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源远流长,从三千年前的诗经发展到当代的白话诗,川流不息,蔚然如海。中国诗人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对爱情吟咏不绝,而能流传下来的诗篇,也不外是诗经三百首、唐诗三百篇等,虽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的诗集传世,但真正能传唱到今的也不外千百首,诗以人传,人以诗传,这是相辅相成的,诗人能留一言半句诗于诗史上,算是万幸。
本书作者在《楔子》中说:“《诗心沧桑》的写作正是要和读者一起登临堆积着的古人建构,与历史共舞,发掘与品味文化的积淀物中那些获得了永恒的品性,并从中获得文化的滋养。”在中国的诗史上,一首好诗,不知有多少人吟诵品读。每一个朝代的人,对同一首诗有不同的解读法,而每一个人在其不同的人生经历中,读同一首诗又有不同的解读法。诗能解读吗?诗可以意会,难以言传。可是历代的诗评家,总想用语言文字去解读诗,可是有时越解读越糊涂,越解读越朦胧,诗就是这么微妙。每一首诗的诞生,应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诗人有感而发写成的,而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不同时代的人去解读不同时代诞生的诗篇,是难以讲得清楚的。然而,人性不变,心有同归,情感是人类所共有的,这就会产生共鸣。
庄锡华在《楔子》中又说:“人世沧桑,王朝轮替,始终传递着这样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无论你怎样抱怨,心怀不平,凡夫俗子的活动只能成为强者们施展其诸般风流本事的一个模糊的背景。项羽饮恨乌江,引来无数文人骚客的咏叹,然而又有谁去寻找并掩埋八千子弟的骸骨?”历史无情,记住的人往往是名人和英雄。有人说历史是公平的,我想从对待大人物与小人物来看,历史是极不公平的。不论是历史的记载,还是今天的社会现象,大人物总是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大人物永远被历史记住。而小人物,多如牛毛,物以稀为贵,小儿辈,谁看你一眼,不知有多少小人物消失在历史的尘土里。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总想留名于世上,都想芳名永留,这个世界就热闹起来了。人们为了争名夺利,不惜一切代价,纷纷趋奔,而到头来,只有寥寥几个人能留下芳名。古代圣贤有言:“立德、立功、立言”,才能留下芳名。当今社会要立德很难,而立功不容易,只有立言较易做到。庄锡华在《楔子》一文中表露了心怀,他要在前人的文化覆盖层上留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印迹。
庄锡华所解读的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多数为文化人)大多数都是我敬仰的,读后令我得到一次情操熏陶。在《读〈岳阳楼记〉有感》一文中,庄锡华说:“和人们一样,我对范仲淹的人品与一生业绩也是钦敬的。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个官僚,范仲淹的人生追求、做派确实可圈可点。他出身贫寒,幼时屡遭不幸,一度陷入三餐不继的绝境,却不为艰苦所动,将磨难当作砥砺人格的财富,力学成才,终于踏上仕途。他当官以后首先想的不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始终系念着天下苍生。立身庙堂,不时向皇帝递呈批评时政、贡献合理建议的奏章,谋国以患;主政地方,则兴利除弊,吊忧问贫,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卓著,口碑极好。用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标尺来衡量,范仲淹也确实称得上是成功的儒士。”在《苏轼悲歌》一文中,庄锡华说:“我们看到,苏轼的一生,总是逆来顺受,让朝廷贬来贬去,却不改初衷,对仕途风险感觉十分麻木,铁了心要一条路走到底,始终不急不躁然而又毫无把握地等待着。”“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大名鼎鼎的苏学士是一个天资聪颖、豁达大度的人,他学佛参禅,写了那么多出世的诗文,也曾劝人‘慎勿苦爱高官职’,仿佛清醒得很,岂能与俗儒对功名利禄的贪念同日而语?但是,追溯东坡一生,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位看起来幽默诙谐,貌似拿得起放得下的东坡居士,其实没有跳出三界之外,仍然是一个执迷于红尘的糊涂人。”“应该承认,苏东坡的内省世界其实也是相当矛盾的。有时候,他把世情看得很透,‘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我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很想寄情山水,让取之不尽、赏之不竭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娱目会心,疗治多难的宦游给他的身心留下的创伤,表面上欲与山水为伴,悠游林下。但内心里,他仍然是一个极想干一番事业,摆脱不了功名诱惑的儒生,终其一生,他似乎都在等待,期盼着朝廷的诏命。”在《吴县令袁宏道》一文中,庄锡华对中国官场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他说:“中国人做官的热情高,同儒家文化讲兼济、立功立德、流芳百年不无关系。要创造盖世奇功,自然是官做得越大越好。手中有了权力,才能调动社会的物力、人力,有所作为。当然,封建时代的官僚能以立功立德要求自己,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了,对于觉悟程度一般的普通人来说,渴望当官主要是受权力的诱惑。权力提供了满足各种私欲的条件,得到权力支持的人生是那样丰富多彩、有声有色。科举及第,曲江赐宴,雁塔题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入仕的好处一眼可见;做官之后,坐堂有人为他站班,出行有人为他开道,讲话有人为他喝彩,死后有人为他树碑。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让亲属也沾上光,这做官能不让人羡慕?渐渐做官便成了世人追逐的目标,人人都想往仕途上挤。其实,旨趣不同,官的当法、获益也迥然有异。以权谋私,当官自然成了一种绝美的差事。这样做官不仅风光,而且还能得到真正的实惠。然而,如果只是将当官视同为一般的职业,按照对它的定义为老百姓做事,还会有人对做官如此向往,趋之若鹜吗?要是境界还高一点,秉承先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教诲,兢兢业业,两袖清风,想当官的人肯定会大为减少。公忠谋国,鞠躬尽瘁,奋不顾身,这样当官,累人得很呢!至于忠而遭谤,信而见疑,被黜落,被充军,甚至被杀头的做官,那更会让人将仕途视为危途,避之犹恐不及,做这样的官,人们必须考虑一下自己的能力、兴趣、甚至勇气,问一问自己是否能够坦然面对仕途上险恶的遭际,在需要舍生取义的时候,能够慨然赴死,然后按照个人的性情、才能,能做者做之,不能者不做。以上这些想法虽然听起来有些怪异,但却得到了当过县令又辞官而去的袁宏道言论行止的支持。从袁宏道的一些信札及他的生平看,他对做官的人事确实与寻常人理解的做官不同。袁氏对立功立德并没有存着太多的奢望,对黄白之物也不十分贪婪,做官对他来说也是三百六十行中的一个行业而已,于是,能当就当,当不了就走,一切就那么简单了。”(www.xing528.com)
在书的结尾,作者写了一篇题为《中年随想》的文章,讲到买书防老,深中我的下怀,现录此段文字于此,以表激赏之心,也代表此时我的心情:“购书本身成了我对晚景的一种预期与况味”,“大约人一旦到了垂暮之年,不免会倚老卖老,好说古事,那就索性备下一堆古书”,“到时钻进去,用一段颇可珍惜的时间,将那古今之变弄个明白。这样的境界又岂止是读书,简直是在精心描画人生最后的圆满。”
2005年3月13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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