纹的，印出来的字多淡淡发灰，不如原书的沉着入纸。但是，毕竟慰情聊胜无，比石刻拓本要强得多。读影印的《祭侄文》，才知道颜真卿的字是从二王来的，流畅潇洒，并不都像《麻姑仙坛》那样见棱见角的‘方笔’；看《兴福寺碑》，觉赵子昂的用笔也是很硬的，不像坊刻应酬尺牍那样柔媚。再次，只好看看石刻拓本了。”汪老发明以牙膏画梅是画坛一绝，我很欣赏汪老的字画，但又觉得其字画是文人字画而已。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这未免太武断。我想，汪曾祺之后会有更多的士大夫出现在中国，当今文人趋染书画之风正起，不少作家已称为书画家，传统文化正在复兴，说明21世纪是产生新士大夫的时代，而汪老应是连接新旧时代的一名中国士大夫。
汪老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文人，在不同时代他都能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文坛，不像他的老师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抱着不同政治思想，沈从文最后只能进入博物馆去搞服装研究。汪老写的《阿庆嫂》剧本大红于“文革”时期，而在新时代又写了很多美食文章，又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其趣大异。这是汪老习性之体现：“随遇而安”。汪老到了晚年，绚烂之后归于平淡，他喜写“万古虚空，一朝风月”。汪曾祺在《随遇而安》一文中说：“随遇而安不是一种好的心态，这对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是会产生消极作用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如受老庄思想的影响），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工作的动力，一是要证实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他历尽各种变化后的人生总结。所以，他曾写了一首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或时有佳兴，伸纸画芳春。草花随目见，鱼鸟略似真。唯求俗可耐，宁计故为新。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君若亦欢喜，携归尽一樽。”(www.xing528.com)
我曾读过汪老的一些小说和散文，总觉得他是江南才子，其文给人一种水灵灵的感觉，属于性灵派。有评论文章说，读汪老的文章感到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看似老妇叙谈，直白浅显，读后却如饮白水，清淡有味；如饮醇酒，清厚绵长。
2005年12月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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