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人类学，从宽泛意义上是随着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20]，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则是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21]。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积极汲取国际教育人类学界的有益智慧。2012年，美国教育政策研究专家韦斯（Lois Weis）和社会心理学家法恩（Michelle Fine）合作撰文介绍了教育研究的“批判二元焦点”（critical bifocality）路径，以帮助研究者通过把握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从而能从经验研究意义上阐明全球、国家和地方变迁，并赋予当代教育及经济的可能性以意义[22]。中国教育社会学家李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批判三元焦点”路径，即教育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考查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种种融合和碰撞，更要审视‘宏观—中观—微观’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23]。上述这些理论对裕固族教育研究深具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以“教育人类学诸学科”为学科基础的新兴综合性研究领域[24]，大力发展以家庭、学校、社区和基层政府这些“中观”层面的社会行动者为中心的研究，才能为较为顺利地贯彻“批判三元焦点”研究路径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为裕固族教育研究赢得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使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种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生产与再生产能为全球知识共同体做出贡献。
从教育人类学的关系式思维和整体论视角出发，我们提出将打造双语家庭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思路和实践，对于过于拘泥于国家宏观政策梳理和合法性申述、不断重复碎片化地方实践之“困境-对策”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和濒危语言保护研究来说，不啻为一剂方法论意义上的清醒剂：研究者需要向公众描述和阐释真实的语言生活，特别是家庭、社区和学校等作为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社会机制究竟是如何运行并相互作用的。
裕固族聚居区家庭转用汉语的关键环节在于家长没有坚持用本族语言对子女进行教育，当家庭本族语言传承作为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机制不复存在时，裕固族语言很难摆脱濒危状况，甚至可以说走向衰亡只是时间问题。从目前的各种条件看，裕固族聚居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濒危语言保护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实验室”，尽管打造双语家庭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而且仅仅局限于打造双语家庭也是不够的，但是这种探索却是弥足珍贵和非常值得的。面向未来，一方面，我们需要直面并克服存在于裕固族语言文化遗产传承实践中各式各样的现实困难和隐性风险，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始终牢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所指出的，“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25]（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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